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女房东一下暴雨就溜进我出租屋,手段不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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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离开深圳已经多年,我时常还会想起那个深圳房东,一位长发及腰的女孩,她给我印象极深。女房东看着瘦小,但她的胸脯不是一般的高,高得与整个人不成比例,以至于见过她的人,都会担心她走太快会容易往前摔倒。

那年我高中毕业,十七岁,手不能提肩不能挑,父亲摇摇头找亲戚借钱,按照电视广告上的地址,将我送去从石家庄北方汽车专修学院。半年多时间一晃而过,我依旧没能如他所愿,找到可干的事,但我已然十八岁了。

虽然心中有诸多不甘,但在父亲面前所表现的,却更多是与年龄极不符的敏感与沉默。当父亲连着几晚唉声叹气难以入睡时,我便知道我不能接着在家吃了睡睡了吃。我短促说出想去深圳的话,父亲似乎并不意外,只说了句你想好就行,便出门了。晚上回来,他递给我一千块钱。

临行前夜,我收拾背包,父亲在一边小声嘀咕,并用铅笔在纸上写着“大姑两万,小姑三千,大舅三万……”我知道那是这些年父母治病和我上学所借的外债,大约十三万多。我接过纸条,与一千块钱一起,卷进背包最底下的衣服。

刚到深圳,我给自己定了三年计划:找一个“包吃包住”的工厂,好好干,把家里的贷款还完。结果计划执行的第一年就出了意外情况,让我不得不做出一个重大调整。

公司“包住的”宿舍,靠墙放两排锈迹斑斑的上下铺,总共住了十个人,加上角落那个放私人物品的铁皮柜,宿舍几乎再无多余空间。十个来自五湖四海的大男人,作息与个人卫生习惯,都带着各自深深的生活印迹,令我几乎无从适应。



我上铺的哥们,白天拖着肥大的腹部活力无限,晚上挨着床板就鼾声如刀,不是那种常见低沉粗壮的呼噜,而是那种尖利的、仿佛口哨一样的呼啸。对面铺的兄弟,则是个骨灰级的“夜猫子”,加班后别人都快散架,他却要在外溜达。回来后开柜子取东西,放水洗漱,叮叮咣咣稀里哗啦,把自己从头洗到尾,再把衣服从里洗到外。洗到兴奋处,还常常要引吭高歌。

我自小睡眠极浅,每晚在卧谈会中便早早爬上床,痛苦地闭着眼睛,好不容易找到一丝若有若无的睡意,总被凌空砸下的尖利鼾声、半夜的脚步声、水声、歌声惊吓得无影无踪。

上铺的呼噜哥,虽然鼾声起时让我杀他的心都有,但清醒时我们有着革命同志般的深厚友谊。因为他的胸怀如同他的肚皮一样硕大,他每天也为影响我入睡而深深自责,还和我一起研究对付自己的方法。捏鼻子,打脸,踢床板,他都让我尝试过,甚至还为了让我半夜叫他不必起床,从车间找了木条放在我床头,让我在他鼾声起时不起身就能用木条敲他。只是每次我打他的手尚未放回被窝,他的第二轮鼾声早已劈头砸下。事已至此,我亦不好再多说……

其余室友更是各有特色,看我每晚不住叹息辗转反侧,有时忍无可忍地咳嗽示警,他们先讥讽嘲笑,后渐渐都视而不见听而不闻。

几个关系好的工友,都劝说我早点租个房子搬出去住。我不是没有想过这个办法,可想过之后我还是默默忍受。处里我的工资到手后是两千,可我每个月都能变戏法一样给家里转一千六,可见包吃包住对我多么重要。公司对我们没有任何房补,出去租房,我每个月再怎么精打细算,也得少给家里寄八百元才行。

长期的睡眠不足导致我出现许多问题。敏感多疑,心悸健忘,耳朵里面常常会出现钟鼓齐鸣的声响,整个人白天恍恍惚惚。



万般无奈,我只得在鹤洲村找了个小单间,四百一个月,不包水电,拉网线加五十块钱。房间还不算太小,一张床之外,有足够的空间摆放个小桌子,还带着一个光秃秃地只有一根晾衣杆的小小阳台。

楼下招租的纸壳上,用堪比三甲医院主任医师签名的字迹写着“厨卫齐全”,我在单间转了几圈才在房东的指点下看清了“厨卫”:其实就是一个窄得几乎只够人转身的小隔间,一边的墙上悬空突出一个灰色的瓷砖台子,是为“灶台”——只能放一个电磁炉。旁边是水龙头和洗漱池,挨着水池不到半米远的地上,是一个蹲便池。

那是我平生第一次见广东农民房,厕所几乎挨着灶台,不禁目瞪口呆。两个人同时进去就挤得转不开身的狭窄空间里,五步之内便可完成一趟五谷轮回,厨卫之间,气息相通,色味相闻,一切都简单粗暴。

