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岁打工妹自述:在鞋厂那2年,为了生存,没有一个女员工遭得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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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夜,鞋厂的车间早已寂静无声。

只有角落里那盏昏黄的白炽灯还亮着,灯下,一个瘦弱的身影仍在埋头苦干。

林美芳(阿芳)觉得自己的眼皮重得像挂了铅块,手指头又麻又胀,几乎失去了知觉。

缝纫机单调的“哒哒”声,是此刻唯一陪伴她的声音。



又是加班。

这个月已经是第十五个加班夜了。为了那点微薄的加班费,为了能多寄几块钱回家,她不敢有丝毫懈怠。

空气中弥漫着刺鼻的胶水味和皮革味,熏得她头昏脑涨。

终于,最后一双鞋面在她手中完成。阿芳长长地吁了口气,感觉整个骨头架子都快散了。

她揉了揉酸痛的脖子,站起身,准备去水房简单冲洗一下就回宿舍。宿舍那张硬板床,此刻是她最向往的地方。

寂静的厂区走廊,只有她一个人的脚步声在回荡,显得空旷又有些瘆人。

突然,前面管理办公室的门缝里,隐隐约约透出一点光亮。

还有说话的声音,压得很低,断断续续。

这么晚了,谁还在办公室?

阿芳心里咯噔一下,脚步不由自主地放慢了。她不是个爱管闲事的人,在厂里,少听少看少说才能保平安,这是老乡早就告诫过她的。

但那声音里,似乎夹杂着一种奇怪的腔调,还有……好像是女人的啜泣声?

好奇心像一只小爪子,挠得她心痒痒。或许,只是哪个主管忘了关灯在里面休息?

她走到门边,侧耳倾听。声音更清晰了些,是一个男人低沉的嗓音,带着不容置疑的命令语气,还有一个女人压抑的、带着恐惧的呜咽。

阿芳的心跳开始加速。她知道偷听是不对的,被发现了肯定没好果子吃。

可那呜咽声像针一样扎着她的耳膜,让她无法就这么走开。

她小心翼翼地,几乎是屏住呼吸,凑到门边,试图从那道不算宽的门缝往里看。

里面光线不强,但足以让她看清办公室里的大致情形。

只一眼。

仅仅只是一眼。

阿芳瞬间像被雷击中一样,浑身僵硬地定在了原地。

她看到了。

她看到了门缝后面那难以置信的一幕。

女孩的眼睛猛地睁大,瞳孔收缩,脸上血色褪尽,一片煞白。

她下意识地捂住了自己的嘴巴,才没有惊呼出声。

天啊……怎么会……怎么会是这样……

阿芳感觉一股寒气从脚底板直冲天灵盖,四肢冰凉,大脑一片空白。她愣住了,彻底愣在了那扇门外,仿佛变成了一尊没有灵魂的雕像。

01

时间倒回到两年前。

十八岁的林美芳,背着一个洗得发白的旧布包,里面装着两件换洗的衣服和家里凑出来的几块钱路费,第一次离开了生养她的那个贫困小山村。



她是跟着同村一个远房亲戚出来的。那亲戚在南边一家鞋厂打工,说厂里缺人,手脚麻利的年轻女孩子最受欢迎。

“阿芳啊,不是叔叔狠心让你小小年纪背井离乡,”临行前,她爹,一个被生活压弯了腰的黝黑汉子,反复叮嘱,“实在是家里……唉,你两个弟弟还要读书,你娘身体又不好,你出去挣点钱,家里也能松快点。”

阿芳低着头,嗯嗯地应着。她知道家里的难处。作为长女,她觉得自己有责任为家里分担。

她听说,外面的世界很大,工厂里挣钱虽然辛苦,但一个月能有好几十块,比在家里刨土坷垃强太多了。

火车坐了两天一夜,硬座车厢里挤满了人,空气混浊不堪。阿芳缩在角落里,看着窗外飞速掠过的陌生景象,心里既有对未来的憧憬,也有着难以言说的忐忑和不安。

终于到了地方,一座喧闹的南方小城。高楼、汽车、穿着时髦的人们,一切都让阿芳感到新奇又自卑。

亲戚带她去的鞋厂,坐落在城郊,规模不小,一排排灰扑扑的厂房,烟囱冒着黑烟。还没进厂门,就能闻到那股浓烈的胶水和皮革混合的气味。

亲戚把她交给一个看起来很凶的中年男人,说是车间的主管,姓张。

张主管上下打量了阿芳几眼,眼神锐利得像刀子。“新来的?叫什么?”

