涂亚伦：袁世凯家族的没落

1915年我在上海医学院毕业后，到天津公立女医局当大夫。女医局初名“北洋女医院”，因为地址在东门水阁附近，通常称为水阁医院，是天津惟一的妇婴科医院。后来我自设诊疗所，在天津行医50余年，其中袁世凯的眷属是大主顾，我成了袁家的常年医生。因为经常往来，对袁世凯家族情况见闻较多。兹就回忆所及，记述于后。

袁世凯在河南项城县有地300余顷；在河南彰德洹上村有地300顷和大宅院一处，包括花园共有房屋200余间；北京锡拉胡同和炒豆胡同有两所大房子；天津地纬路一带房产都为袁家所有，由袁家管事以三益公司名义经租，大妾沈氏和袁克文曾居住于此；天津英租界小白楼（现在建设路）有楼房数百间，后来袁的眷属，多居于此；据袁家人说，袁曾在香港置有房产一处，由袁家总管袁乃宽经办。袁世凯死后，袁乃宽不承认有这件事，袁家亦找不着房契根据，对此致未深究。袁家在启新洋灰公司、开滦矿物局、江南水泥公司等处占有大批股票，加上银行存款及古玩珠宝等，不知确数。

袁克桓后来得任启新洋灰公司经理，就因为袁家是大股东的关系。袁的家庭财务，以前由二妾吴氏保管，因袁克文从吴氏手内托词要走一个10万元的银行存折，袁世凯认为吴氏软弱无能，就改交五妾杨氏掌管。袁世凯死后，吴氏在津居住，每月电灯公司来收电费的时候，门房向吴氏把钱要到手里，暗地吞没，对收费人说：“欠一欠下次给。”下次还是如此。到第三次门房拿上三个月的欠费条一齐要，吴氏照样付给。类此事件很多。杨氏在袁的诸妾中，人最严厉，家内上下人等无不畏惧。袁诸子分家时，据袁的老管事（现忘其名）说：“五老太太（指杨氏）拿出来的好东西还不到二分之一。”因此杨氏一房所得袁世凯的遗产最多。杨死后，她所生的4个儿子克桓、克轸、克久、克安分居时，除房产、存款和珍贵物品外，仅最好的麻将牌一项，每人即分到72副。这是克齐之妻孙用熙对我说的。

袁世凯病危时，除袁克定外，曾单给每个儿子15万元。当时五妾杨氏、六妾叶氏和八妾、九妾刘氏都已怀孕，因为不知是男是女，就另留出60万元交克定保管，如生男就照前例付给，生女则留作公费，以备日后补助各房。后来除六妾叶氏生遗腹子克有、九妾刘氏生遗腹子克藩外，五妾、八妾二人都生女。

袁世凯的姨太太及子女，吸鸦片烟的人占二分之一。厨房灶火日夜不息。下午3点钟以后哪位起来，就哪时开饭，陆续不断，这项费用厨房管事另外开账，不在规定的伙食费之内。下午4点钟以后，西餐馆的茶役推车带着各式各样的点心、小吃和荤素菜肴到袁公馆，还有一批好生意。每日三餐，虽然照例准时开饭，这些人却大多不吃，男女仆人尽可食用。太太、少爷、小姐们饭后，有吸鸦片烟的，有打麻将的。晚上9点左右，就又分别去妓院、戏院、舞场等处玩乐，夜里12点钟还经常在法租界的北安利、显记、紫竹林等南方饭店吃夜宵。至两三点钟才纷纷回家睡觉。每天出门回家，衣服、鞋袜、帽子都是男女仆人给穿给脱给摘戴，他们只是抬抬胳膊，伸伸腿脚，向来不自己动手。少爷、小姐的化妆品，每人各有一个五屉柜装着，里边摆满了各式各样的香水，香水的瓶子有伞式的，有人形的、兽形的、虫形的和飞禽形的，千奇百怪，以法国的居多。

