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腾讯视频尤里卡：流量逻辑不会侵蚀纪录片内核｜独家

图片由AI生成

“尤里卡！”（古希腊语，“我找到了！”）

古希腊学者阿基米德有一次在浴盆洗澡时，突然想到了解决浮力问题的计算方法，他兴奋地喊出了这个词，阿基米德定律由此诞生。

“尤里卡”同样是腾讯视频旗下专注纪实类纪录片的工作室的名字。这是一支国内为数不多的还能坚持做该品类影像的团队。

不过，说起那档知名的访谈节目《十三邀》，很多人都知道。这是尤里卡工作室的得意之作。很多人都好奇，为什么还可以坚持做这么多期？

三年前，腾讯在线视频副总编辑、《十三邀》总监制李伦带着这支队伍来到了腾讯视频。这支队伍里，有的成员已经跟了他二十年，从在传统机构媒体还是实习生的时候。

在泛娱乐化、碎片化内容和流量至上的时代里，人文纪实类纪录片就像是时代的慢镜头，缓缓地记录着那些被忽视、被遮蔽、被误读的日常。《十三邀》用八年时间，八季内容，将学术思考转化为公共语言，证明深度对话的市场价值。

在《十三邀》的小众群体共鸣之外，尤里卡也希望将议题放到商业领域，《激流》便应运而生。

今年推出的《激流》第二季，以“透过商业视角观察激流中人”为核心，围绕出海建厂、跨境电商、茶饮加盟、新能源车企、硬科技发展五大时下商业热点议题，记录、观察与探讨中国创业者与普通人在商业变革中的抉择与困境。

《激流》第二季剧照，图片来自尤里卡工作室

在聚焦真实个体与社会结构之间张力的过程中，人文纪实类的纪录片逐渐被更广大的观众接受。然而，商业模式始终制约着人文类纪录片发展，传统电视台版权采买模式，已经随着电视体系式微而逐渐消失。

长纪录片投入成本高，制作周期长，市场又相对较窄。制片方既要尽可能多的找到自己的受众，又要凸显自己的内容审美与调性，保证内容的专业与严谨。大多数人认为，人文类纪录片节奏慢、情绪克制、主题沉重，天然与现代大多数人追逐的“爽感”不兼容。

即便是在腾讯视频这样的庞大的生态体系内，在C端为内容付费习惯已经养成的土壤里，尤里卡也需要用传统的To B的广告模式，才足以支撑工作室的正常运转。

作为工作室负责人，在对话的过程中，腾讯视频尤里卡工作室负责人侯振海也不回避，《激流》第二季的出现，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客户的需求，半年前双方已经定制好了内容导向和传播周期。

腾讯视频尤里卡工作室负责人侯振海，图片由其本人提供

对于制作方来说，跟踪单个人物和事件数月，做长周期的内容创作，现在需要面临更大的压力，因为在上市公司体系内，必须按季度完成商业化指标，尽管这是很正常的商业逻辑。

在经济下行的周期，侯振海也越来越发现，要追逐独立审美和兴趣偏好做小众圈层内容，大厂的生态体系的支撑作用非常重要。因为它背后不仅有一支强大的销售团队，还能够在不同时间节点和不同投放周期，找到更适配双方需求的广告客户。

在影视图像泛滥，AI虚构盛行的时代，“人”仍是值得记录的存在，而广告主也逐步认识到，纪录片是一种可持续传播资源，而非简单的一次性曝光。有的时候，“深度即流量”，讲好一个故事比讲一万遍浅显的道理重要，陪伴用户比打扰用户更有效。而人文纪实类纪录片，恰好为品牌方提供了这样一种高信任度的公众沟通方式。

以下是独家对话实录，经编辑整理：人文纪录片要回应时代情绪

Q：尤里卡工作室现在重点在做的是什么？

侯振海：我们团队三年前来到腾讯视频，成立了尤里卡工作室。这个工作室名字的来源，是阿基米德发现浮力定律的时候，从浴缸里一跃而出，喊“尤里卡”，意思是，“我找到了”。这是一个古希腊语。因为我们比较擅长，或者说兴趣所在，是做一些人文知识类的内容，与这个名字的含义和方向一致。