“林、林美芳。”阿芳紧张得声音都有点抖。

“多大了?”

“十八。”

“以前干过活没?”

“在、在家里干农活。”

张主管撇撇嘴,似乎不太满意,但也没多说什么,只是不耐烦地挥挥手:“跟我来吧。手脚放麻利点,我们这儿不养闲人!”

阿芳赶紧拎起自己的小布包,亦步亦趋地跟在后面。

车间里的景象让她震惊。震耳欲聋的机器轰鸣声,快速转动的传送带,一排排埋头工作的工人,大部分是和她差不多年纪的女孩子,个个面色疲惫,动作却快得像上了发条。

空气里的气味更浓了,呛得她差点咳嗽出来。

张主管把她带到一个穿着蓝色工装的女人面前。“霞姐,这是新来的,你带带她,教她怎么上线。”

霞姐看起来三十岁左右,脸色蜡黄,眼袋很深,但眼神相对温和一些。“知道了,主管。”

张主管哼了一声,又交代了几句“看紧点”、“别出岔子”之类的话,就背着手走开了。

霞姐叹了口气,对阿芳说:“妹子,别怕,刚来都这样。我叫王彩霞,你叫我霞姐就行。你叫什么?”

“霞姐,我叫林美芳,你叫我阿芳吧。”在陌生环境里遇到一个稍微和善点的人,阿芳稍微放松了一点。

“好,阿芳。我们这是鞋面缝纫组,你先从最简单的学起。”霞姐一边说,一边拿起一个鞋面,“看到没,就按照这个线迹,把这两块皮料缝在一起,线要直,针脚要匀……”

阿芳认真地听着,努力想记住每一个步骤。她知道,这是她改变命运的机会,她必须抓住。

第一天的工作是枯燥且累人的。长时间保持一个姿势,脖子和腰都僵硬了。手指头很快就被针扎了好几个小孔,火辣辣地疼。

到了晚上,她被分到了集体宿舍。一个大房间,摆了十几张上下铺的铁架床,拥挤不堪。空气里混合着汗味、廉价雪花膏味和脚臭味。

她的床铺在上铺,床板很硬,只有一个薄薄的褥子。同宿舍的女工们大多很冷漠,各自忙着洗漱或者躺在床上发呆,很少有人主动和她说话。

阿芳默默地铺好床,把自己的小布包塞在枕头底下。躺在床上,听着周围的鼾声、梦话和翻身时铁床发出的吱呀声,她第一次感到如此孤独和无助。

这就是她未来要生活的地方吗?

她想家,想爹娘,想弟弟。眼泪忍不住流了下来,打湿了枕巾。

但她很快擦干了眼泪。她不能哭,她是来挣钱的,不是来掉眼泪的。家里人还等着她寄钱回去呢。

她握紧了拳头。林美芳,你要挺住。

02

日子就在缝纫机的“哒哒”声中一天天溜走。

阿芳渐渐适应了工厂的节奏,或者说,是被迫适应了。

每天早上六点半,刺耳的起床铃会准时响起,把所有人从短暂的睡梦中惊醒。洗漱、吃饭,只有半个小时的时间。



食堂的饭菜永远是那几样:水煮白菜、冬瓜,偶尔有点带油星的肉末。馒头倒是管够,但硬邦邦的,噎得人直翻白眼。

七点钟,必须准时到达车间,开始一天长达十几个小时的工作。

阿芳所在的鞋面缝纫组,是整个流水线上最基础也最累人的环节之一。眼睛要一直盯着针头和快速移动的鞋面,手要不停地操作,精神高度紧张。

张主管像个幽灵一样,随时会出现在你身后,只要发现谁的动作慢了,或者出了点差错,立刻就是一顿劈头盖脸的训斥。

“林美芳!你眼睛瞎了吗?线都缝歪了!这点活都干不好,你想不想干了?”

“手脚快点!快点!后面都等着呢!完不成今天的产量,都别想下班!”