但我不需做饭,瞬间心里轻松了不少。年轻的女房东立即捕捉到我表情的细微变化,适时地插进话来:“到楼下填个单子,交完押金,明天你就能搬进来了。”

她说的楼下,其实是楼梯拐角处一个比我刚看的那个“厨卫间”大不了多少的狭小空间,里面一个狭小的单人床,两只塑料凳子,一张书桌,四面的墙上如同蜘蛛网一样扯满了网线,路由器的小绿灯在密密麻麻的网线森林里,如鬼火一般一闪一闪。

房东弓着身子在书桌抽屉找单子时,我只能暂时站在小房间门口,因为只要往前半步,我就会贴到她身上了。填好单,交了押金,她从墙上取下一把钥匙给我:“只有一把,没有备用,如果丢失扣三十元。”她似乎看出了我有所怀疑,补充了一句:“租房人太多,转来转去最后就剩一把钥匙了。”

那天在城中村小房间,清晰地看到我人生第一位房东的容貌时,我心中就有种怪怪的感觉。她比我矮一个头,整个人可以总结成两个字:黑,瘦。一般瘦的女孩都给人一种轻巧的感觉,她却瘦得刚硬又很有质地,让人忍不住想到某种高密度的金属。她的脸在这黑瘦中,显出了令人望而生畏的凌厉感,小眼睛非常能捕捉细节。

在我心思飘荡的瞬间,她又问了我一个问题:“你确定不拉网?才五十块钱一个月,网速可快了,看电影不卡的。”我愣了一下,说不了吧。水五块钱一吨,电三块钱一度,加上水电,每个月已经要支出六百了。

收好押金条,我准备回宿舍度过我“公司包住”生涯的最后一夜,房东又对我说:“房子现在已经交给你了,钥匙你得带好。你要放我这也行,放心,我不会再进去的。”

我愣了一阵,把钥匙放下了。只是回来的路上,怎么也没明白,她为什么反反复复强调她不会再进房间里去?

人与人之间的相处挺奇怪,住宿的日子,我和大家相处极不愉快,当得知我即将搬走,这些大大咧咧的家伙却都主动来送我。整理东西,呼噜哥全程没让我插手。用他自己的话说,他出道多年,住过数不清的城中村,搬过数不清的家,整理东西打包,在行。而我,件件事不得要领还碍手碍脚。

夜猫子兄听说我要搬了,一笑泯恩仇,先是提出一定要帮我搬东西,然后又从柜子拿出一个旧烧水壶说:“兄弟,这里面不给用,出去一定用得上!”我全部家当少得不值一提,一包衣服,被褥、凉席,一个装着衣架拖鞋的塑料桶,一个放着牙具、毛巾和洗衣粉的脸盆,三个人一趟便搬完。

我在房间打扫时,呼噜哥又回了趟宿舍,拿来了他一直藏在柜子里的灶具、隔壁宿舍准备扔掉的两个塑料凳子,还有我们之前修理架子床的钳子、螺丝刀、几圈用剩下的铁丝和一条粉色的旧床单。明明放行条刚刚已经被保安收走了,我不知道他用了什么手段拿出了这一堆。更让我瞠目结舌的是,他很快变戏法一样把床单变成了简易窗帘,还朝我挤眉弄眼:“一个人,也是有点小隐私的哦。”

夜猫子兄也“噔噔”冲下楼,回来时一只手提着挂面、鸡蛋和西红柿,一只手提着六瓶啤酒、一大包凉拌菜和几包花生米。



这一晚我们都说了很多话,说到了很晚很晚,他俩才依依不舍地回去了。期间,黑瘦的房东站在过道探头探脑看了两次。

搬家的第二天休息,却赶上整天都在断断续续下着大雨,这其实是深圳最司空见惯的天气。但因为缺乏住在外面的经验,我没来得及买足够大的伞,回出租屋的路上,狼狈不堪。

一路小跑,我进门第一件事就是冲进洗手间,把湿透的衣服脱下来。就在这手慌脚乱之间,我发现了一个让我瞬间紧张的情况:房间里的东西被人动过!

我放在便池旁的水桶不见了,水龙头下面的脸盆也不见了,甚至昨晚堆在“灶台”下还没来得及扔掉的一次性碗筷、六个啤酒瓶也不见了!我吓了一跳,顾不上身上滴着水,赶紧出来检查房间的东西——床铺一切正常,但我原来放在靠窗这边墙角的衣服袋子,被放在塑料凳子上,移到了靠床这边,而塑料凳原本是随意放在床前的,我刚刚在洗手间找的脸盆和水桶却放在原来衣服的位置……

大概看了一遍,除了垃圾似乎什么也没少,我知道其实也没有值钱东西,但这一屋子的景象,还是让我害怕和慌乱,似乎有人可以进出这个房间,还把我所有的东西都动了一遍。

我慌不择路地冲到一楼找房东,黑瘦的女房东和一个年轻的小伙子并排坐在那个狭小的床上对着一个写满字的本子谈论着什么,听到我惊慌失措叫喊,两个人一起看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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