我作为工作室负责人，管项目运营和团队，李伦老师是腾讯视频副总编辑，他是工作室的创办人，我们是跟着李伦老师很多年的，甚至有的制片人，是从实习生开始就跟李伦老师一起的。这个团队历史，可能得有将近20年。

大家都是从电视台时期就在一起工作。我们的内容团队，以前都是记者、编导或者导演等传统媒体人。到了腾讯这样的商业平台后，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大家怎么与大机构，新的商业组织适配。我们还要招商，跟广告客户沟通。

我们作为一个团队运营，大家互相配合、协调。因为项目链条非常长，从一个创意开始，变成方案，内部评估立项，与其他部门沟通协调，然后商业售卖，让广告客户能听懂我们。我们的工作系统比较柔性，能够形成健康良性的循环。

所以，好多人都问，为什么《十三邀》能做这么多年，或者，一个团队能坚持这么多年。因为我们内部有分工，有合作，大家又都是差不多年龄入行的。

Q：你们团队加入腾讯视频后，为什么会单独成立工作室的机制来做内容？目前有哪些重点项目？

侯振海：我们现在长期做的几个项目，《十三邀》是一直在做的，是我们工作室的核心的项目。它承担了比较重要的内容影响力。

去年，我们做了些创新栏目，是陈嘉映老师的纪录片《解释鸿沟》，是哲学题材纪录片。《激流时代》也是我们挺重要的项目，是做商业的纪实性节目。我们还有一个关于老年人题材的项目是《前浪》，跟上海台纪录片中心合作的，主要是探讨我们如何面对衰老——父母的老去，自己的老去。

我们今年还计划开发一个新项目叫《超我》。2004年，《超级女声》成为很重要的文化现象，到2024年，20年的周期，正好“超女”的有一季总导演很想做一个纪录片，我们也觉得这20年，包括人群是很有独特性的，大家一拍即合，今年重点在孵化这个项目。

Q：“超女20年”这个题材可能会有很多人关注，前段时间有个流行词是“中式梦核”，大家喜欢回忆千禧年之初，我们的生活方式和精神文化消费。

侯振海：这20年确实是中国社会剧烈变化的时间段。一些年轻人，80后，90后的成长，变成了中年人，又有新媒体、社交媒体，包括房地产起起落落。这些人是怎么认识自己人生的，身上有什么样的故事？我们也挺感兴趣的。感觉这是一个回看我们过去20年挺好的机会。

Q：对，这像是一种在回应时代情绪的感觉。谈到你们今年已经推出的纪录片《激流》，我发现你们的主题，其实与我们日常关注的选题很契合，我们一直很关注商业的、科技的热门话题，不过，你们之前主要是做人文纪实类纪录片的，为什么也会选择这5个方向？

侯振海：选题要有传播性。我们工作室很看重的一个点是公共性，就是话题与我们每个人之间的关系。还有是当下性，必须是这个时代里比较重要的命题。另外，作为一个影像作品，我们觉得应该有一些“戏剧化”的冲突，也就是有一些故事性。这三点，不光是《激流》，也是我们每一个纪录片的底层逻辑。

做《激流》，是因为我们觉得商业故事是很重要的题材，这里面反映了每个人的人性，有真实的故事。你在这个行业里，你会感受更深一些，一些自媒体也在做，图文类的报道，但是讲述严肃的商业故事的纪录片还是偏少。

有很多商业概念经常会出现，这一季的AI、造车，上一季的直播带货、新消费……看着挺热闹的，但我们对它背后的逻辑，里边的人是什么状态，并不是特别清楚，这就引起了我们的好奇。

当然，最早的契机，也是一些广告客户的商业需求。这些题材他们感兴趣，我们也就往前推进了。因为我们团队没有财经或科技内容的专业背景，我们更多的还是新闻或者影视频创作背景，所以我们更关注的是，事件里面的人物故事、人物命运。所以我们切入的角度也是里边的人。

