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办案员为搞清赵一曼身世谜，看了她2份遗书后，更加迷茫

1952年秋天，哈尔滨档案馆里，一群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工作人员正埋头翻查日伪时期的档案。这帮办案员肩上的任务不轻——为审讯日本战犯搜集证据。

就在这堆泛黄的纸张里，他们翻到了一份标着“特密第8853号”的档案。打开一看，两张手写的纸片掉了出来，上头写着“赵一曼”三个字。这不是啥普通的记录，而是她在牺牲前留下的遗书。

办案员本来想着，这下能搞清楚赵一曼的身世，可读完这两封遗书后，他们脑子里的问号反而更多了。遗书内容不太一样，一个直奔母子情深，一个却好像藏着啥身世线索，搞得他们越看越迷糊。

办案员发现遗书的那一刻

1952年，哈尔滨的档案馆可不是啥高大上的地方，就是个堆满老文件的仓库。那年秋天，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办案员接到任务，要从日伪档案里挖出能指控日本战犯的证据。他们翻了一堆文件后，注意到一份编号“特密第8853号”的档案。

翻开一看，两张纸片夹在里面，上头写着中文，署名是“赵一曼”。这可是个大发现，因为赵一曼的名字在那时候已经挺出名了，尤其是1951年电影《赵一曼》上映后，大家都对这位抗日英雄好奇得很。

这两张纸片就是赵一曼在1936年牺牲前写的遗书。办案员赶紧凑近了看，发现是写给她孩子的。第一封遗书提到她儿子叫“宁儿”，叮嘱他长大后别忘了她是为国牺牲的。第二封遗书也写给孩子，但内容不太一样，提到她是追随孩子父亲来到东北，还说父亲也死在东北。

这下办案员懵了——赵一曼的身世本来就有点扑朔迷离，现在这两封遗书一对比，信息对不上，他们反而更摸不着头脑了。她男人是谁？真有这么个丈夫跟她一块儿来东北？还是说这遗书里有什么隐情？带着这些疑问，他们决定接着查。

赵一曼原名叫李坤泰，1905年10月25日生在四川省宜宾县白花乡白杨嘴村。家里算是个地主家庭，父亲李鸿绪是乡里的医生，母亲兰明福管家务。

她排行老七，上头有六个姐姐俩哥哥。小时候家里条件还行，她8岁就进了家族私塾，学《三字经》《百家姓》这些传统东西。父亲思想挺开明，10岁时她就坚决不裹脚，这在当时农村可不常见。13岁父亲去世后，她更往进步思想靠拢。

1923年，她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4年在《妇女周报》上发表文章，署名“一超”，内容反帝反封建，挺有锐气。1926年，她正式入党，同年11月去了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学军事。

1927年9月，她被派到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学，在那儿认识了同学陈达邦。俩人志趣相投，1928年4月结了婚，1929年2月生了个儿子，取名宁儿。

1928年11月，她奉命回国，先在宜昌、南昌、上海干秘密工作。九一八事变后，她去了东北，投身抗日斗争。在东北，她干了不少大事。先后当过满洲总工会秘书、组织部长，还做过中共滨江省珠河县中心县委的特派员。

她组织过哈尔滨电车工人罢工，还拉起过青年农民反日游击队。1935年9月，她升任东北抗日联军第三军第一师第二团政治委员，带着队伍跟日军打游击，好几次立下战功。

可惜1935年11月，她为了掩护部队突围，大腿中了枪伤，被日军抓了。之后受尽酷刑，1936年8月2日被押到珠河县刑场牺牲，年仅31岁。临死前，她写下这两封遗书。

两封遗书分别写了啥？

办案员拿到这两封遗书，赶紧一字一句地看。第一封遗书是这么写的：“宁儿：母亲对于你，没有能尽到教育的责任。实在是遗憾的事情。母亲因为坚决地做了反满抗日的斗争。今天已经到了牺牲的前夕了。母亲和你在生前。是永久没有再见的机会了。希望你，宁儿啊。赶快成人。来安慰你地下的母亲。我最亲爱的孩子啊。母亲不用千言万语来教育你。就用实行来教育你。在你长大成人之后，希望你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而牺牲的。一九三六年八月二日，你的母亲赵一曼于车中。”

第二封遗书内容不太一样：“亲爱的我的可怜的孩子，母亲到东北来找职业。今天这样不幸的最后。谁又能知道呢。母亲的死不足惜。可怜的是我的孩子，没有能给我担任教育的人，母亲死后，我的孩子要继续代替母亲继续斗争。自己壮大成长。来安慰九泉之下的母亲。你的父亲到东北来死在东北，母亲也步着他的后尘。我的孩子，亲爱的可怜的我的孩子，母亲也没有可说的话了。我的孩子，要好好学习，就是母亲最后的一线希望。一九三六年八月二日。在临死前的你的母亲。”