尖利刻薄的声音,像鞭子一样抽打在每个工人的神经上。

阿芳总是低着头,默默忍受着,然后加快手上的动作。她不敢顶嘴,不敢反抗。她怕丢掉这份工作。

一个月下来,她手上磨出了厚厚的茧子,指甲缝里全是黑色的油污,怎么洗也洗不干净。肩膀和脖子因为长时间固定姿势,总是酸痛难忍。

最难熬的是计件工资制度。每个月的基本工资少得可怜,大部分收入都靠计件。为了多挣几毛钱,女工们都像上了弦的机器人,拼命地赶工。

工价低得令人发指。缝好一双鞋面,复杂的款式能有几分钱,简单的只有一两分。这意味着,她每天要重复成百上千次同样的动作,才能挣到一块多钱。

“霞姐,我们这工资也太低了吧……”一次午休,阿芳忍不住小声向王彩霞抱怨。

霞姐苦笑了一下,压低声音说:“没办法,妹子,老板心黑着呢。你不干,有的是人抢着干。咱们乡下出来的女娃,没文化没技术,能有份工就不错了。”

是啊,能有份工就不错了。

阿芳想起家里嗷嗷待哺的弟弟和常年吃药的母亲,只能把委屈咽进肚子里。

第一个月发工资,她拿到了三十五块六毛钱。扣除在食堂吃饭的钱,还有一些零碎的杂费,最后到手只有二十八块。

她小心翼翼地把钱数了三遍,留下八块钱做自己这个月的生活费,剩下的二十块,她第一时间就去邮局寄回了家。

捏着那张薄薄的汇款单,她的心里五味杂陈。这点钱,对家里来说是救命钱,但对她自己而言,是每天十几个小时的辛苦劳作换来的。

她开始学着精打细算。不敢买零食,不敢买新衣服,甚至连洗发水都用最便宜的。每一分钱,都要掰成两半花。

生活费里最让她头疼的是水电费。宿舍是集体分摊水电费的,一个月下来也要好几块。有些女工用水大手大脚,阿芳心疼得不行,却又不敢多说,怕得罪人。

有一次,因为天气热,大家冲凉用水多了点,月底水电费超了,张主管在大会上点名批评了她们整个宿舍,还威胁说再超额就要从工资里加倍扣。

那天晚上,宿舍的气氛很压抑。一个年纪稍大点的女工忍不住抱怨:“凭什么呀!我们累死累活,洗个澡还要被骂!”

另一个接口道:“就是!厂里挣那么多钱,就差我们这点水电费?”

阿芳没说话,只是默默地看着自己干裂的手。她觉得生活就像一张无形的网,越挣扎,勒得越紧。

她唯一的念想,就是多挣点钱,早点攒够钱,或许就能离开这里,去做点小生意,或者回家。

这个念头,支撑着她在枯燥和疲惫中继续坚持下去。

03

工厂里的矛盾,不仅仅来自繁重的工作和微薄的收入,也来自人与人之间。

女工宿舍,人多嘴杂,是非也多。



阿芳性格偏内向,不太爱说话,总想着埋头干活,少惹麻烦。但麻烦有时候会自己找上门来。

和她同宿舍的一个叫小红的女孩,手脚不太干净。阿芳放在床头的半块香皂不见了,后来发现小红在用。她放在桌上的一小袋红糖,第二天也少了一半。

阿芳心里很不舒服,但她没吭声。她觉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为了这点小东西撕破脸不值得。

但她的沉默,却让小红觉得她好欺负。

有一次,阿芳洗完衣服,晾在宿舍外面的铁丝上。第二天去收的时候,发现少了一件贴身的内衣。

那件内衣是她用攒了两个月的布票,在镇上扯了块处理的棉布,自己熬夜一针一线缝出来的,是她仅有的几件像样的内衣之一。

她心里又气又急,在宿舍里找了一圈,没找到。

她看到小红在床上躺着,装作看杂志,眼神却有些闪烁。阿芳鼓起勇气走过去,尽量让自己的语气平静:“小红,你看到我的内衣了吗?昨天晾在外面的。”

小红眼皮都没抬,懒洋洋地说:“没看见。你自己的东西自己收好,丢了问我干嘛?”

旁边一个铺位的女工插嘴道:“阿芳,我昨天好像看见小红收衣服的时候,手里拿着一件跟你那件差不多的……”

小红立刻炸了毛,从床上跳下来,指着那个女工骂道:“你胡说八道什么!你哪只眼睛看见了?想冤枉我是吧?”

