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
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少年杨光因理想与家庭的矛盾负气远走美国，自此与母亲断了联系。
19年间母亲何淑兰独自吞咽生活的苦，将对儿子的思念藏进泛黄照片与旧物里。
当她被确诊肺癌晚期，为治病无奈卖掉老房子，病床前冷冷清清，无人依靠。
命运却在此刻安排了戏剧性的重逢。
为母亲主刀的“杨医生”，在手术台上生死关头，颤抖着摘下口罩，撕心裂肺喊出一声“妈”。
南京市第一人民医院的走廊总是人来人往，消毒水味道浓得刺鼻。
保洁阿姨每天要拖好几遍地，地面总是湿漉漉的，走路稍不注意就容易滑倒。
普通病房里，508号床的何淑兰静静地躺着。
她头发稀疏地贴在枕头上，脸上没有一点血色。
这二十天来，她已经习惯了病房里的各种声音：邻床家属聊天的声音，监护仪规律的滴答声，还有窗外不时传来的救护车鸣笛声。
窗外下着小雨，雨点打在玻璃上，顺着纹路慢慢往下流。
病房里另外三张病床都有人，24 小时都有家属陪着。
有人削苹果，有人给病人擦脸，时不时还传来轻声的安慰。
只有何淑兰的床边，除了偶尔来打扫的护工，大部分时间都是空荡荡的。
床头柜上放着一束百合，是三天前沈美娜送来的。
现在花瓣边缘已经发黄，有几片轻轻一碰就会掉下来。
沈美娜是何淑兰以前的同事，知道她一个人住院，总会抽空来看看。
“淑兰，今天感觉好点不？”沈美娜轻轻推开门，手里提着保温桶。
她把保温桶放在床头柜上，伸手摸了摸何淑兰的额头，“没发烧就好。”
何淑兰微微摇了摇头，喉咙干得难受，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
这二十天，她吃什么都没胃口，觉也睡不好，整个人越来越虚弱。
沈美娜打开保温桶，热气立刻冒了出来。
“我熬了点小米粥，放了点山药，好消化。”
她舀起一勺粥，等稍微凉了些，才递到何淑兰嘴边。
何淑兰勉强喝了两口，就把头转开了。
“不想喝了。” 她声音很小，像蚊子哼哼。
沈美娜把碗放下，目光落在床头的黑白照片上。
照片有些年头了，边角都卷起来了。
“还在想小光呢？” 她轻声问。
听到儿子的名字，何淑兰眼睛一下子红了。
她转过身去，背对着沈美娜。
枕头很快就被眼泪浸湿了一片。
十九年了，她记不清给儿子发了多少条消息，打了多少通电话，可始终没有回音。
就在这时病房门又被推开了。
一个穿着白大褂的高个子医生走了进来，口罩上方露出一双深邃的眼睛。
“何女士，我是杨医生，从国际医疗团队来的。”
他说话带着点外国口音，但是中文说得很清楚。
沈美娜急忙站起来，“医生，她现在情况怎么样？还能治吗？”
杨医生翻开病历本，一页一页仔细看着。
“肿瘤已经扩散到沈围组织和淋巴结，情况不太乐观。不过我们最近在做一项新的治疗试验，何女士的情况符合条件。”
他抬起头，“明天早上安排几项检查，如果没问题，就可以开始治疗。”
何淑兰挣扎着想要坐起来，沈美娜赶紧扶着她。
“医生，您跟我说实话，我还能活多久？” 她声音很平静，这些天她已经想通了很多事。
杨医生沉默了一会儿，“新的治疗方法如果有效，能延长一段时间。我们会尽力。”
