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靖︱“天生反骨”：拜伦在科佩庄园

科佩庄园（Château de Coppet）是斯塔尔夫人流亡期间（1806-1816年）的寄居地。据小说家司汤达日后回忆：1816年夏季是科佩庄园的“高光时刻”——当时，“日内瓦湖畔举办了一场令人瞠目结舌的晚会。这是欧洲文化界的一次大型聚会，甚至对欧洲政局都大有影响。现场约六百人，欧洲最著名的学者、富商以及政坛名流无不欢聚于此，在斯塔尔夫人这位杰出女性的沙龙里乐以忘忧”。在满座高朋中，既有文学家大施莱格尔和夏多布里昂，也有思想家西斯蒙第和贡斯当，而座中光环最为闪耀的则非诗人拜伦莫属。

科佩庄园坐落于瑞法边境名城洛桑，邻近日内瓦湖，湖光山色，美不胜收。其屋舍外部用朴实无华的砖瓦砌成，内部装饰则十分华美。据斯塔尔夫人闺蜜雷卡米埃夫人（Madame Récamier）描述：“窗帘及挂毯美轮美奂；四处陈列的家具精雕细刻……大理石桌子上摆放着主人的半身像，对面墙上悬挂着她的画作——是她扮演科琳娜的剧照。图书馆和工作室的书柜里摆满她本人的作品，以及古今名家名作，而且多为珍稀版本。”令拜伦“一夜成名”的《恰尔德·哈罗德游记》（以下简称《游记》）是其中一种，后来又加上《锡雍的囚徒》——斯塔尔夫人对拜伦诗作中的反叛精神“尤为钦佩”。

与《游记》（第一、二章）发表时志得意满的状态相比，此际的拜伦可谓落魄失意。情场绯闻对这位贵族浪子而言不过是尔尔等闲，但拜伦夫人携幼女离家出走却令他名誉扫地。政敌和情敌借机对他的人品及政治激进主义大肆攻讦，一时谣言四起。孤傲的诗人不屑自辩：“倘若谣言是真，是我配不上古老的英国；倘若谣言是假，则是这个国家配不上我。”——于是愤而选择自我流放，终生不再重返故国。

拜伦抵达瑞士后，最初下榻颇有气派的“英国旅馆”，不但价格昂贵，而且人多眼杂——刺探者络绎不绝。诗人被迫迁居，搬至日内瓦湖畔一处幽僻之所——迪奥达蒂别墅（Villa Diodati），与科佩庄园隔湖相望。拜伦此时内心其实颇为忐忑：一方面他的确仰慕斯塔尔夫人沙龙的“启蒙之光”，但另一方面又担心未必能如愿受到礼遇——毕竟，当年斯塔尔夫人旅居伦敦之时，双方的会面并不愉快。

1813年6月，斯塔尔夫人应出版商邀请访问英国，拜伦与她在不同场合多次碰面，但印象不佳。他认为斯塔尔夫人滔滔不绝的演说“极具压迫性，让人心生郁闷”——正如他向好友布莱辛顿夫人（Lady Blessington）抱怨的那样，斯塔尔夫人“对你慷慨陈词，而不是与你交谈……除了呼吸之外，从不停顿”。某次晤谈后，他在日记中调侃，斯塔尔夫人“写的是八开本，讲的却是对开本”（writes octavos, and talks folios）——言下之意，其语言表达胜过写作能力；并形容她的气场强大——“让人透不过气……如同雪崩一般要把人埋葬。”私下里，他曾对“绯闻女友”墨尔本子爵夫人（Viscountess Melbourne）声称，他时常试图避开斯塔尔夫人，因为“我看到的只是一个非常普通的女人卖弄学识，强迫别人听她谈话”——根据传记作家克莱龙（Louise de Cléron，斯塔尔夫人的孙女）的解读，这里的“普通”主要意指“长相平平”——即便年轻时代，斯塔尔夫人也并非以美貌著称；中年以后，斯塔尔夫人容貌更难称昳丽，由此引发拜伦的“厌恶感”。不仅如此，他对斯塔尔夫人的反感，还要再加上一层“羡慕嫉妒”——因为“他从梦中惊醒，发现一位和他同样有名之人”。

1814年6月，斯塔尔夫人离开英国。拜伦在致一位女友信中，告诫她不要像斯塔尔夫人那样“悬崖壁立，令人望而生畏”（frightful as a precipice）。事实上，令拜伦“生畏”的并非外表，而是斯塔尔夫人在文坛的声望：1807年，小说《科琳娜，或意大利》一鸣惊人，畅销整个欧洲（简·奥斯丁订购一册，在家庭内部传阅，读罢爱不释手）。1810年，《论德意志》发表，这部研究德国文学和政治的学术著作被拿破仑下令查封并销毁后，反而益发有助于海外推广——1813年，该书英译本由默里（John Murray）出版，当年在伦敦售出两千两百五十册。同年，在写给出版商默里的一封信中，拜伦将斯塔尔夫人与著名小说家玛丽亚·埃奇沃斯（Maria Edgeworth）进行对比，宣称前者“以女作家的身份击败了所有本地（英国）人”，显然并非溢美之辞，而是基于事实的一种“承认”（acknowledgement）。