Q：当我看到《激流》极越夏一平的那一期的时候，我的第一个反应是，去年底，极越刚暴雷的时候，可能全国所有的媒体都在找他本人，但是没有一家采访到了他，为什么是你们这个纪录片项目找到了？是怎么做到的？

侯振海：我们导演回来跟我交流，当时在现场拍摄的时候，我们好像是唯一一家在现场的媒体，就没有其他的媒体在，可能有平面媒体，但当时识别不了。按我们传统的经验，“现场”是一个事件的核心，肯定好多家媒体都在，结果那天，现场只有我们一家视频团队。

做新闻，肯定还是得去采访当事人，夏一平是极越暴雷事件中，很重要的核心人物，亲历者和见证者，我们尝试跟他联系。当然，这也体现出李翔的价值，他作为一个资深的财经作者，有他的社会关系和行业影响力。一个风口浪尖的人，如果要接受采访，肯定要选择他觉得合适的、恰当的谈话对象。

李翔主动出面和夏一平联系。夏一平出于各方面的考虑，也是对李翔的信任，然后就接受了我们的采访，当时是一个独家的采访。现在坦白说，风口浪尖的人，说话都比较谨慎。因为我们团队这些年来的作品积累，才能够获得这份信任。

Q：做热点事件的记录是你们的方式。国外一些很优秀的纪实类纪录片，跟踪的时间、创作周期都很长，有的会用几十年，以一个视角去记录一个人或者一个事件。选题偏社会热点的话，一方面，是有很多人感兴趣，但另一方面，热点来得快也去得快。纪录片的创作也挺不容易的，在延续纪录片的生命周期上，你是如何考虑的？

侯振海：这就像我们做内容，有消息、有特稿，也有长篇，可以写成书。纪录片也分很多种，有的记录一段历史，有的就记录一个现场。它的生命周期，也跟每个人的兴趣和媒体价值取向是有关系的。

并不是说，记录一个长时间的，历史价值会更长一些，记录一个当下的现场，可能就少一些，反而，也许就是记录下来，某个时刻，你搁十年，二十年之后看，可能也能产生其他的价值。

我们选择这些内容，有一些可操作性的原因，当下的媒体环境，这类型的内容更能够成为产品或者传播作品。当然，长远的东西，我们也想做，要考虑到的就是，怎么去让它变成一个作品。

新闻，当下性是很重要的点，我们对于当下的热点，或者当前时代发生的事件，有兴趣去记录。

Q：在国内众多商业作者之中，你们为什么找了李翔来做《激流》？《十三邀》与许知远捆绑很深，你们是想通过《激流》，再造一个“许知远”吗？

侯振海：可能外界会这样看，但是我们不会这样想。我们的合作，一个是内容的适配度，另一个很重要的是，这个共创者得有足够强的动力和意愿。我们比较习惯做以人物为核心的内容。

可能看上去许知远和李翔比较像。但其实我们是从内容本身考虑，有一些机缘，有的人时间不合适，有的人现在有自己的规划，不想走到台前。李翔自己想转型，正好有这样商业项目，一拍即合。

Q：你怎么看李翔的个人特质之于节目的作用？

侯振海：我们不是商业内容专业的。最重要的一点，他在商业报道或故事上，是重要的内容输出者，他有自己独到的观察，这是我们最看重的。因为我们讲商业故事，不能只讲人，还要有专业性，这是这个节目的灵魂，也是基础。

Q：在招商的过程中，以及在内容策划，到后期剪辑，《激流》的倾向性是更突出节目的IP，还人的IP？

侯振海：节目要有独特性，识别度，是相辅相成的，两者不是一个非此即彼的关系，这是项目的核心。比如，提到《十三邀》，肯定就想到许知远，《激流》是李翔，《解释鸿沟》是陈嘉映老师，是要结合个人的特点来做呈现。

Q：可能大部分普通观众，讨论这些人文类节目的时候，喜欢说，你看，许知远在节目中，与嘉宾如何如何了。好像大家都会把目光集中在个人身上，这样一来，节目内容想要传递的信息，是不是反而被忽视了？比如说，实际上你们想说的，时代的话题，群体的命运。