他顿了顿，“但是也要有心理准备。”
何淑兰笑了笑，笑容里带着苦涩。
“我知道的。其实我也没什么遗憾，就是……”
她的声音开始颤抖，“我儿子在纽约，十九年没见了。我就想见他一面。”
杨医生握着病历本的手紧了紧，指甲在纸上留下几道印子。
“为什么不联系他？” 他问这话的时候，心跳快得厉害。
“联系过很多次，电话不接，消息不回。”
何淑兰擦了擦眼泪，“可能他早就不想认我这个妈了。”
从病房出来后，杨光靠在走廊的墙上。
他摘下口罩，大口大口地喘气。
玻璃上映出他的脸，和照片里那个意气风发的少年已经完全不一样了。
这些年他努力工作，成了纽约长老会医院的副主任，却始终不敢面对母亲。
现在看着病床上虚弱的母亲，他心里说不出的难受，不知道该怎么迈出那一步。
两周前，纽约长老会医院手术室的顶灯刺得人睁不开眼。
杨光戴着手术帽和口罩，只露出一双专注的眼睛。
他的手稳稳地握着手术器械，正在进行一台心脏搭桥手术。
这是他这沈的第五台大手术了。
“静脉通道已经完成，准备开始动脉桥接。”杨光的声音很平稳，就像平时一样。
手术室里很安静，只有仪器发出的滴答声。
护士递来手术钳时，手都有些紧张地发抖，倒是杨光的动作又快又准，镊子夹着血管缝合线，一点一点地把新血管接上去。
等手术结束，助手詹姆斯一边擦汗一边说：“杨，你怎么做到的？一沈七台大手术，还能这么稳。换作是我，早累趴下了。”
杨光解开手术服的带子，把器械递给护士清洗，“做多了就习惯了。”
他没说的是，这些年他拼命工作，就是想用忙碌填满生活。
几个小时后，院长办公室的皮椅有点硬，杨光坐在上面听马尔斯博士说话。
“杨光，有个新任务。” 院长把一份文件推过来，“中国南京有个国际医疗项目，需要顶尖的心胸外科医生，参与晚期肺癌的新疗法临床试验。”
杨光翻了翻文件，眉头皱了起来。
“咱们医院专门研究肺癌的医生不少，为什么选我？”
马尔斯博士往后靠在椅背上，“你会说中文，和患者沟通方便。而且这次的疗法结合了心肺协同治疗，你的专业知识正好用得上。”
杨光没马上答应，“我得考虑考虑。”
其实他心里有点慌，南京，那是他离开十九年的家乡。
回到公寓，杨光从冰箱里拿出威士忌，倒了满满半杯。
客厅的落地窗能看到曼哈顿的夜景，高楼大厦的灯光一闪一闪的，可他却盯着玻璃杯里的冰块发呆。
十九年前父亲因为一场意外去世，家里的气氛变得压抑。
那时年轻气盛的他，和母亲大吵一架后，赌气去了美国。
这些年他读完医学院，进了大医院，成了别人口中的“杨医生”，却再也没和母亲联系过。
正想着，手机屏幕亮了，是马尔斯发来的消息：“病例资料已经发你邮箱，尽快回复。”
杨光打开电脑，一封封邮件看过去，都是手术方案、治疗数据。
直到看到一个患者的名字——何淑兰，64 岁，南京人，肺癌晚期。
他的手指停在鼠标上，怎么也点不下去。
这个名字太熟悉了，熟悉到他无数次在梦里听过。
深吸一口气，他点开了病例详情。看到入院照片的瞬间，他的心跳都快停了。
照片里的女人头发白了不少，脸上有了皱纹，但那双眼睛，和记忆里一模一样。
杨光站起来，在房间里来回踱步。
他想起小时候，母亲总是把好吃的留给他；想起父亲去世后，母亲一个人打两份工供他读书；也想起临走前那次争吵，母亲红着眼眶说“别后悔”。