除了同行之间的竞争和嫉妒，拜伦对斯塔尔夫人缺乏好感很大程度上乃是出于性别的偏见。在两人初次会面之前，拜伦对斯塔尔夫人私生活的种种传说早有耳闻——“据说她确实嫁给罗卡（John Rocca）/并且有过两次流产/后悄然育有一子……”尽管在文学作品中诗人痛斥英国性道德的保守和虚伪：“在古老的英国，要是一个少妇/越了轨，她可比夏娃的放逐更悲催”，但在现实生活中拜伦奉持的却是“双标”，因为男女有别——“男人门路很多，但女人只有一法：/那就是爱了再爱，然后再受惩罚。”在阅读《黛尔菲娜》《科琳娜》等小说后，拜伦对斯塔尔夫人的才情钦佩不已，同时又慨叹“她竟然不是一个男作家！”随后，在1813年11月一则日记中，拜伦写道：“她是一个女人，比其他人聪明得多。她应该是个男人。”

对于斯塔尔夫人借《黛尔菲娜》中人物之口表达的观点——“不幸的婚姻不准离异，会使人一辈子处于绝望的境地”，以及“人性还有不完美之处，这才使离婚成为必要”，拜伦感同身受，但对于科琳娜式女性追求独立自由的“自我意识”却大加排斥。“《科琳娜》，放在年轻女性手中是非常危险的作品”，拜伦后来对布莱辛顿夫人宣称，它“即使不被付诸实际，也会被所有想象力丰富的年轻女士当作抒发狂热激情的借口”。而女性的“激情”在拜伦眼里“非常危险”——男人可以不断更新他们的感情，而女人既不懂得如何放弃冷却的爱情，也不晓得如何开启一段新的感情，因此极有可能像小说女主科琳娜一样铤而走险，粉骨碎身。斯塔尔夫人相信爱情具有治愈功能，能够驱除自我质疑的折磨，帮助人们摆脱困境：“带我走出我自己。”对于这样的理想主义，拜伦嗤之以鼻：“爱情可能是青春的狂热，但它的治疗方法更为糟糕。”

出乎拜伦的意料，他在科佩庄园受到女主人热忱的欢迎——斯塔尔夫人似乎早已忘怀当年的芥蒂，拜伦之前的疑虑由此也一扫而光。与在伦敦社交场合咄咄逼人的气势相比，拜伦更赞赏此刻“她在更亲密的关系中不经意流露出的优雅”：无论是作为一位温柔、慈爱的母亲、慷慨无私的朋友，还是作为“拥有豪宅的和蔼女主人，以及各色各样的公众角色”，她“所扮演的角色总是恰到好处，让人挑不出一丝毛病”。

作为到访嘉宾，拜伦可以自由使用居停主人的图书馆及其藏书，这对于流放之人简直是莫大的精神慰藉。根据拜伦书信集记载，这一阶段他和斯塔尔夫人通信一半内容都是谈论借还书籍（另一半谈论各自著作）。如1816年7月，拜伦从斯塔尔夫人处借得一册《英格兰诗人及苏格兰评论家》——这是诗人当年与《爱丁堡评论》论战的长篇讽刺诗文，用作《锡庸的囚徒》之参考书。8月25日，他借阅大施莱格尔关于浪漫主义文学的一部演讲集，深受启发，并就此特意写信向斯塔尔夫人道谢。8月底，斯塔尔夫人回复拜伦，宣称“迫不及待想要读到你的新诗”。9月，斯塔尔夫人拜读《锡庸的囚徒》，认为诗作开头“远胜过但丁”，并在信末赞叹：“这是何等的天才！”

斯塔尔夫人曾在多个场合向拜伦致谢——让她在诗人不朽的作品中占有一席之地。在描述《阿比多斯的新娘》（The Bride of Abydos）中的女主祖莱卡（Zuleika）时，诗人惊叹：“心灵——宛如她脸庞的音乐流淌！”并在脚注中提请读者注意斯塔尔夫人在“绘画和音乐”以及文学艺术方面“无与伦比”的造诣。对此，后者不无夸张地声言，这是她“第一次感受到实实在在的名望”——似乎与得到拜伦的夸赞相比，其他都不值一提。

