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日报女记者回忆1960年夏天饥饿的北京

我刚从四川、云南、贵州出差回来。一下火车，北京市萧条的市面使我大吃一惊。

食品店里，货架上空空如也。不，这样说也许并不确切。货架上放了不少空的食品匣和空的糖果盒。柜台里放了一些糖果、点心，旁边贴着一张引人注目的标签“非卖品”！这，大概是为了装点门面，装点市容。令人看了，白咽一口口水。菜市场里，鱼肉鸡鸭全无。蔬菜也少得可怜，限量供应。

我的爱人老赵在保定工作，两个孩子都在托儿所，家中就我和母亲两个人。十天供应两斤菜。食堂里，也只有一点素菜和咸菜。偶尔有一点荤菜，还要凭票供应。干部的粮食定量都削减了。全报社只有陈柏生和我两人，原来定量二十四斤，此时增加到二十六斤半，体现了党的政策。原来副食品吃得多，一个月二十四斤口粮还吃不完。现在虽增加了两斤半，但每顿饭我都要仔细地按定量吃了。早餐二两，午晚餐各三两。只因油水少，不到开饭时间，就饥肠辘辘了。我估计，男同志一般每月三十斤口粮，一定比我更加困难。

同志间彼此不大敢互相串门请吃饭了。没有菜，如何招待客人﹖只有这点口粮，光吃饭也招待不起。记得在北京的交大同学一次相约在一位同学家相会。大家不约而同地带了粮票和菜票，交给主人买菜做饭。

不少干部出现了营养不良的症状。报社最早显现出健康问题的，是从英国回来的潘非同志和苏蓝同志。他们原来当人民日报驻英记者，在国外工作，生活待遇比较优厚。他们一回国刚好遇到经济严重困难，生活水平陡然下降，自然适应不了。我的一位亲戚五十年代初派到印度工作，1958年回国后下放到山东农村劳动一年，得了严重的肝炎，身体明显浮肿。我去看他时，整个人已非常虚弱，腹部肿胀明显。这种病急需营养，可是，任凭你有多少钱，市场上也买不到任何营养食品。他的爱人对我流泪，我也想不出用什么话来安慰她。

北京的情况尚且如此，全国其他地方可想而知了。许多干部出现营养不良现象，健康状况令人担忧。

在这样的严峻时刻，陈云同志想出应急之计：从国外进口一部分白糖、面粉，在国内城市市场上供应一些“高价点心和糖果”，开放一些“高价饭馆”，农村和小城镇则开放一些自由市场。这样既能使营养不良的机关干部和城市居民解救一下燃眉之急，国家也可以回笼货币。

这个主意看起来相当简单，却收到立竿见影的效果。一时，各食品店熙熙攘攘，柜台前挤满了购买高价点心和糖果的顾客。我也赶到百货大楼，买了几斤糖果和点心。我记得，奶糖六元一斤，点心五元一斤。我买了几斤，送一半给我那位得肝炎的亲戚，一半寄给我在东北抚顺矿区中学当教师的妹妹。她那里物资供应更加紧张，连酱油和咸菜都要凭票供应。

我也想到高价饭店去观光一下。我不知不觉，想到五十年代的好时光。五十年代初，王府井的市面实在繁荣。人民日报对面的东单三条一条胡同里，就有两家饭店、一家西餐厅和一家小吃店。那时刚实行薪金制。编辑部工作人员的月平均工资约为一百元左右，按那时的物价计算，不算低了。我们的食堂办得也很不错，所有的菜都是单炒，一份荤菜不过两三角钱。可是，人心真不知足。只因掌勺的师傅还是从老解放区来的或解放初期招聘的，手艺不高，炒出来的溜肉片和溜肝尖味道差不多，辣子鸡丁和辣子肉丁也相差无几，我们就送了个“菜无二味”的雅号。食堂的菜吃腻了，便去光顾小饭馆。