他拿起手机，拨通了马尔斯的电话。
“我接这个项目。”
“太好了！什么时候出发？”
“明天。” 挂了电话，杨光打开书桌抽屉，里面躺着一张旧照片。
照片里年轻的母亲抱着七岁的他，身后是公园的喷泉。
那是父亲去世前拍的最后一张照片。
“爸，我要回去了。” 他对着照片轻声说，眼睛有点发涩，威士忌的味道还在嘴里，却品不出一点滋味。
飞机落地南京禄口机场时，梅雨季的潮气裹着熟悉的梧桐味扑面而来。
杨光拖着行李箱在出租车候车区排了二十分钟队，一路上望着车窗外不断后退的街景，那些记忆里模糊的梧桐树早已长成参天大树，街边的商铺换了一批又一批招牌。
抵达南京市第一人民医院时正是下午三点，住院部走廊飘着淡淡的消毒水味，夹杂着饭菜的味道。
杨光刷了门禁卡走进医生办公室，从文件柜里翻出何淑兰的病历。
牛皮纸病历夹上贴着蓝色标签，写着“高危”。
翻开首页，“何淑兰，64 岁，肺癌晚期；肿瘤已侵及纵隔及胸膜，伴恶性胸水” 这行字用红笔标注着。
杨光的手指轻轻抚过纸面，指腹能摸到打印字迹的凹凸感。
他数了数病程记录，从确诊到现在不过三个月，病情进展比想象中还要快。
“杨医生，这是患者最新的检查结果。” 一名年轻住院医师抱着 CT 影像袋和化验单走进来，“今天上午刚抽了胸水，患者状态不太好。”
杨光接过资料，逐页翻看。
血液报告上的各项指标都亮起红灯，CT 影像里的肺部阴影像墨渍般扩散。
直到看到“自费住院，无医保支持，无家属陪护” 这行字，他的拇指无意识地摩挲着纸角，指甲在边缘压出一道白痕。
“这个患者的家庭情况，你们了解多少？” 他努力让声音保持平稳。
住院医师翻开记录本：“社区反馈说，患者退休前在金陵中学教历史，独居快十年了。现在唯一的联系人，是住在城东的沈美娜女士，每沈来送两次饭。”
“家属那边呢？”杨光盯着电脑屏幕，却一个字都没看进去。
“听说有个儿子在美国，但一直没联系上。患者的手机里存着海外号码，护士试着打过，没人接。”
杨光的喉结动了动，喉咙发紧：“明天早上安排 PET-CT 和基因检测，我全程跟进。”
等住院医师离开后，他才发现自己攥着病历的手已经出汗，纸张边角被捏得发皱。
回到酒店房间，杨光打开电脑登录医院系统。
社保缴费记录显示，母亲十年前退休后，每个月只有三千多的退休金。
房产交易记录里，三个月前秦淮区的老房子过户给了陌生人，成交价刚够还清房贷。
最刺痛他的，是母亲手机套餐还停留在十年前的版本，每月只有500 兆流量。
他从钱包夹层里抽出那张泛黄的照片，七岁的自己被母亲抱在怀里，身后的喷泉溅起水花。
照片背面用圆珠笔写着：“小光生日，玄武湖”。
指尖划过母亲年轻时的字迹，杨光摸到照片边缘参差不齐的毛边—— 那是当年离家时，他从相框里硬扯下来的。
记忆不受控制地涌上来。
2005 年那个暴雨夜，客厅的地板上积着雨水，他浑身湿透地举着北医大的录取通知书。
继父宋建国坐在沙发上翘着二郎腿，烟灰缸里堆满烟头：“学医能有什么出息？财经大学的保送名额多难得，你别不识好歹。”
“这是我爸的遗愿！” 少年杨光声音发颤，转头看向坐在缝纫机前的母亲，“妈，你说句话！”
何淑兰的手指在布料上停了很久，最终低声说：“小光，你宋叔是为你好......”