这当然是斯塔尔夫人的自谦：二人年龄相差二十余岁，作为年轻一辈作家，拜伦在交往中无疑从前者身上获益更多。比如当拜伦诗剧《该隐》（主题包含亵渎宗教、反抗暴政等内容）饱受争议之时，他告诉友人金奈尔德（Douglas Kinnaird），自己义无反顾，要“痛斥那些践踏人类思想的暴君——他们的宝座会被连根拔起”，随后引用斯塔尔夫人《论文学》中的名言，“所有的天才都具有攻击强权的倾向”，因为“只有在攻击强权时，思想的力量才能充分发挥出来”。

在《论文学》和《论德意志》等文艺理论著作中，斯塔尔夫人强调文学作品激励人心的伟大力量，认为一部严肃的作品必将产生有益的社会和政治影响，并且宣称，如果一位作家充满崇高的思想和使命感，那么在与暴政的对抗中，“写作艺术也将是一种武器”。在小说《科琳娜》中，她通过回忆文艺复兴时代伟大的意大利作家——如塔索、但丁和彼得拉克，唤起现代意大利人追求独立自由的政治热情。同样对意大利满怀深情的拜伦在《但丁的预言》和《塔索的哀歌》等诗作中，也将上述文学英雄视为鼓舞人心的典范。

斯塔尔夫人在她的意大利旅行日记中曾写道，一个流放之人被剥夺了国籍，但“没有国籍往往意味着不受限制”，可以四处旅行，成为一名“世界公民”（a Citizen of the World）——因为身处一国之人视野局限，未必能发现他者之美。由此，斯塔尔夫人断言，“你需要几个国籍才能成为一个完整之人。”正如法国马克思主义文论家皮埃尔·马舍雷（Pierre Macherey）在《文学如何思考？》（1990）一书中所言，斯塔尔夫人赞颂“世界性的文化，让集众多情感于一体的价值观穿越国界”，因为“这些价值不仅可以互补，合而不混；还可以让其最真实的一面投射、超越这些价值观自身”。如此一来，它“既不用放弃其独有的组成部分，又不会对它的本体造成破坏”。

广泛的阅历和恢弘的视野造就斯塔尔夫人在文学批评领域“慧眼独具”。她称赞拜伦引领了英国诗歌“新潮流”——其特点是想象力丰富、情感充沛并富于理想主义热忱。正如她在此前探讨地中海国家（包括古希腊和罗马）文学与北欧文学之异同后得出的结论：这就是古典文学和浪漫主义文学区别之所在——日后拜伦在《但丁的预言》“序言”部分论述“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之战”无疑受到斯塔尔夫人的启发。从这个意义上看，勃兰兑斯在《十九世纪文学主流》关于“流亡文学”的叙述中，以相当篇幅介绍这位“卢梭女弟子”，推许她为“浪漫主义先驱”（伊瓦肖娃在《十九世纪外国文学史》中进而言之：“夏多布里昂是法国年轻浪漫主义的教父，而斯塔尔夫人是它的接生婆”）——可谓实至名归。

照文学史家肯尼思·G.丘吉尔（Kenneth G. Churchill）的看法，上述文学“世界主义”（Cosmopolitanism）即为拜伦与斯塔尔夫人共享的价值观和人生理想。拜伦在流放之初致友人书信中曾说，“宇宙是一本书，当你只看到自己的国家时，你只读了第一页。”而他本人的理想是，“就像我为希腊人甘愿失去财富和生命一样——我要成为世界公民。”在这一理想信念鼓舞之下，他才“能够接受生活中遇见的各种冒犯和挫折。如果这是我从旅行中得到的唯一好处，我不后悔自己的付出，也不在乎旅途的疲惫”。唯其如此，斯塔尔夫人生前最后一部巨著《十年流亡记》最能引起拜伦的共鸣。在书中，她回顾了自己的文学生涯，并将其和对“自由”终生不懈的追求联系在一起——尽管她一生历经苦难：早年遭逢家庭变故，中年遭受政治迫害，晚年仍不免颠沛流离，几乎遭遇了她所处时代女性可能遭遇的一切困难——但写作使她信心倍增，并使她的身心得到平衡和慰藉。诚如茱莉亚·克里斯蒂娃在《荣耀、哀伤与写作》一文中所说，“……是孤独的写作减轻了她的痛苦。斯塔尔夫人会坚持不懈地寻找文学所带来的荣耀，永远不满足于现状，永远散发光芒……恐惧，死亡，生命的虚空：随它去吧，通过写作，它将得以永存。”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拜伦在科佩庄园停留不过数月时间，但这段经历对他的文学创作乃至人生道路皆产生了重大影响——此后的他的一系列诗作及诗剧反专制暴君倾向日益显著。根据文学评论家威尔克斯（Joanne Wilkes）在《拜伦勋爵和斯塔尔夫人：天生反骨》（Lord Byron and Madame de Staël：Born for Opposition，2020）一书中的考证，就文学创作而言，斯塔尔夫人对拜伦最直接的影响体现在后者对前者的“挪用/借用”——早在1821年，英国作家瓦茨（Alaric Alexander Watts）便在报刊著文，指摘拜伦《唐璜》中的名句“爱情对男人不过是身外之物，对女人却是整个生命”涉嫌剽窃——原句为斯塔尔夫人《关于激情的影响》（1796）中的名言：“爱是女人的整个生命，但只是男人生命的一段插曲。”