我们最常去的是一家上海饭馆，就在东单三条进去不远的地方。一间半门面，放了七八张桌子，后面便是厨房。老板是一位胖胖的中年人，一口上海腔的普通话。听说他原是北京铁路局的留用人员，提前退休开了这个饭馆，生意十分兴隆。老板娘是典型的上海小市民，瘦削的瓜子脸，大眼睛，最引人注目的是额前有道刀疤，虽有刘海也遮盖不住。我怀疑她的出身恐怕不是良家妇女，很有点上海滩上“白相人嫂嫂”的味道。

老板不当职员而来开这个小饭馆，很可能出自她的主意。她坐在进门处一张三屉桌后面，职掌收钱的大权。老板则走出走进，和店员一起端菜、收盘子。我们常常要一份客饭，一菜一汤，三两米饭。菜也不错，多半是炒肉丝、红烧鱼块、溜肝尖或香肠炒油菜等，汤是鸡蛋汤或豆腐汤。一份客饭四角钱，吃得很饱了。最贵的菜如炒鳝鱼丝、红烧鲫鱼或清炒虾仁，也不过一元钱左右。我一个人吃，很少吃这种高级菜。客饭的菜虽和食堂的差不多，但味道好些，吃得满意些。

在那个上海饭馆，常常碰到报社的同事。有时我们把几份客饭合起来吃，便可同时吃三四样菜。有时换换口味，去吃一顿西餐。一份客饭一菜、一汤、三两面包，一杯红茶，一份果酱，也不过七角钱。到小吃店去吃更便宜了。二两奶油炸糕，一碗红豆粥，不过两角多钱。多走几步，到东安市场的五芳斋去，吃一碗三鲜馄饨加二两春卷，也只要三角多钱。一盘什锦炒饭加一碗蛋花汤，也是三角多钱。到北方饭馆去，一份猪肝、肉丝炒面或炒饼，或是三两水饺，也不过三角多钱。一星期，我平均在外面吃三四顿饭，花不了两元钱。加上食堂的伙食费，一个月十五元到二十元，吃得很好了，而且花样翻新，食不重味。

我是南方人，报社南方籍的同志颇多，北方籍的同志常常笑我们“南蛮子”嘴馋，讲究饮食。他们多半在食堂吃饭，一个月伙食费只要十二三元。我们比他们每月多花七八元钱，但吃的花样和质量高得多。就是这样吃，伙食费不过占工资六分之一左右，手头还很宽裕。我还常常招待外地来北京的老同学或朋友吃饭。两三个人吃饭，两元钱吃得很好了。同事之间也常常互相请客。今天你请我吃烧麦，明天我请你吃小笼包子，花费不多，交流了思想，增进了彼此间的了解和感情。吃饭时的一席闲谈，往往比同坐办公室一年半载了解得深得多。结婚成家了，家里的伙食也不错。活鲫鱼、排骨、猪肝，随便买。一斤鲫鱼不过三四角钱。一斤螃蟹也不过三四角钱。我每月给母亲一百元生活费，家用已绰绰有余。我的工资，供应两个孩子、母亲、保姆和我的生活费，赵宝桐的工资添置衣服、家具、文娱费用等等，每月还有节余。

那时候，我和老赵每月工资三百六十元，正如田流同志讲的，上街去，想吃什么就吃什么，想买什么就买什么，从来不用为生活开支操心。当时齐白石和徐悲鸿的画公开出售，每幅不过八十～一百元左右。我当然知道，我家的收入大概属于中上水平，比一般干部高。比起普通工人、农民来，自然更高许多。但我留心观察，大多数干部生活安定，困难户很少，至少，在报社编辑部没有听说要申请困难补助的。我本以为我们的生活一定会愈来愈好。谁知道会遇到这样的挫折……