侯振海：有一类观众是这样的，但每一个观众都是独立的个体。有一些群体，是习惯以这样的方式去和你产生连接，有一些可能会关注到你在说的话题，还有一些可能关注嘉宾的互动。这是很正常的，我无法左右它。

Q：社交平台上只代表部分，但部分的声音，有时候被无限的放大了。还有一部分，有想法但不发声，也是你们的核心受众和用户。你们怎么去分辨，社媒上哪些是噪音，哪些是被忽略真情实感？

侯振海：我们对观看我们工作室出品内容的观众有基本的期待。《十三邀》《激流》《解释鸿沟》，从观众规模来说肯定属于小众品类。“理性到场”的观众是我们的核心，他们更重视思考的独立性。我们也希望，一些被热门话题吸引来的观众，有机会和我们的内容产生某种智识层面的连接，进而也转化成核心用户。

Q：你们怎么捕捉理性用户？有独立思考能力的理性用户，往往是很冷静的、不轻易发声的，在社交平台上是隐身的，不轻易点赞和评论的。

侯振海：是的。虽然他们什么都没有做，但是你能大概知道，有一类群体是在看。我们在创作的时候，心里是装着这样的群体和观众的，会跟观众建立智识上的交流。

另外，是运营上，我们很看重自己的官方账号，《十三邀》公众号、微博、视频号。当别人想找到你，会在这里发声，我们后台会收到很多长的、真情实感的反馈。

还有一类用户，可能是媒体从业者，或者是自媒体、老师、学者，也是我们的核心用户，但这类群体其实不需要通过看节目的方式获得信息，他们已经有自己的渠道，但《十三邀》这类节目，提供了一个谈论某个话题的契机。

也有人说，很难在身边找到谈论这些话题的人，有的观众甚至觉得，我把《十三邀》讨论的话题转到朋友圈，会有一种“羞耻感”，因为他身边的环境都不太谈论这些事情，但是，他又有谈论这些话题的需求，根据我们观察这也是挺大的一个群体。

许倬云先生说过，100个人里，有两三个人能够讨论、理解你的意思，就已经很好了。我们也不奢望，它是全民的，或者总是有更大范围的关注和讨论。我们希望创造大家交流的机会，所以我们也做线下活动，让大家找到大家。

走大厂商业逻辑，去适配广告主周期

Q：以前做纪实类影像作品的更多是传统电视台的队伍，现在他们越来越少做这类内容，一线城市的很多电视台都在改革、重组，为什么纪实类影像生产出现在这样的状态？

侯振海：最明显的是，大家使用媒体的习惯已经转变了。原来是公共媒体、机构媒体制作内容，大家通过机构媒体获取信息。后来，自媒体或者社交媒体之后，很多人变成了个人生产者，内容产出的体量远远要大于机构媒体。

之前一个阶段，大家觉得自媒体更有意思，也有一定的专业性，近一段时间很多人会觉得，有些审美疲劳了。但因为这一波冲击后，传统机构如今很少再做类似内容，因为一度它不被大家消费，不被大家喜欢和关注。这可能是一个结构性的历史结果。平台机构的发展也可以容纳各种品类的内容，在这里我们找到了发挥自己专业能力和兴趣的空间，继续做我们觉得有价值的东西。

Q：传统电视台在内容策略上的变化，也许跟经营相关。那同样是做人文类纪录片，在腾讯的体系下，收入是可以打正的？

侯振海：是的，这是我们努力的方向。从公司的角度来说，这是正常的商业逻辑，无论是To B或者To C的方式。我们从传统机构媒体到互联网行业也七八年了，摸爬滚打成长了很多，积累了团队运作和商业运营的经验。

Q：那如何说服广告主呢？因为广告业也发生了很大变化，新品牌快速崛起，又快速倒下，很多品牌是靠投流野蛮生长，非常看重转化数据，以便内部汇报更有说服力。如果你对他们说，理性用户是工作室的核心受众，大量用户因“社交羞耻”在后台默默支持，数据显得少了。广告主会认可吗？