她又转向阿芳,双手叉腰,摆出一副凶悍的样子:“林美芳,你什么意思?怀疑我偷你东西?一件破内衣,谁稀罕!”

阿芳被她这副恶人先告状的样子气得浑身发抖。她嘴笨,吵架不是对手,只能红着眼睛说:“那是我自己做的……”

“你自己做的就了不起啊?谁知道是不是你自己弄丢了,赖在我头上!”小红不依不饶。

宿舍里其他人都围过来看热闹,但没人出来帮阿芳说话。大家似乎都习惯了这种事情,抱着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态度。

最后,还是霞姐听见动静过来解围。“好了好了,都少说两句!小红,你再好好找找,是不是不小心收错了?阿芳,你也别急,可能风吹掉了,再去外面找找看。”

事情不了了之。阿芳知道,内衣肯定是找不回来了。她心里堵得难受,既为丢失了心爱的东西,也为人心的冷漠。

除了宿舍内部的摩擦,工厂里的等级和欺压也无处不在。

张主管握有分配活计和批准加班的权力。有些手脚快、会拍马屁的女工,总能分到一些单价高、相对轻松的活。而像阿芳这样闷头干活、不擅长讨好的人,往往只能拿到最苦最累、工价最低的活。

加班也不是你想加就能加的。有时候厂里订单少,主管会优先安排那些跟他关系好的,或者平时给他送过礼的人加班。

阿芳不懂这些门道,也不会去刻意讨好谁。她只知道拼命干活,希望用产量证明自己。

但现实是残酷的。有一次,厂里赶一批出口的订单,需要大量加班。阿芳觉得自己手熟了,速度也上来了,应该能轮到加班。

可名单公布下来,却没有她的名字。反倒是平时经常出错、但很会跟主管套近乎的小红排上了。

阿芳心里很不平衡,找到霞姐问原因。

霞姐看了看周围没人,才低声对她说:“阿芳啊,你太老实了。这张主管……手不干净。你看小红,平时没少给他塞烟、塞水果。你不表示表示,好活、加班哪轮得到你?”

阿芳愣住了。她辛辛苦苦挣来的钱,每一分都要寄回家,哪里有多余的钱去“表示”?

而且,她从心底里厌恶这种歪风邪气。

“霞姐,我……我做不到。”阿芳摇了摇头,声音有些艰涩。

霞姐叹了口气,拍了拍她的肩膀:“我知道你难。但在这儿,就是这样。要么忍,要么……唉,总之你自己多留个心眼吧。”

那天晚上,阿芳躺在床上,很久没有睡着。

她感觉自己就像传送带上的一只鞋,被推着往前走,无法选择方向,也无法决定自己的命运。

金钱的压力,人际的摩擦,管理的欺压,像一座座大山,压得她喘不过气。

她开始思考,这样的日子,到底什么时候才是个头?难道她的一辈子,就要耗在这个充满胶水味和汗臭味的地方吗?

04

矛盾的导火索,往往是一件看似不起眼的小事。

那天,阿芳身体不太舒服,可能是前一天晚上着了凉,头有点晕,嗓子也火辣辣地疼。



但她不敢请假。请一天假,不仅要扣工资,全勤奖也没了,那可是好几块钱。

她强撑着来到车间,脸色有些苍白。

偏偏那天分配到的活,是缝制一种新款式的凉鞋鞋面,工序比平时复杂,用的皮料也比较硬,特别费劲。

阿芳集中精神,但身体的不适让她手上的动作慢了不少。好几次,针都差点扎到手指。

张主管在车间里来回巡视,很快就注意到了阿芳的“慢吞吞”。

他走到阿芳的工位旁,皱着眉头看了一会儿,然后用手指重重地敲了敲她的缝纫机台面。

“林美芳!磨洋工呢?别人都做了多少了,你看看你!”

阿芳吓了一跳,连忙抬起头,嘴唇动了动,想解释自己不舒服,但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她知道,解释是没用的,张主管只看结果。

“对不起,主管,我……我马上加快。”她低下头,加快了手上的动作。

但越是着急,越容易出错。一个分神,缝纫机的针“咔嚓”一声,断了。

这下糟了。换针、重新穿线,至少要耽误好几分钟。

张主管的脸立刻沉了下来,像暴风雨来临前的天空。“搞什么鬼!连个针都看不住!你是不是不想干了?”