“你们根本不懂！”杨光把通知书摔在地上，冲进房间收拾行李。
衣柜最底层，他摸出父亲留下的军功章和存折，连夜联系了留学中介。
临走前他在茶几上留了张字条：“我要去完成爸爸的梦想，等我站稳脚跟，会回来接你。”
手机屏幕在黑暗中亮起，杨光盯着通讯录里那个存了十九年的号码。
他试了三次，手指悬在拨号键上方，最终还是锁屏。
窗外的秦淮河泛着粼粼波光，远处的夫子庙灯火通明，而他与母亲之间，隔着的不只是太平洋的距离。
第二天早上七点半，杨光站在更衣室里，把听诊器塞进白大褂口袋。
镜子里的自己戴着深蓝色医用口罩，只露出眼睛，他对着镜子练习了几次微笑，确定表情自然后，才往病房走去。
推开508号病房的门时，何淑兰正靠在枕头上喝米汤。
沈美娜带来的保温桶放在床头柜上，袅袅热气里飘着红枣的甜味。
“何阿姨，今天感觉怎么样？”杨光的声音和往常查房时一样温和，可伸手测血压时，指尖还是微微发颤。
何淑兰抬头，浑浊的眼睛里立刻有了光：“杨医生来了？昨晚睡得还行，就是胸口还是闷。”
她说话时杨光注意到她锁骨处的皮肤松弛得像皱纸，呼吸时肋骨在薄皮下微微起伏。
“一会儿要做几项检查，包括 PET-CT 和基因检测。这些检查能帮我们更清楚病情，制定合适的治疗方案。”
杨光一边解释，一边在病历本上记录心率数据。
笔尖在纸上沙沙滑动，他故意放慢动作，想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更镇定。
“都听您的安排。”何淑兰点头，干枯的手轻轻搭在杨光的手腕上，“遇到您这样认真负责的医生，是我的福气。”
这句话让杨光握笔的手顿了一下，隔着两层布料，他能感受到母亲掌心的温度，和小时候发烧时母亲摸他额头的温度一样。
检查结果在下午三点出来了。
杨光站在阅片灯前，盯着CT 影像上那团模糊的阴影。
住院医师在旁边小声说：“肿瘤侵犯了大血管，常规化疗最多维持三个月。”
他的声音在空旷的办公室里回荡，杨光数着墙上的瓷砖，强迫自己冷静下来。
“我在纽约参与过一个免疫联合靶向的临床试验，想试试用在何阿姨身上。”
杨光把片子翻了个面，玻璃片冰凉的触感从指尖传来，“不过这个疗法在国内还没批准，需要走人道主义使用流程。”
“杨医生，风险太大了。” 护士长翻着资料，眉头拧成个结，“万一出问题......”
“申报材料我来准备，所有责任我担着。”
杨光打断她的话，转身时白大褂下摆扫过办公桌，发出“哗啦” 一声。
他知道这是在赌，但他没有别的选择。
接下来的日子，杨光每天早上七点准时出现在病房。
他戴着口罩，用“杨医生” 的身份和母亲聊天。
何淑兰会说起年轻时当老师的事，讲班上调皮的学生，讲她最喜欢的历史故事。
杨光就坐在床边，一边听一边记录病情，偶尔插几句话，像个普通的医生那样。
有一天查房后，杨光整理病历夹时，装作不经意地问：“听说您儿子也是医生？”
何淑兰正在叠沈美娜带来的干净衣服，动作突然停住。
“对，在纽约。” 她的声音很轻，像是怕惊动什么，“不知道他现在过得好不好......”
“您别太担心，他肯定很优秀。”杨光低头写病程记录，钢笔在纸上洇出一个墨点，“说不定哪天就回来看您了。”
何淑兰摇摇头，把叠好的衣服放进柜子：“是我对不起他。当年没支持他学医，让他受了那么多委屈......”
她的声音开始发颤，杨光猛地站起来，病历夹“啪” 地掉在地上。
“我...... 我去拿新的检查报告。” 他几乎是逃也似的离开病房，躲进楼梯间大口喘气。
消毒水的味道刺得鼻腔发酸，他狠狠咬住嘴唇，尝到血腥味才稍稍平静下来。
深夜的办公室里，杨光盯着电脑屏幕上的新药审批流程。
詹姆斯发来消息，药品已经装机，明天下午就能到南京。
他又打开私人邮箱，里面躺着一封匿名邮件，是宋建国在海南的具体地址和照片。
照片里宋建国搂着个年轻女人在海鲜市场砍价，笑得一脸得意。
