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注】朱兆一：猫鼠游戏？以色列打击伊朗成功，但第二个核敌人可能出现

本轮伊朗-以色列危机折射出以色列方面长期的安全焦虑和“先发制人”的战略逻辑。如何理解以色列的核武器观念？这对于地区安全有何影响？是否正在将整个地区推向更大的不确定与危险？

本文作者系盘古智库中东研究院执行院长朱兆一，文章来源于“凤凰大参考”。

本文大约7200字，读完约18分钟。

No.1

1973年赎罪日战争：我们不能等着敌人上门

1973年爆发的赎罪日战争（编者注：第四次中东战争又名赎罪日战争、十月战争、斋月战争，是指埃及与叙利亚为夺回在六日战争中失去的土地，与以色列于1973年10月6日至10月24日之间发生的战争），给以色列刻下了一道关于生死存亡的集体烙印。

那一年10月，埃及和叙利亚发动突然袭击，昔日不可一世的以色列国防军在几个战线上节节败退，一度面临亡国危机。这场战争暴露了以色列先天的战略纵深缺失——国土面积仅约2.2万平方公里，东西最宽处只有110公里，南北长度450公里，一支装甲突击部队几个小时内就能贯穿以色列全境。

第四次中东战争示意图。 图片来源：维基百科

面对背水一战的局面，以色列领导层首次认真地考虑启用最后的保命筹码——核武器。当时以色列的核武库还处于高度机密和初步阶段（据传早在1967年六日战争前夕就完成了核装置的组装，但从未公开试验或部署），赎罪日战争证明了常规防御有其极限，当敌人的坦克已经几乎可以望见特拉维夫时，再强大的空军和陆军也捉襟见肘。在生死一线之际，以色列政府疑似将几枚核弹头装上了“杰里科”导弹作为最后通牒，迫使美国加大军事援助帮助其扭转战局。

战后以色列人痛定思痛，深刻意识到国家安全不能仅寄托于战略缓冲或他国援助，必须有更主动的自救手段。自此，“先发制人”逐渐成为以色列安全理念中的铁律：绝不等敌人先出手，在威胁萌芽阶段就要将其扼杀于摇篮。

赎罪日战争后的几年里，以色列在核领域奉行一种含糊却坚定的政策：既不承认也不否认拥有核武，但会不惜一切代价阻止邻国发展核武器。

1979年，伊拉克萨达姆政权在法国援助下兴建奥西拉克（Osirak）核反应堆。以色列情报部门认定这对以色列是不可接受的生存威胁。1981年6月，以色列空军发动了震惊世界的“巴比伦行动”。八架F-16战机跨越上千公里直接将奥西拉克反应堆夷为平地。这次打击开创了全球预防性打击核设施的先例。图为参加巴比伦行动，轰炸萨达姆·侯赛因在奥西拉克的核反应堆的以色列国防军飞行员。图片来源：以色列国防军档案

此后，这一战略信条被一以贯之地执行：2007年，以色列再次出手，摧毁了叙利亚代尔祖尔的疑似核设施；面对伊朗长期以来的核雄心，以色列更是动用了从网络战到暗杀的全方位手段遏制。2010年前后，一种被称为“震网”（Stuxnet）的电脑蠕虫病毒神秘地入侵了伊朗纳坦兹铀浓缩厂，令上千台离心机发生自毁性故障，直接将伊朗核计划拖慢了至少两年。同一时期，伊朗多位参与核计划的顶尖科学家接连遭遇不明袭击身亡。

从伊拉克的反应堆，到叙利亚的核设施，再到伊朗的离心机和科学家名单，以色列编织起一张跨越半个中东的“核禁区”之网：谁试图碰触核武的门槛，就要承受先发制人的迎头痛击。