读完这两封遗书，办案员脑子里全是问号。第一封挺直白，就是个母亲对儿子的嘱咐，提到“宁儿”，让她长大后记住母亲是为国牺牲的。

第二封却多了点东西，说她是来东北找职业，还提到孩子父亲也死在东北。这跟他们知道的赵一曼经历不太搭啊。她不是组织派来东北抗日的吗？怎么成了“找职业”？

还有这父亲是谁？是她丈夫陈达邦吗？可陈达邦没死在东北啊，后来还回了北京。难道她在东北还有别的男人？这信息一对比，办案员觉得这身世谜没解开，反而更乱了。

他们找来赵一曼的老上级何成湘问问情况。何成湘说，1933年赵一曼刚到东北时，组织安排她跟一个叫“老曹”的地下党员假扮夫妻，在哈尔滨干工作。后来老曹被叛徒出卖牺牲了，赵一曼才转到珠河游击区。

这么一说，第二封遗书里“父亲死在东北”会不会指老曹？可老曹只是假丈夫啊，孩子也不是他的。这下办案员更晕了，决定再找找线索。

追查遗书的来源

办案员想搞清楚遗书的来龙去脉，就找到档案的撰写者——日本战犯大野泰治。1952年底，他们跑到山西太原战犯管理所提审他。大野泰治一开始死不承认，可面对他自己写的档案，没法抵赖。

他交代，1935年11月，赵一曼在密林里被日军围住，大腿中枪被俘。她被押到他面前时，伤口还在流血，眼神却特别坚定。日军用钢针刺她伤口、拿烧红的烙铁烫她，还灌辣椒水和掺小米汽油，她愣是没说一句有用的话。

1936年，她被送去哈尔滨日军医院治伤，期间在护士韩勇义等人帮助下跑过一次，可腿伤没好，又被抓了回来。临刑前，她在押送火车上两次要纸笔，写了这两封遗书。

大野泰治说遗书是真的，但他对赵一曼的身世啥也不知道，只记得她自称是山东人。这明显是假话，办案员听完也没多大收获。遗书是真，可身世线索还是没头绪。

他们又回头看遗书，第一封提到的“宁儿”应该是她儿子，可第二封里“父亲死在东北”到底啥意思？他们怀疑赵一曼是不是故意写得含糊，怕敌人拿到遗书泄露啥信息。可这也解释不通啊，办案员越想越觉得这事儿不简单。

身世谜的破解过程

这事儿拖到1954年才有了突破。何成湘那时候在国家民族宗教事务局当局长，有天接待了个四川老乡，聊起一个叫李坤杰的女人在找她妹妹李坤泰。李坤泰三十年代初作为地下党员去了东北，后来就没消息了。

何成湘一听，觉得这李坤泰可能就是赵一曼。他赶紧跑去四川找李坤杰核实。李坤杰拿出一张照片，上头是个年轻女人抱着个小孩，长得跟赵一曼很像。何成湘一看，基本确定赵一曼就是李坤泰。

1952年时，上海已经找到一张赵一曼抱着幼儿的照片，是她同学郑双璧确认的。1956年，《工人日报》记者又在黑龙江档案和当地人口述里查到，赵一曼在东北被叫过“瘦李”。李坤杰通过赵一曼的同事联系上陈琮英——她丈夫陈达邦的妹妹。

陈琮英说，赵一曼的儿子宁儿真名叫陈掖贤，现在跟陈达邦在北京。原来1928年赵一曼回国前，把宁儿交给陈达邦的堂兄陈岳云养，后来跟陈家断了联系。陈达邦抗战后回国，1942年才找到陈岳云，知道儿子下落，但直到李坤杰联系上才晓得赵一曼是他老婆。

1956年，陈掖贤收到李坤杰的信，确认自己是赵一曼的儿子。他跑去四川跟姨妈李坤杰见面，拿到母亲遗书，哭得不行。他还在手臂上刺了“赵一曼”三个字，想永远记住她。

这下赵一曼的身世谜算解开了——她是李坤泰，四川宜宾人，丈夫是陈达邦，儿子是陈掖贤。第二封遗书里“父亲死在东北”可能是她故意误导敌人。毕竟陈达邦没死在东北，倒是老曹牺牲了，可老曹跟她没那层关系。

赵一曼的身世谜解开后，她的故事更打动人了。那两封遗书也不只是身世线索，更是她对儿子、对国家的交代。第一封是母爱，第二封带着点复杂的情绪，但核心都是希望孩子长大后继承她的意志。

她31年的短暂人生，全都献给了抗日斗争。哈尔滨给她修了“一曼大街”，宜宾建了故居和纪念馆。她写过一首诗《滨江述怀》，里头有句“未惜头颅新故国，甘将热血沃中华”，特别能看出她的信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