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万救护转运费事件反转：原来，不是“农夫与蛇”的故事

2.8万元的救护车转运费，让一场本应感激与善意交织的医疗故事，变成了“农夫与蛇”的现代翻版，很多人把矛头对准了病患家属，认为其得了便宜还反咬一口，怒斥其“恩将仇报”。然而随着细节的陆续披露，事件又将迎来“反转”。

一、“恩将仇报”？别急下定论

为弥补官方通报信息不足，现综合多方报道，还原事件详情如下：

（一）转院过程

1、今年4月4日，唐先生的孩子因心脏病入住江西省儿童医院（以下简称R医院）重症监护室。4月8日，孩子病情突然加重，情急之下，唐先生联系上海某医院并请求R医院协助连夜转运。

2、R医院同意转院，但因本院无符合跨省转运条件的救护车，经家属请求，诊治医生联系了赣医医院（简称G医院）的救护车。（注：唐先生表示没有人告知他该救护车是私人的。）

3、救护车司机到场后，提出转运费2.8万元，唐先生顾不得许多，当即应允，并现场支付了1.4万元（另外1.4万约定到达后再付）。R医院派出两名医护人员随车护送，并携带使用ECMO设备和药品。（这是官方通报说的，请记住设备是R医院的这一细节）

4、4月9日5时许，救护车到达上海医院（据测算，平均时速可达116公里），罗先生支付了剩下的1.4万元。经救治，孩子转危为安。

5、孩子病情稳定后，唐先生对2.8万车费（无明细，无发票，医保不报销）产生质疑，经咨询得知，“正规单位”救护车长途收费是13元每公里，那么此次转院怎么也达不到2.8万元，于是向卫健部门举报医院收费不规范。

（二）舆论发酵

6、事件经媒体披露后，引来一片哗然，不少人认为800公里距离、用了昂贵的ECMO、还有专业医护跟车，2.8万根本不算贵。而且医院帮忙联系救护车、积极支持转院、确保孩子安全，算是孩子的“救命恩人”也不为过，没想到罗先生还恩将仇报。

许多人还自发为R医院和主治医生买了鲜花，表示支持和慰问。

7、随着事态的发展，有人把唐先生一家的信息“人肉”了出来，还查出罗先生先后接受了孩子学校师生的捐款，并且在水滴筹上开展了募捐，所以孩子生病不仅没花钱，罗先生甚至还挣了将近5万元。

于是大量谩骂、骚扰信息涌向唐先生，逼得唐先生报警求助。

（三）家属澄清

8、针对网传信息，唐先生一家也在接受采访时，晒出医院账单（有发票的那块）回应：在江西治疗，总花费123335.69元，医保报完自掏84279.02元；在上海治疗，总花费308988.76元，医保报完自掏133880.89元。而且学校和水滴筹平台均派人调查核实过了，所有款项均用于孩子治疗，不存在挪用和“赚钱”。

对于争议最大的ECMO费用，唐先生拿着收费截图说：孩子4月5号就用了R医院的ECMO，一次性耗材费已交，每小时维护费是176元，途中并根本没碰过G医院的设备，所以那2万8里根本不含ECMO开机费和使用费。

二、“贵”不是问题，“不明不白”才是问题

表面上看，整个事件是由质疑收费“贵”引起的，但根源其实在于“没有明细、没有发票”这个操作，导致了后面的一系列争议。

800公里、13元每公里，G医院的正常收费应该是10240元。R医院随车护诊人员出诊费、ECMO设备及药品使用费，理论上应该R医院来收，而不能计入G医院的费用。

所以对于唐先生而言，G医院只是派了一辆车把人从南昌拉到上海，就收了2万8，质疑其收费不合理是正常的。

至于“恩将仇报”，也略显牵强。

——如果唐先生质疑的是主治医生、随车医护个人的话，那么肯定不妥，但如果他质疑的是医院，不管有没有问题（何况官方通报已经证实收费不合理），都是他的正常权利。

对医院来说，救死扶伤是本职，请不要硬往恩人恩情的道德层面靠，何况我看最大的恩来自于“钱”。

医疗，是一场人命关天的合作，不该让任何一方成为“道德人质”。

唐先生一家为了孩子的命，做出仓促决策，之后行使正当质疑权，合情合理；R医院在紧急时刻出手协助，尽心尽责，也应得到尊重；而G医院作为服务提供方，哪怕市场定价，也应依法依规，清清楚楚——如果它不愿透露“难言之隐”的话，这个“锅”只能由自己来背。

三、账单“不好写”，制度要补课

这场争议，不该止于舆论审判，更应唤醒制度警觉，从三个方面阐述：

一是私营医疗机构的收费管理。医疗机构收费显著不同于在菜市场买菜，在很多情况下，病人是没有选择的，以这起事件来说，如果G医院提了转运费10万，为了救孩子，我想唐先生也会支付，但你能说10万合理吗？但如果在制度上先建立公立医院有关服务的指导价，再明文约规定私营机构收费标准不超过指导价的150%，且收费内容必须明细，包括设备开机费、维护费、人员出诊费等等，那么双方都没有扯皮。

二是公立医院的内控管理。通报中说，R医院无符合跨省转运条件的救护车，但私营机构却有这个条件，令人难以理解，想必牵扯到市场利益分割，在此不作研讨。

然而可以肯定的是，类似跨省转运业务，私营医院是需要依托公立医院资源的，所以公立医院有选择权。建议针对此类服务，从资格门槛、服务质量、服务承诺、收费标准、定期考核等多层面，对本区域符合条件的私营机构进行招标，确定一家或几家合作单位，明示合作内容、收费标准，并每年或每三年重新招标一次。通过这种方式，将服务质量差、乱收费的机构排除在外，同时也化解了医生的尴尬与风险，保护了那些主动服务的医生，为患者提供优质优价的更好服务。

三是监管不能止于通报。本案中，卫健委虽通报“收费不合理”，但对为何G医院“没有明细、没有发票”，钱打到个人账户这些明显异常的行为没有解释说明，而“追责、整改、退费”这三样常规处置，只有退费一项，然后不了了之。

然而，只要调查细节不公开、收费“明细”不公开，就不能阻止公众往“利益输送”方面想（是不是里面有不可描述的“费用”？），从而对监管表示失望。

总之，只有信息公开，才能止住猜疑；只有规则透明，才能维护信任。这起事件揭示的不是个体的道德问题，而是医疗服务中仍存在的收费不透明、监管不给力等深层次问题。

面对医疗行业的特殊性、复杂性，必须从制度层面完善服务和监管，增强透明度和公正性，确保每一位患者的利益不受侵犯，维护医疗机构的良好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