侯振海：我们的客户来自不同行业。我们这个类型内容的商业模式其实和电视台一样。广告是To B的逻辑，有的要做品牌，比如，交通或者数码电子，看重的是如何帮助品牌传递价值主张，品牌需要内容载体，不停地跟目标用户产生连接。

还有一类是消费品，快消行业，要曝光和流量，这类品牌投综艺和影视剧会更多。我们的内容不太匹配这样的需求。

像你说的，每个团队情况也不一样。从内容创作角度，我们很明确，项目该怎么做，广告主也很明确。

可能有两个层面的结合点，一个是，品牌理念的表达和丰富，比如，车是安全，车是爱，或者说，是高端、豪华、奢华、科技感的。这些都是很抽象的概念，我们要跟品牌一起把它丰富、具体，这些是我们比较擅长的。

每个品牌，以及品牌所处的每个阶段都有不同的投放目标。不同的商业需求，你得用播出周期和内容形式，去承载品牌的不同需求。

除了内容本身，还有运营和渠道的方式。另外平台的能力也非常重要，腾讯的广告资源、市场资源，整合在一起。只拿内容或理念去说服广告主，是很难的。

Q：来你们这里投放的品牌，车企居多，都是相对高端的，跨国公司大品牌，相对注重品牌形象。但当前很多外企在慢慢撤出中国市场，可能也会对广告业产生一些结构性影响，你怎么看？

侯振海：品牌广告肯定是越来越难做的，这是一个基本判断。广告受整体经济形势的影响，因为广告业是很传统的商业模式，遇到经营困难企业往往先砍的是营销预算，但总还是有些品牌活得还可以的，我们努力争取这些客户的预算。

我越来越觉得，在广告招商上，与腾讯生态的联动很重要。这是我们在腾讯体系下做纪录片的优势。腾讯广告销售是一个团队，会对接不同的内容，会在那帮我们识别，哪些商机是适合的，然后我们再来跟进，成单率会更高。

Q：你们的内容会跟商业化做更多的联动，很多对内容有极致追求的人，大概率是不想有太多非创作因素干扰的，只有这样，才能做出更多更好的内容。你怎么去说服创作者的配合？

侯振海：不存在说服，是大家逐渐建立共识的过程。我们从传统机构媒体到商业机构这么多年了，完全没有商业化思维是很难生存的。当然，我们又是内容创作者，需要思考保持内容合理性的前提下完成商业化目标。因此我们内部要拿出好的创意去说服广告客户。

有一个品牌的老总跟我说，知道我们的纪录片对用户的心智扎得很深。有时候做广告，越是大张旗鼓的，喊别人看你，消费者越反感，特别是我们做的这类内容，这部分受众，其实很清楚他们看的到底是什么。

Q：这样售卖方式，是不是还要面临那个实际的问题，你怎么对内、对外确认内容影响到了目标消费者？

侯振海：我现在评价一个项目的好坏，有一些行业共识的标准，比如，讨论度、话题度。还有一些传播数据，比如，豆瓣评分，微博热搜。当然还有，客户管理团队的体感，以及执行层面的体感，还有第三方的调研和访谈数据可以支撑。

我们不是大众化的节目，客户对此也有预期，对纪录片或者纪实节目，行业是有理性判断的。

Q：以前纪录片的模式是，大家是做好节目，然后版权售卖，现在更多要前置考虑广告主的诉求。类似你刚刚谈到的，做节目跟着广告主的投放周期走。有个问题，纪录片的拍摄和制作相对周期较长，你怎么去更好地适配广告主的节奏？

侯振海：坦白说，有时候是看运气。当然，像沃尔沃这类，已经长期合作了，我们的播出周期也比较长，能够很快适配。

比如《激流》的广告主，希望在这个阶段有产出，半年之前就已经定了时间。我们半年前就开始操作和拍摄。半年的操作周期已经算比较长的，很多就三个月。有些是单期定制，确实得匹配。

