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三家分冀之后,三地政治、经济、文化、民生方方面面都出现了巨大落差,同一片天空下所衍生出的种种差异,印证了孔圣人那句“不患寡而患不均”。不过,放眼长远,京津冀必须要崛起,城市格局也注定要重新大洗牌。
一、大国需要大首都
首都是北京,这是妇孺皆知的事情。可又有多少人能意识到,津冀都属于京畿重地这一层属性。北京是狭义上的首都,京津冀是广义上的首都。脱离了首都及京畿的这个大前提,一切有关京津冀的讨论,都会成为空中楼阁、无本之木。自从周朝起,中国便有王畿之地,毕竟中国国土广袤,没有强大的广义首都,中央无法统摄全国。京畿之地为拱卫首都而存在,也即为了拱卫中央政府而存在。所谓拱卫,举个直接的例子来说,当突发天灾人祸,偏远地区同中央联系中断时,中央政权需要依赖京畿的供给来保证基本盘稳固。所以,首都不能弱,京畿也不能弱。网络上一直存在着一种错误观点,三家分冀尤其是津冀分家,是为了避免首都被河北地方包围,这可谓是滑天下之大稽。如果首都需要提防京畿,中央政府需要提防着理论上的基本盘,那就只有政局动荡、诸侯割据一种可能。
二、三家分冀,特定时代背景下的选择
至少,以河北人的视角来看,京津冀三地的位阶高低层次分明,一如三家的汉语拼音jingjinji逐级递减。位阶的高地,决定了资源分配,也产生了三地断崖式发展落差。三地如此程度的发展不均衡,在明清600年历史上都极罕见。究其根本原因,是传统我国从传统农业经济转型的特定时期,造成的阶段性后遗症。时至今日,中国的城乡差距问题都依旧突出,城市和乡村的发展差距都迟迟未能弥合,更何况建国初期,国家处于一穷二白,城市和乡村的发展状态必然是断崖式的。当国家亟需发展工业,但发展工业的资源有限时,显然从现实角度考量,国家的选择只有一个,便是将有限的资源投入到具备工业基础的城市,如此才能让效益最大化。
当新生的共和国从农业国向农业国转型的时候,作为首都的北京必然要优先发展,而天津作为有工业基础的大城市也享受到了优先发展的待遇,而河北整体上相较两地,农业的底色更为浓厚,工业发展的基础也更薄弱。于是,在国家的经济转型期,首都及京畿地方出现了一个巨大的城乡二元结构——京津是城,河北是乡。河北为京津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甚至可以说是巨大牺牲,一如其他乡村支援城市。没办法,国家的发展程度达不到,京畿之地履行自己拱卫首都的责任,也只能以这种近乎壮烈的剧本走剧情。
三、河北,大首都不得不补的短板
首都北京边上,只有堪堪一个相对亮眼的天津,这是无论如何撑不起拱卫大国首都京畿重地责任的。但是,改变这个现实,需要国家的发展到达一定高度,只有国家拥有相对足够的资源来发展京畿,而非不得不在首都和京畿之间舍一保一的时候,首都和京畿重地的关系才能走上正轨。所以,在可预见的未来,作为京畿之地的河北必须要发展,而且是大发展,因为国家需要河北成为合格的京畿之地,担起拱卫首都责任,才能补齐大国大首都的最后一环配置。
四、京津冀城市格局必将大洗牌
其实,搞清楚京津冀的关系,本质上是首都和京畿的关系。就能明白,京津冀的城市格局大概会怎样发展。自然,离首都近的城市会优先脱颖而出,譬如保定。保定自元代得名,取“保卫大都,安定天下”之意。一直到清末,保定都是一座不容小觑的城市,在元明清三代,保定的辉煌证明了,保定才是京畿中拱卫首都的第一带刀护卫。反观之下,天津的崛起更像是个偶然,侵略者从海上而来,攻破清帝国首都北京城,顺带将天津划为租界。此种机缘巧合下,天津赶上了工业时代、海洋经济时代。但是,当国家政权稳固,经济发展不再依赖学习、引入外力,而是来自国家的内生动力的时候,靠外力起家发展的城市受到的影响会比较大,而与国家内生发展息息相关的城市会重新崛起。
所以,但凡看看历史,知道保定在历史上的定位和地位,也能明白雄安到底意味着什么,至少对于保定而言,是意味着大保定的发展轨迹,在回归作为首都北京第一带刀护卫角色的路上。当然,保定的复兴,至少会影响两座城市,一是作为河北省会的石家庄,二是当下第一带刀护卫的天津。蝴蝶的翅膀已经扇动,京津冀大地上的巨大变化正在酝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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