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准历史认识是日本和平发展的“试金石”

项昊宇

近日，日本驻华大使金杉宪治在一场演讲中就二战历史作出反省和道歉，主办方发布的新闻标题中对此冠以“罕见”一词，受到中国民众的广泛关注，但也引发一些争议。金杉在演讲中表示，“今年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80周年，我国对在那场战争中的行为多次表示深刻的反省和由衷的歉意，这些历代内阁的立场今后也将是坚定不移的”。随后他又说道，“日本在过去80年里为世界和平与繁荣作出了贡献，我们对80年来作为一个爱好和平的民族所走过的道路默默地感到自豪，并将继续坚定不移地走下去”。金杉还提到日本首相石破茂最近也重申了这一决心，他称“希望中国朋友们能够理解日本人民的这种决心”。

就战后日本围绕历史问题的官方立场而言，金杉大使的这番表态可谓中规中矩，沿袭了日本政府自1995年“村山谈话”以来的正式立场。之所以“罕见”，大概是因为近来人们已很少听到日本政要明确表达“反省和歉意”了。在日本国内政治生态不断右倾保守化的大背景下，大使公开重申反省道歉无疑需要一定勇气，值得肯定。

众所周知，由于战后处理不彻底，日本对待近代以来的对外侵略和战争罪行始终缺乏深刻反省，一些右翼保守势力淡化、美化侵略历史的错误言行层出不穷，修正主义史观大行其道，使日本国内对二战历史的认知较为模糊。就日本官方立场而言，从1995年的“村山谈话”到2005年的“小泉谈话”，再到2015年的“安倍谈话”，虽以不同措辞作出反省和道歉，但总体立场是在不断倒退的。以至于明确承认日本对亚洲的殖民统治和侵略行为的“村山谈话”，被日本右翼势力视为“眼中钉”，甚至被贴上了“自虐史观”的标签。

这种变化很大程度上源于日本政坛格局的深刻演变。随着战后1955年体制下“保守对革新”格局的瓦解，冷战后保守政党逐渐占据国会绝大多数议席，坚持护宪立场、主张反省历史的左翼势力式微。日本民间曾经活跃的和平反战团体也因后继乏人，社会号召力和舆论影响力急剧下滑。在保守派政客和媒体的长期操弄下，日本年轻一代普遍对军国主义历史缺乏全面客观认知，今年4月《朝日新闻》民调显示，58%的日本受访者认为对于二战受害国人民“已经充分道歉和赔偿”，仅有29%的受访者认为“不充分”。

另一方面，日本国内长期以来对二战的反思偏重于广岛、长崎遭受核爆的受害者视角，文学影视作品也极力渲染日本是“战争受害者”的悲情叙事，巧妙掩饰了日本军国主义发动战争的侵略实质和加害后果，潜移默化地扭曲了日本社会的二战史观。如今，日本国内围绕二战历史的讨论和纪念活动依然侧重于受害者视角，同时对亚洲邻国涉日历史问题动向高度警惕，一些媒体评论妄称中俄纪念活动系打“历史牌”。石破茂首相历史认识相对明确，不仅明确表达反省态度，也强调“审视日本为何发动战争非常重要”。不过，据日媒报道，迫于国内各方反对意见，石破茂放弃在今年“8·15”战败纪念日发表正式谈话的计划。

因此，我们需要立足于日本二战史观的现实情况来看待金杉这段表态，既要肯定其秉持正确立场、勇于反省的积极努力，也要看到其中的不足之处。作为遭受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伤害最为深重的国家，中国及其民众完全有理由对日方提出更高要求。金杉的表态中至少有两点值得商榷。首先是在对待二战的称谓和定性问题上，日本官方长期以来使用“那场战争”“太平洋战争”“日中战争”等中性表述，刻意淡化侵略本质和战败结果，折射出消极模糊的二战史观，这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外界判断日本对于亚洲受害国家缺乏反省诚意的标尺之一。在二战结束80周年之际，我们期待日本国内的有识之士能够更加明确地发出正视侵略历史和加害事实的声音，与军国主义历史划清界限。这也是日本与亚洲邻国实现历史和解的必要前提条件。

其次，细观金杉大使有关表态，不难发现，他更想传递的信息显然是在下文，也就是要面向中国听众宣介日本作为“和平国家”的蜕变，这也可视为委婉地提醒中方不要拘泥于历史问题。实际上，对于战后日本的和平发展，中方一贯予以积极评价，也写进了中日间第四个政治文件。但问题在于，近年来日本国内不断通过渲染各种版本的“中国威胁”，借机突破和平宪法的制约，背离专守防卫路线，推动战后前所未有的强军扩武路线，甚至表现出军事介入台海和南海问题的危险动向。这种做法不仅背离了两国达成的“互为合作伙伴、互不构成威胁”的郑重承诺，严重破坏中日间的政治安全互信，也使日本作为“和平国家”的承诺大打折扣。

不论日本国内是否还具备“军国主义复活”的土壤，人们的担忧都是有道理的。知古鉴今，历史认识的偏差可能成为和平发展道路上的隐形障碍。日本如果希望历史问题早日“翻篇”，首先应当设身处地站在亚洲受害国的立场上校准历史认知。这不是对日本的道义苛责，而是日本作为“和平国家”成色的“试金石”。（作者是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所特聘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