1923年夏，袁克齐的小女儿家红患病，请我去诊治。因为孩子病得厉害，需要我多照顾一下，留我吃晚饭。当时我父亲病故还未过百日，我照旧时南方风俗要吃一百天素。我说明情况，坚辞。克齐的母亲吴氏说：“你吃素好办，就给你做几样素的。”上了6个菜，有素什锦、炸豆腐皮、鸽子蛋、炸虾仁、红烧鲤鱼和一碗银耳汤。但我对鱼虾不肯伸箸，吴氏发觉后，笑着说：“你吃罢，全是素的。”我尝了尝，果然不是真鱼真虾。当时我很惊讶，临时留一个医生吃便饭，马上就能做出这种菜肴，厨师当是名手。袁家的穷奢极欲，可见一斑。

袁克定从他的父亲死后，就在天津德租界自己的住宅里做高等寓公，遥领开滦矿务局督办高薪，恣意挥霍。晚年家产变卖殆尽，爱妾张真随也与他离了婚。他曾借住在他的亲戚张伯驹的北京海淀花园内。最后在海淀租住一间小房，终于潦倒而死。袁克定平生对左右最为苛刻，所以仆人对他都没有好感，代他经办财务的仆从，对他多方欺骗，他也无从察觉。就他家购买日用物品而言，号房、管事人等暗中都有百分之三十的回扣。我给他家看病，三节结算诊费，付款的时候，门房也要百分之三十的回扣。

袁克文1890年生于朝鲜。他11岁上，袁世凯想使他和天津严修的三女智娴订婚，严修婉词谢绝。后娶候补道刘尚文之女刘梅贞。民国元年春季，袁世凯眷属有一部分在天津居住，克文曾携妻刘梅贞和六姨母叶氏在包厢听戏。由于叶氏改装为少女，引起克良的怀疑（克良自幼有精神病），后来到京向袁世凯夸大其词地揭发。这使袁世凯大为震怒，召克文至前叱令跪下，拿起棍子要打。那时克文的老保姆跪着扒在克文身上，刘梅贞也抱着只有一周岁幼子家嘏跪在一旁求情，袁世凯才喝令克文滚开。袁克文为了避开其父，编造了一些话，向当时管家的姨太太吴氏索取一个10万元的存折带往上海，大肆挥霍，并在那时加入青帮。后经在袁家教家馆的方地山向袁世凯说情，袁世凯息怒不究，克文才又回到北京。袁世凯死后，袁克文纵情声色，又有鸦片烟瘾。1934年患猩红热症，他病重的时候我曾去看视。死时年44岁。外间有人传说他是中毒死的，这不是事实。

清末袁世凯退居洹上村的时候，曾令他的儿子克端、克权兄弟两人进天津南开学校读书，说明愿意捐3000元给该校，并要求准许他的两个儿子携带“戈什哈”（满语，即马弁）两名随护。校长张伯苓怕其在校中惹事，拒绝了。袁世凯就转送他们进入新学书院，也是以捐给该书院3000元为条件。因此新学书院特建一座“袁宫保堂”表示纪念。克端在新学书院毕业后，没有再升学，娶何仲瑾之女，生子家礼、家宾和女家倜。自袁世凯死后，夫妇大吸鸦片，终日玩乐，挥霍无度。家礼、家宾也在新学书院读书。某年秋季（年份记不清）开学要交学费，克端夫妇不给，对他们说：“家里无钱，可到你大爷（指克定）那里要去，他保管着你爷爷给留下的公款。”克定给了家礼、家宾50元，他二人没有告诉父母就赶忙交了学杂费。其母知道后嫌要来的少，又想用此款先买大烟，就逼着儿子把学杂费要回，说是学校要的时候再向大爷去要。家礼无奈，向学院说家有急用，暂先取回，以后补交。当时袁家声势已非昔日可比，学校当局借口校章规定，不予退回。二人回家后，其母逼着他们再去要。家礼气愤已极，感到在这样的家庭生不如死，就用余下的几元钱尽数买了大烟泡，让他的弟弟和他一同吃下自杀。家宾不肯，家礼独自吞下，毒发后在屋里乱滚，家宾吓得哭叫起来。克端夫妇知道的时候已经是夜里11点钟了。他们打电话请我去救治。我听说是喝了大烟，嘱他赶快去请一位陈大夫（忘其名）。第二天上午，我询问救治情况，回答说夜里2点钟人已经死了。下午我到他家慰唁，何氏还哭泣不止。但当她在家礼被褥下翻出剩下的很多烟泡以后，就停止哭泣，连忙拿到她房里躺在床上吸起来。后来我问家礼怎么死得这样快？陈说：“我到的时候，他家已经给强灌了好些浓胰子水，流进气管里把人憋死了。”克端曾要求克定在公费内给他补助家用，克定每月只给他30元，克端夫妇钱到手一天就花完。后来改为一天给一元。他们夫妇虽然景况已经如此，但当梅兰芳来天津演戏的时候，还当了一件皮袍，定下包厢，同去听戏。