斯塔尔夫人钟爱十七世纪意大利诗人菲利卡亚（Vincenzo da Filicaia），曾将他一首著名的十四行诗——哀叹意大利面对强敌进攻时脆弱不堪，最终饱受蹂躏——译成法语，打算收录在《科琳娜》中，但考虑到巴黎书报检查官审核严苛，最终不得不忍痛割爱。不久，这首十四行诗被拜伦译成英语，收录在他的《游记》终章（第四章），“意大利！哦！意大利！/美丽是你的灾难之源”——十八至十九世纪，意大利半岛曾先后遭受拿破仑远征军劫掠和奥地利暴力统治。根据传记作家马钱德（Leslie A. Marchand）的看法，拜伦将《游记》第四章场景设定在意大利，很大程度上是借此向斯塔尔夫人致敬：从时代背景、故事情节到人物性格，“《游记》绝大多数时候可视为广为传阅的《科琳娜》之延伸——少数时候则为批判性的回应”。

在一次谈话中，斯塔尔夫人曾对拜伦表示她非常想去希腊——在此之前，即1816年5月，她曾对贡斯当坦言，去希腊是“为了能够在死前写出最后一部作品，而这部作品会呈现出新的想象力所带给我的一切”。据她的首位传记作者内克尔·德·索绪尔（Necker de Saussure）考证，这一创作冲动（以金雀花王朝的“狮心王理查”为主题）极有可能受到拜伦以中世纪为背景的“东方叙事诗”名作《莱拉》的影响。可惜，谈话后不久，斯塔尔夫人旧疾发作，不得不重返巴黎就医，希腊之行也成为梦幻泡影。1823年，拜伦弃笔从戎，从意大利奔赴希腊独立战争最前线，担任前敌总指挥，直至次年感染风寒而逝——在这一系列壮举背后，似乎不难发现斯塔尔夫人柔弱的身影。

1816年9月，拜伦向斯塔尔夫人辞别之前，在致同父异母之姊奥古斯塔·利（Augusta Leigh）的一封信中写道，“在科佩，斯塔尔夫人对我特别友好——我听说她为我微不足道的小事（夫妻分居）四下奔走，甚至与人争论交锋。”随后，他在致默里信中更是感慨，斯塔尔夫人“让科佩成为世上任何地方的社会和人才所能创造的最令人愉快的地方”。

离开科佩庄园后，拜伦并未停止对斯塔尔夫人的怀念与关注。在1816年底出版的一首十四行诗中，他将斯塔尔夫人名列日内瓦湖畔的“智者俱乐部”，认为其才智与声望足以与欧洲文化名人伏尔泰、吉本和卢梭（三人皆曾在当地生活）相颉颃。1817年初，当拜伦听闻斯塔尔夫人为她的《法国大革命断想》寻找出版商时，他敦促在威尼斯洽谈商务的默里立即和她联系，声称“这将是她最好的作品，值得永载史册”。

1817年7月14日（法国大革命纪念日），斯塔尔夫人在巴黎病逝——此前她高傲地拒绝了拿破仑提出的“和解方案”。拜伦在回复默里信中写道：“听到斯塔尔夫人的死讯，我感到非常难过。不仅因为她在科佩对我很好——而且因为现在我再也无法报答她了。”毫无疑问，她的逝去将在社会和文学领域留下一个“难以弥补的巨大缺口”。但与此同时，拜伦也不无自豪地预言：“她将过上这样一种生活：无论任何时代，无论任何国家，所有伟大作家都将生活在一个属于他们自己的世界中，并对人类未来崇高的事业产生永恒的影响。”

1832年9月，斯塔尔夫人的好友夏多布里昂和雷卡米埃夫人重回科佩，探访昔日游踪。就像当年拜伦悼念科佩庄园陨逝的女主人一样，夏多布里昂将两位以反抗暴政而著称的作家联系在一起，断言二人将一道被写入世界“文学流亡史”——“我有时会凝视勃朗峰的山顶，有时会注视日内瓦湖。金色的浮云遮没侏罗山（Jura）远方的天际线，就像长长的棺椁上方升起的一道光环。我能察觉到，拜伦在湖畔另一端的房顶能触摸到初升的第一缕阳光……他们（卢梭、伏尔泰）似乎是来寻找自己的同侪（their equal），打算和斯塔尔夫人一同飞向天堂，并为她送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