“不,不是的,主管,我……”阿芳急得眼圈都红了。

“不是什么不是!我看你就是故意的!想偷懒是不是?”张主管的声音越来越大,引得周围的女工都偷偷往这边看。

“我没有!我真的没有偷懒!”阿芳猛地抬起头,积压在心里的委屈和身体的不适让她第一次鼓起了反驳的勇气,“我今天身体不舒服,头晕……”

“不舒服?”张主管冷笑一声,上下打量着她,“我看你精神得很嘛!找借口!厂里是请你来干活的,不是请你来养病的!干不了就滚蛋!”

“滚蛋”两个字像针一样刺痛了阿芳。她是为了生存才来到这里,忍受着一切,他凭什么这么侮辱人?

一股从未有过的愤怒涌上心头。

“主管,我没有偷懒,也没有找借口!”阿芳站了起来,因为激动,声音有些颤抖,但很清晰,“我每天干多少活,大家都能看到!我只是今天真的不舒服!你需要这样侮辱人吗?”

车间里瞬间安静了下来,所有人都停下了手中的活,惊讶地看着敢于顶撞主管的阿芳。

张主管也没想到平时闷声不吭的阿芳敢当众反驳他,愣了一下,随即恼羞成怒。

“嘿!你还敢顶嘴了?林美芳,我看你是皮痒了!”他指着阿芳的鼻子骂道,“你以为你是谁?我告诉你,今天这批活,你要是完不成,不仅没工资,还得给我赔偿损失!”

“凭什么?”阿芳红着眼睛质问,“完不成产量是扣工钱,厂里的规定,什么时候说过要赔偿了?”

“我说要赔偿就要赔偿!”张主管蛮横地说,“在这儿,我说了算!你要是不服,现在就给我滚出去!”

阿芳气得浑身发抖,眼泪在眼眶里打转。她看着张主管那张因为愤怒而扭曲的脸,又看了看周围或同情、或麻木、或幸灾乐祸的目光,心里一阵冰凉。

她知道,再争辩下去也没有意义。胳膊拧不过大腿。

她深吸一口气,强迫自己冷静下来。她不能丢掉这份工作,至少现在不能。

“好……我做。”她低下头,坐回自己的位置,声音沙哑,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哽咽。

她默默地换好针,重新穿线,然后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继续埋头干活。只是,她的手在微微颤抖,眼泪最终还是没忍住,悄无声息地滴落在鞋面上,洇开一小片深色的痕迹。

张主管看着她重新“屈服”,得意地冷哼了一声,撂下一句“给我盯紧点”,才悻悻地走了。

周围的女工们也重新低下头,车间里又恢复了机器的轰鸣声,仿佛刚才那场短暂的冲突从未发生过。

但阿芳知道,有些东西不一样了。她心里的某种东西,在那一刻被彻底点燃了。

屈辱,愤怒,还有一丝不甘。

凭什么他们就可以这样肆无忌惮地欺负人?就因为她们是没背景、没文化的打工妹吗?

她一定要想办法,改变这种任人宰割的境地。她暗暗下定了决心。

为了完成当天苛刻的产量,也为了赌那一口气,阿芳那天一直埋头苦干,连晚饭都没去吃,只啃了两个早上带来的冷馒头。

她成了车间最后一个下班的人。

拖着疲惫不堪的身体,走出喧嚣的车间,夜色已经笼罩了整个厂区。

正是这个夜晚,当她拖着灌了铅的双腿走向宿舍时,听到了管理办公室里传出的异样声响。

05

夜深人静,厂区里只有几盏路灯发出昏暗的光。

阿芳拖着疲惫的身体走在空旷的路上,白天与张主管的冲突还让她心里憋着一股火,胃里也因为没吃晚饭而隐隐作痛。

经过管理办公室时,那扇虚掩的门缝里透出的光线和压抑的说话声,让她停下了脚步。

她几乎是屏住了呼吸,小心翼翼地,把眼睛凑向了那道门缝。

办公室里的灯光并不明亮,有些昏暗。

她的心跳得快要蹦出胸腔,大脑一片混乱。

但这还不是最让阿芳震惊的。

让她瞬间如遭雷击,血液都仿佛凝固的,是她看到张主管的另一只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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