三年来首降！“金领”保代不香了？

曾经，高薪通道、优先晋升、风光的签字权、与企业高管一起敲钟、见证财富神话……这些令人向往的“金领”光环，让无数人挤破头都想成为券商保荐代表人（下称“保代”）。然而，如今这一职位的从业格局正在悄然发生变化。

2025年上半年，保代群体总人数已下降超300人，系近三年内首降。随着经济下行压力增大，IPO（首次公开募股）市场出现波动，监管政策日益趋严，券商投行业务量整体减少，对保代的需求也随之出现下降。

受访分析人士认为，投行业务的寒冬亦是转型的契机。当前，行业正在经历从“通道红利”到“专业价值”的深度洗牌。在此背景下，头部券商需发挥综合优势，引领行业发展；而中小机构则 应凭借差异化与敏捷性，以“小而美”的策略实现突围。

从业人数首次下降

根据中国证券业协会（下称“中证协”）从业人员管理系统数据，截至2024年底，证券行业登记的保代数量达8799人。而截至2025年6月26日，中证协网站上公示的保代数量共有8477人，相比2024年底已经减少322人，这也是最近三年保代人数首次呈现下降趋势。

中证协数据显示，2021年、2022年和2023年，证券行业登记的保代数量分别为7393人、7834人、8632人，整体均呈现增长态势。

近年来，“保代过剩”的声音时常响起，行业内人才供给与市场需求之间出现失衡。

市场环境压力加剧。最近三年，IPO低迷与并购重组业务萎缩。据2024年年报披露，仅31家券商在IPO业务中获得收入，其中12家头部券商占据了超80%的市场份额。多数中小券商的投行业务基本处于“无项目可做”的状态，导致保代闲置率上升、收入下降。在这种情况下，部分保代选择被动或主动转行。

投行监管政策从严。南宁学院金融专家、博士石磊在接受《国际金融报》记者采访时表示，目前，监管部门已全面实行“双罚制”和穿透式问责机制，对机构与保代个人同步追责。尤其是全链条惩戒体系和终身追责制度的建立，进一步强化了责任落实，倒逼保代在项目执行过程中严格把控质量，减少“带病闯关”行为，保代的执业风险显著提升。

盘古智库高级研究员江瀚在接受《国际金融报》记者采访时亦表示，近年来，证券行业的监管力度不断加大，对保代的执业要求和合规标准也日益严格，这可能导致一些从业者因不适应新规定而选择退出。

此外，保代队伍结构也在持续升级。石磊表示，目前保代的工作重心已从单纯的保荐上市，逐渐转向上市后的并购重组、财务顾问、董办等综合资本运作领域。这一转变促使资深保代向上市公司高管或者基金合伙人转型。

一位来自华东地区的保代透露，由于项目锐减、效益不佳等原因，他遭遇了裁员，目前处于离职状态，正在寻找新的职业道路。

寻求多元化发展

此前，对于投行人而言，考取保代资格标志着职业生涯的关键跃迁：从业身份升级为保代，随之而来的是项目签字权、可观的签字费、优先的晋升涨薪通道。

凭借多重价值，保代一度成为人才市场的香饽饽，券商常不惜重金支付高额转会费将其揽入麾下。

然而，随着资本市场的不断发展与成熟，对高端金融人才的需求结构发生变化，部分传统意义上的“金领”职位不再稀缺。

上述保代说，行业上行期，项目激增，券商争相招兵买马。而一旦步入下行周期，项目萎缩，扩张时吸纳的人员便沦为冗余成本，裁员往往成为首要举措。

面对紧缩的市场环境，越来越多的金融人开始涌向体制内。不少投行人士改行或寻求其他职业发展路径，如考公、赴上市公司任职等。

投行人士的职业生涯规划也更加多元化，对工作稳定性、发展前景等因素进行综合考量。江瀚认为，这种变迁现象也提示金融机构需要调整人才培养机制，以适应新时代下行业发展的需求。

2004年，保荐制度正式推行，IPO项目必须有保代的签字。彼时，投行人员需要通过证券公司才能报名保代资格考试，而且通过考试的难度较高。

“2020年保代资格考试的门槛降低后，通过的人数激增，但近年投行市场萎缩，保代薪酬也出现大幅度下降，再加上合规压力的叠加，产生了明显的落差心态。”石磊说，保代们也会结合自己的专业方向，考公、赴上市公司任职是应对行业周期变化的理性选择。

构建差异化能力

在监管趋严的背景下，保代将面临更严格的从业质量考验。

2024年9月，中证协发布《关于修订〈证券公司保荐业务规则〉的决定》，完善保代负面评价公示机制。在现行的A、B、C三类名单基础上，新增D类保代名单。

中证协网站显示，保代分类名单D类（暂停业务类）（下称“D类保代名单”）增至17人，其中9人为年内因被罚录入。

代表受到处分或监管措施的C类保代名单人数也有所增长。中证协网站显示，截至6月26日，保代分类名单C（处罚处分类）已有307人，其中2025年以来新增保代被罚案例54次，涉及券商机构达20余家。

在业内人士看来，投行业务已从“规模扩张时代”进入“合规精耕质量时代”。

针对投行的破局对策，石磊从三个方面展开阐述：

短期来看，应压缩低效的投行产能，聚焦北交所、并购重组等替代性业务，利用债券承销缓冲收入下滑。

中期来看，需构建差异化投行能力，绑定区域经济或垂直产业（如绿色金融、科创企业），并通过科技手段降本提效。

长期来看，应主动融入国家新质生产力、金融强国等战略，成为企业全周期资本服务伙伴，并探索国际化协同。

江瀚认为，券商要实现突围，需注重提升服务质量和技术水平，通过提供差异化、专业化服务来增强竞争力。一方面，积极拓展业务范围，比如探索绿色金融、科技金融等领域的新机遇，开发新的盈利增长点；另一方面，加强内部管理和风险控制，确保业务稳健运行的同时降低成本、提高效率。

本文源自：国际金融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