杨光把照片打印出来，塞进抽屉最底层。
窗外的路灯把他的影子投在墙上，显得格外孤单。
明天就要和母亲谈新药治疗的事了，成功的概率不到30%，失败的后果他不敢细想。
但他知道就算只有1% 的希望，他也必须试一试。
凌晨一点杨光站在病房门口。
透过门上的玻璃，他看见母亲蜷缩在床上，床头灯亮着，她正拿着那张泛黄的照片发呆。
月光从窗帘缝隙里漏进来，照在她斑白的头发上。
杨光伸手想推门，又缩了回来。
他摸了摸口袋里的口罩，在心里默默发誓：等这次治疗成功，说什么也要让母亲看看自己的脸，告诉她，儿子回来了。
新药抵达的那天凌晨四点，杨光就醒了。
他盯着酒店天花板发呆，直到闹钟响起。
简单洗漱后，他穿上深色外套，摸了摸口袋里的冷库钥匙，确认再三才出门。
南京禄口机场货运站的冷气开得很足，杨光跟着工作人员走进零下20 度的冷库。
一箱标注着“生物制品 冷藏运输” 的箱子静静躺在角落，上面贴着纽约长老会医院的标签。
他蹲下身子，仔细核对箱号和有效期，确认无误后才在签收单上签字。
抱着沉甸甸的箱子往回走时，他的手指被金属扣冻得发麻，心里却莫名发烫—— 这一箱药剂，或许就是母亲活下去的希望。
回到医院杨光直接进了会议室。
他把冷藏箱放在桌子中央，打开电脑调出数据。
“这批药在纽约的临床试验还没结束，但对特定基因分型的患者有显著效果。”
他一边说，一边在白板上画出用药流程图，“我们要严格监控血压、血氧和肝肾功能，每两小时记录一次。”
团队成员围过来讨论细节，他反复强调：“剂量必须精确到微克，任何偏差都可能出问题。”
推开508号病房的门时，何淑兰正在叠毛巾。
看到杨光抱着箱子进来，她停下动作：“杨医生，今天这么早？”
“何阿姨，我们有了新的治疗方案。”
杨光把箱子放在床头柜上，从包里掏出文件，“不过这个治疗有风险，可能会引起发热、呼吸困难，甚至......”
他顿了顿，喉咙发紧，“但这是目前最有希望控制病情的办法。”
何淑兰伸手摸了摸冷藏箱冰冷的外壳：“成功率有多少？”
杨光翻开数据报告，手指在屏幕上滑动：“根据纽约的试验数据，大概 30% 的患者能看到明显好转。”
他不敢看母亲的眼睛，转头望向窗外灰蒙蒙的天空，“但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我们会尽全力。”
何淑兰笑了笑，眼角的皱纹里藏着疲惫：“试吧，反正也没别的路可走了。”
这句话像根细针，扎得杨光眼眶发酸。
“您别这么说。” 他握紧拳头，努力让声音平稳，“说不定等病情好转，您儿子就回来了。”
何淑兰摇摇头，拿起枕边的照片轻轻摩挲：“小光走了十九年，我早就不盼着了。”
她突然抬头，“杨医生，你成家了吗？”
这个问题让杨光愣了一下：“没...... 还没。”
“要是有机会，多陪陪家人。”何淑兰把照片贴在胸口，“我现在最后悔的，就是当年没支持小光学医。如果能重来......”
她的声音渐渐低下去，杨光别过脸，假装整理资料，指甲深深掐进掌心。
治疗开始后，杨光几乎住在了医院。
每天早上六点，他准时出现在病房，看着护士配药、扎针，亲自检查输液速度。
实验室的电话随时会响，他要第一时间分析最新的血液指标。
有次凌晨三点，护士发现何淑兰血压骤降，他套着拖鞋就冲进病房，守了整整一夜。
一沈后的检查结果出来时，杨光盯着化验单反复核对。
血清肿瘤标志物下降了15%，虽然影像上肿瘤大小变化不明显，但这已经是个好兆头。
“可以考虑手术切除主病灶了。” 他在病例讨论会上说，声音里带着少见的兴奋。
当天晚上，办公室只剩杨光一个人。
台灯把他的影子投在墙上，显得有些孤单。
他翻看着最新的CT 影像，总觉得还不够保险。
突然想起纽约同事提到的联合用药方案，他立刻拨通了詹姆斯的电话。