袁克权1914年与其弟克桓、克齐曾随严修去英国留学，在袁预备称帝前被召回。克权娶端方三女陶雍为妻，嫁奁丰厚，婚后夫妇都吸鸦片。他长期患着心脏病。他的岳母跟着女儿住在袁家，鸦片烟瘾更大，终年不出屋。她带到女儿家的财产有很多名贵古玩。我看到过一件宫装披肩，上边满镶着珠钻。她手上带的一个翡翠戒指，后来卖了5万元。还有一个长2尺、宽1尺半、高约3尺的小铜桌，绿锈斑烂，上有篆字。端方的妻子曾对我说：“这是一件古物，是大人（指端方）自陕西长安买来，生前最喜爱的。”民国13年，袁家把它出售给外国人，得价12万元。还看到三部华山汉碑拓片，据说也很珍贵，端方妻死后，她的儿子拿走一份，袁克桓要去一份，陶雍保存一份。陶雍死后，此物不知何归。

袁克齐娶孙宝琦之女孙用熙，夫妇也都吸大烟，并信一贯道，终日清谈儒、释、道、耶、回。孙用熙买了一个使女叫张露敏，1937年才15岁，被克齐奸污有孕。孙用熙怕家丑外扬，找我想办法，我介绍露敏到北京司法部街7号我的朋友刘瑞珠家待产，后来生了一个男孩。孙用熙不愿意她们母子同回天津，就把男孩寄养在人家，每月补助40元。不到两个月，这个男孩就死了。露敏回到天津仍当使女。1948年秋天的一个下午，孙用熙来找我，说：“露敏现在喝了大烟，请快去救治。”我让她赶快请袁东槎大夫救治，因为中毒过深也没有救活。为什么露敏要喝大烟？详情孙用熙不肯谈，这件事闹到法院，最后还是袁克齐花了一些运动费才算结案。

袁克坚曾和他的弟弟克度及侄儿家融到美国留学。他呆了一年就跑了回来，娶北洋军阀陆建章的女儿，嫁奁很丰富。陆氏对女仆最严酷，1918年冬，袁克坚请我给他的3岁男孩看病。那孩子非常顽皮，手里拿着一支黑木尺直打奶妈的脸，奶妈躲闪，陆氏板着脸说：“你躲什么！叫他打几下，他就不闹了。他是个小少爷。”奶妈不敢还嘴，也不敢再躲。那黑木尺很重，几下就把那奶妈打得脸上起了道道红肿，眼内直流眼泪。陆氏还直骂她说：“小孩子打几下要什么紧，你这样装模作样！小少爷有病，你哭是不吉利的。”我实在看不过去，但当时为了自己的业务，也没有勇气敢说陆氏，草草给看了看，留下点药就走了。其实孩子并没有什么大病，只是吃得多了一点，停了食。袁克坚夫妇都吸鸦片。克坚除把自己分得的遗产挥霍净尽之外，还把他妻子在英租界尚友里的20多所房产也全卖了。后来到处向亲友借钱、骗钱，成了一个无赖流氓。解放后他恶习不改，终于因诈财案发，被逮捕劳动改造。1958年因病死去。