Q：你怎么看To C的模式呢？现阶段，C端付费能力是不是难以支撑纪录片品类持续营业？

侯振海：我们现在商业模式更多是To B，因为我们是小众的品类，不像综艺和电视剧，一期就几千万人、上亿人看。相对体量小的品类，还是得用传统的广告模式。我们会有一些C端收益，比如超前点播，但现阶段还不足以支撑成本。纪录片不是一个刚需内容，还是有一定的消费门槛。

Q：李翔也是不需要背商业化KPI的吧？

侯振海：是的，他就跟我们合作内容，我们一起来创作节目就是我们的KPI。

时代被解构，每个人需要找到意义

Q：听起来你们是一个内容创作理想国的状态。

侯振海：也不能这样讲。至少现在这个环境，我们都不停地在遇到挑战和市场变化，也在不停地调整，团队相对小一些，比较灵活，在内容上，有长周期、有短周期，会有一些搭配。我们内部需要来平衡。

Q：那你现在面临的主要挑战是？

侯振海：在内容开发上，也不能只为了完成商业目标，那就会越做越小，没有独特性了。保持自己独特性，再完成商业闭环，这是最核心的挑战。

我们从业这么多年，有自己的审美，内容的标准和判断。内容创作，怎么做出新东西，和别人不一样，其实很难。你有点子，但找不到许知远、李翔，也很难落地。然后，你还要找到商业机会，说服广告客户来投放，每一步都紧密相关。

Q：你们的审美和标准在时代议题，你会不会认为，现在的人好像更关注自身了，而不太喜欢在公众领域谈论时代议题、理想主义之类，类似这种公众知识分子的情结，好像是很久远的事情了。

侯振海：我们做完陈嘉映老师那个项目后，更清晰了。我们自己本身也阅读，也会想当下的事，我觉得，还是有些人在思考这些问题的，这也是我们做节目的基础。

这个时代的媒体，也还是有公众属性的，大家还是关注事态发展。可能不再是那种时代的、群体的话语，更多的是个人的思考和判断，这是大家思想的变化。现代性带来的危机，当人类开始学习科学，参与政治和社会实践之后，传统社会的基本的价值和意义都被解构了，就剩下了个人。

最开始的时候，你从枷锁里挣脱出来，有自由，有选择，最后变成只剩你自己个人，你完全被抛到存在主义世界上来了。这个时候，怎么去找到自己的意义？大家也许不关心时代的大东西，但其实你也在时代中，这就是我们的时代。

Q：那在内容消费潮流上，你会有担忧吗？比如说，在视频内容上，很多人对短剧趋之若鹜，作为影视内容创作者，你看到这种现象，是什么感受？

侯振海：这都是个人的选择，不是看短剧，就不看其他了。可能夜深人静的时候，或者，面临人生的困境，还是会思考，该怎么选择人生。当然，有人不想也正常，不能苛求每个人都去思考这些。

但是，有人还是愿意思考的时候，我们可以跟他产生连接和沟通。看哲学书的人，也会刷短剧的，你不能说就哪个高或哪个低，但是从审美上，是有不同的选择。

Q：讲到思考，其实有时候，我问AI，问ChatGPT或DeepSeek，它好像什么问题和困惑都能承接得住，并且，还能一本正经地输出回答，有时候还很有哲学或文学高度。你怎么看？

侯振海：AI现阶段还是工具，它对我们时代是有影响的，它是重要生产力，会改变我们这个时代的很多事情，包括社会关系、政治关系、人际关系、生产力关系，但是现在还没有显现出来。

你是想问我，担不担心被AI替代？我不担心。AI是绝对理性的，但是，人除了有理性，还有感性，这是AI无法做到的。AI永远不是人，而人就是人。人会喜怒哀乐，会意气用事。AI会给出理性的、标准的答案，但是，人有时候就不搭理你，或者不愿意跟你谈事情。

还有，AI无法取代人人都有隐秘的那一面，人都有隐秘的需求。每个人都有秘密，这是人的一部分。有些事儿没有被说出来的，比如，我们今天的访谈，别人都不知道有这事，比如，有些人见几面，就左右了一些人的命运，或者改变了事情的发展方向。这些都是人的价值的，AI做不到的。（本文首发于钛媒体APP，作者｜李程程，编辑｜李玉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