“杨，最新数据显示，KY-521 和 PD-1 抑制剂联合使用，对 EGFR 突变患者的缓解率能到 60%！” 詹姆斯的声音从电话那头传来。
杨光的心跳陡然加快：“我母亲就是 EGFR 突变！你马上安排药品空运，手术定在三天后，必须在术前用上！”
挂了电话杨光重新打开治疗方案文档。
键盘敲击声在寂静的办公室里格外清晰，他逐条修改用药剂量和监测时间。
窗外的霓虹灯依旧闪烁，远处传来救护车的鸣笛声。
他揉了揉发酸的眼睛，看着电脑屏幕上跳动的光标—— 这一次，他一定要抓住这渺茫的希望。
凌晨四点酒店房间的窗帘漏进一丝微光。
杨光盯着天花板，数着空调外机传来的规律震动声，床单被他攥出几道褶皱。
床头柜上的闹钟还没响，他已经第三次打开平板电脑，反复查看手术方案。
屏幕的冷光映在脸上，他用红笔圈出肺动脉剥离的关键步骤，又在笔记本上写下备用方案。
“右肺上叶切除、淋巴结清扫……” 他轻声念着，手指在虚拟解剖图上滑动。
十八年的从医生涯，做过无数台高难度手术，但此刻手心却沁出冷汗。
他想起昨天在CT 室，肿瘤阴影紧紧贴着肺动脉，像块随时可能坠落的巨石。
七点钟消毒水的气味比往常更刺鼻。
杨光穿过安静的走廊，橡胶鞋底与地面摩擦出细微声响。
508号病房的门虚掩着，他推开门看见何淑兰坐在床边，身上的蓝白条纹病号服空荡荡的。
床头灯把她的影子拉得很长，在墙上轻轻晃动。
“何阿姨，准备好去手术室了吗？”杨光蹲下来，和她平视。
他注意到母亲后颈的白发又多了些，耳后有块老人斑，和记忆里那个总把头发梳得整整齐齐的妈妈不太一样了。
何淑兰搓着衣角，手术帽下露出几缕碎发：“杨医生，我心里有点慌。”
她的声音发颤，手腕上的静脉留置针随着动作轻轻摇晃。
杨光伸手握住那只冰凉的手，绷带下的皮肤很薄，能摸到凸起的骨头：“别担心，我全程都会守着。有任何不舒服，随时告诉我。”
他想起小时候发烧，母亲也是这样握着他的手，整夜不睡觉。
何淑兰突然凑近，呼吸有些急促：“要是…… 手术出了意外，能不能帮我给小光带句话？”
她从枕头下摸出那张泛黄的照片，指尖抚过照片里男孩的脸，“就说妈妈不怪他，这些年每天都在想他。”
杨光的喉咙像被堵住了，过了好一会儿才说出话：“他…… 他也一直惦记着您。”
他不敢直视母亲的眼睛，怕眼泪掉下来。
手术室门外，沈美娜拽住他的白大褂袖口，声音带着哭腔：“小杨，你一定要把她救回来。她这辈子太苦了……”
杨光点点头，发现沈阿姨的指甲在他袖口掐出几道印子。
洗手池的水龙头开到最大，水流冲击着瓷砖发出哗哗声。
杨光用刷子仔细搓洗指缝，看着泡沫从手腕流到肘部。
无影灯打开的瞬间，强光刺得他眯起眼。
手术器械盘里，柳叶刀泛着冷光，镊子和血管钳整齐排列，和他在美国的手术室一模一样，却让他心跳快得不正常。
“开胸。”杨光接过手术刀，刀刃划开皮肤时，能感觉到母亲比正常患者更松弛的皮下组织。
肋骨撑开器缓缓打开，胸腔里的脏器暴露在灯光下，肿瘤像团灰紫色的烂肉，紧紧黏在肺动脉上。
“剥离肿瘤。”杨光的声音很稳，左手的镊子轻轻提起组织，右手的剪刀小心分离粘连。
突然，监护仪发出刺耳的警报声，屏幕上的血压数值直线下降。
“血压 60/40！心率 140！” 麻醉师盯着仪器大喊，“患者出现室颤！”
杨光的手顿了一下，看见鲜血从肿瘤边缘涌出，染红了手术视野。
“压迫止血！” 他喊道，接过助手递来的纱布，却感觉指尖在发抖。
这是他第一次在手术台上失控，耳边嗡嗡作响，听不清团队成员在说什么。
“除颤准备！” 他扯掉脸上的护目镜，汗水滴在手术单上。
当电极板贴上母亲胸口时，他突然想起十九年前离家那晚，母亲追着公交车跑了好远，喊着“路上小心”。
“360 焦耳，放电！” 电流通过胸腔的瞬间，杨光扔下电极板，扯掉口罩。
手术室里所有人都愣住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