我一边向北京饭店走去，一边回想着五十年代的生活情景，思忖这情景怕是一去不复返了！

我跨进北京饭店餐厅，原以为，这里一定会顾客满座，谁知竟空空荡荡的，没有一个人。我看看表，十二点一刻，正是上座时候。那么，是我走错了门﹖正想退出，服务员迎上来了。我一看菜单，心中明白了。最起码的菜是五元，一直到二三十元。要价太高了，这不比奶糖和糕点，三五元一斤，总能吃些日子。这一顿饭吃下来，就是六七元或十几元，不免使人望而却步。

我既然来了，只好硬着头皮点菜。我要了最便宜的一个菜：罐头螃蟹烧白菜，五元钱，再要三两米饭。我不敢要汤了，一个汤又要一两元。我环顾大厅，空空荡荡，十几张餐桌都空着，心中不是滋味。

不一会儿，总算又来了两位顾客。服务员让他们和我坐在一桌，大概为了收拾方便。我看他们大约是一对夫妻，男的有四十六七岁，穿着一套旧的黑呢制服，那是进城后发给县、团级以上干部的。他大概穿了十来年，磨损很多，紧绷绷地捆在他身上。女的只有三十岁左右，上身穿一件紫红呢外衣，下身穿了一条绿色军用呢裤，俗气得很。他们看着菜单，小声商量了好大一会儿，服务员站在一旁都不耐烦了，他们才要了一个鱿鱼炒肉片，菜价十一元，外加两斤花卷。服务员不屑地撇着嘴唇走了。

菜端上来了。罐头螃蟹，淡而无味，我只好对付着吃下去。那两位的鱿鱼炒肉片端上桌后，小小的一盘。我寻思，两人如何够吃呢﹖只见那个女人一口接一口地吃菜，男的却只将花卷蘸点汤吃。我想，这大概是老夫少妻配偶中当丈夫的一种待遇，有点好吃的，都要让给年轻的妻子。二十个花卷，他们两人竟然都吃光了，盘子里滴水未剩，扫得精光。我不觉看了好笑。

站起身来，走出北京饭店。远望天安门，依然金碧辉煌，气象万千。我的心情却黯淡无光。冒险到高价餐厅一次，已经够了。我的钱袋，不允许再到这种地方作无谓的消耗。马路上只有卖冰棍的，五分钱一支，这倒未涨价。我买了一根，咬了一口，凉意更加袭人。

不久，组织上给十七级以上干部每月供应两斤黄豆；给十三级以上干部还加两斤猪肉，帮助干部渡过困难时期。县城的干部，有不少人家在农村，可以从自留地找补些粮食。自由市场上，也可买些蔬菜、鸡蛋。北京的自由市场只开放三天，又关闭了，我没有去。报社一位同志，花了二十五元买了一只来亨母鸡，想养了它吃鸡蛋，竟在过道里搭了一个鸡笼，惹得大家抱怨，引起了一些邻里的不便，最后只能处理掉。有存款的同志都把存款取出来买高价点心和糖果，或上高级餐厅。听说潘非同志把三千元存款都吃光了。

当然，有存款可吃，有黄豆、猪肉补助，干部的日子总还过得去。农村的情况则更加严峻。1960年我到贵州，分社同志反映，当地不少农民因营养严重不足而失去生命。其他省份如安徽、河南，当时的情况据说也非常艰难。其他省份如安徽、河南，当时的情况据说也极为困难。我家用过一位安徽保姆，她是霍丘县人。她眼泪汪汪地告诉我，她的母亲、姐姐和两个孩子都在那个困难时期死去；村中的人死去一多半。当时政策限制严格，个人自救空间极小”或“连想种点红薯的做法也难以施行。哪怕村民想自力更生，也常常受到严格限制，缺乏灵活应对困难的空间。

那段异常艰难的时光，终于过去了。现在，看到商店里琳琅满目的食品，看到农民卖粮难的消息，想起六十年代初那些困难的日子，仿佛发生在很遥远很遥远的过去。这些都已成为历史了。

我相信，这样的历史不会再重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