袁克度嗜酒，每饮必醉，终日在跳舞场中鬼混。有一次他拿出100元一张的中国银行钞票（当时市面上百元大钞不常见），令舞厅茶役去给他买烟卷。因为烟摊换不开，茶役给他垫钱买了一盒，回来对袁克度说：“换不开这样的大钞票，我给十二爷（指袁）买了一盒，以后有零钱的时候再给我吧。”袁克度得意地说：“这张钞票给你吧，我不要了！”当时舞场中莫不震惊于他的豪奢。

1929年春末，袁世凯死后10多年，他生前的宠妾叶氏，接我到小白楼住所诊病。叶氏满面愁容还带怒气。我诊查后，劝她据实说明病情。她说：今天才由姜爱兰医院出来。住院以前月经已经停止3个月，曾请梁宝鉴大夫医治，据说是长东西，须要住院动手术。梁宝鉴介绍住姜爱兰医院。到院后，梁又请来德籍女大夫一人，同姜爱兰会诊。动手术那天，三个大夫把叶氏的儿女叫到手术室内，取出一个成形的男胎。手术后第三天叶氏突然发高烧，经打针后仍不见愈，就主动出院，不再叫他们治。我找到姜爱兰医院和梁宝鉴，问明上述经过属实，只手术费一项就要了700两银子。以后由我诊治两个多月，共去了75次，每次出诊费为8元5角。

叶氏在1937年七七事变后与其子克捷住在北京炒豆胡同，制造白面毒品贩卖，经人检举，被逮捕送法院，到日本投降才放出。

袁克藩系袁世凯的遗腹子，13岁时患猩红热，被德籍医生容克误动手术致死。他的老乳母拦住容克不放，要向法院起诉（克藩之母早已死去）。容克与袁克定交厚，于是由克定出头，给了乳母3000元了事。

袁克安也曾一度去美国留学，幼年曾聘定天津盐商李典臣之妹李宝慧为妻。回国后他又与张荫棠之孙女张美生恋爱，暗订白首之盟。他的母亲杨氏因为李家有钱，坚决不准克安与张结婚，并将克安拘禁在家，断绝他和张美生往来。他的哥哥克久曾给克安划策：先娶李宝慧得一份好嫁妆，满足他母亲的欲望，然后再娶张美生。克安接受这个建议。

1924年12月，袁克安在天津法租界国民饭店与李宝慧结婚，果然李家嫁妆丰富。正举行婚礼的时候，袁克安突然倒地昏迷，来宾都很惊骇，只得赶忙把克安抬回家中，婚礼草草结束。事后才知道当举行婚礼之际，袁克安突然看到张美生来到，怕她当场吵闹，急中生智，借昏迷避免风波。婚后袁克安对李宝慧十分冷淡，朝夕与张美生去舞厅和各处玩乐，经常不回家。日久天长，李宝慧忧闷成疾，渐渐病重。袁家屡次请我与梁宝鉴去诊治，不见起色。最后病危时我去看她，她已神智不清。从结婚到死只8个月。

袁克久之所以提出这个计策，是因为他的经历相仿。克久自幼与黎元洪之二女黎绍芳订婚，绍芳患神经病。他留美回国，知绍芳有病，就暗暗地与舞女李熙订白首之盟。他的母亲杨氏坚决主张先娶回黎绍芳，于是得到一份厚奁。婚后黎绍芳被弄到一个小院单住，随后送入疯人院。克久此时就马上与李熙结婚。

1966年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