No.2

伊朗核计划：以色列坚持20年的全面围剿

进入21世纪以来，以色列和伊朗围绕伊朗核计划的争斗，如同一场旷日持久的“猫鼠游戏”。

伊朗一边称自己的核项目出于和平目的，一边在技术上不断迫近可以制造核武的门槛。到2025年，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报告显示，伊朗已经积累了约275公斤纯度为60%的浓缩铀。尽管制造核武器通常需要90%以上纯度的高浓铀，但从60%进一步提纯所需的时间可能仅是数周而非数年。与此同时，伊朗安装的各型离心机数量突破了1.9万台，新一代IR-6离心机的效率比过去提高了数倍，其中许多部署在深埋地下的福尔多等设施（地下800米），足以抵御一般的常规钻地炸弹。一系列技术里程碑表明，伊朗距离“核门槛国家”的地位仅有半步之遥。

更令以色列焦虑的是伊朗核计划的真正意图仍然模糊难测——德黑兰当局始终坚称研发核技术是用于能源和医学，但以色列摩萨德特工在2018年获取的秘密文件却曝光了另一个故事：这些文件详细描述了一种可小型化的核弹头设计，据称能够安装在伊朗的“流星-3”中程弹道导弹上，而该导弹射程覆盖以色列全境。换言之，伊朗表面上的克制宣示背后，很可能是在为未来闪电般跨过核门槛乃至拥有对以色列的二次打击能力进行技术准备。

面对伊朗持续不断的核升级，以色列在过去二十年中部署了一整套“下先手棋”的组合拳，从情报战、网络攻击到国际外交和军事威慑，多管齐下目的只有一个：让伊朗永远停留在核门槛之外。

首先是网络渗透与破坏，其中最著名的案例莫过于2010年的“震网”病毒。这个疑似由美以情报机构联合开发的恶意软件成功侵入了伊朗纳坦兹核设施的工业控制系统，让上千台铀浓缩离心机在不知不觉中高速自毁。此举据估计将伊朗的铀浓缩进程一下拖延了两年以上，为以色列赢得了宝贵的缓冲时间。

“震网”病毒操作示意图。 图片来源 ：Cyberhoot

其次是暗杀与定点清除。从2010年至2020年，至少有五名伊朗顶尖核科学家相继在街头遇袭丧生，其中包括被称为“伊朗核弹之父”的物理学家法赫里扎德。每一次精准的斩首行动，都是在向伊朗发出警告：发展核武的关键人才将面临生命危险。这些袭击一度造成伊朗核项目的人才断层，不得不花时间重新培养新人。

第三个手段是外交游说与制裁。以色列深谙光靠自身难以彻底扼杀伊朗核计划，于是积极在国际外交场合鼓动对伊朗的最大压力政策。2018年，时任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以色列游说和自身战略倾向的双重作用下，单方面退出了伊核协议（JCPOA），重启对伊朗的严厉制裁。这一举动切断了伊朗通过协议获得经济纾困和民用核技术协助的路径，加剧了伊朗国内的困难，也间接削弱了其推进核计划的资源基础。

最后一个手段是军事威慑与试探。除了情报和暗战，以色列也不断以公开的军事行动来“敲山震虎”。2024年10月，据叙利亚媒体报道，一支以色列空军的无人机和战机编队突袭了伊朗在伊斯法罕附近的新建地下铀浓缩部件工厂，投下数枚精确制导炸弹，摧毁了多台最新型离心机的生产设备。伊朗对此虽矢口否认，但外界普遍认为以色列此举是在验证针对伊朗本土目标的打击能力和国际反应，为可能的更大行动埋下伏笔。

通过上述多维度的持续围堵，以色列试图构筑一道动态的“核红线”：当伊朗的核进展接近临界点时，就制造一次意外或打击让其后退一步。这种猫鼠游戏已持续二十载，看似惊险地维持着某种不平衡的稳定，但局势就像攥紧的弹簧般充满张力，一旦某方失手或误判，后果将不堪设想。

No.3

核模糊战略：以色列的“不可言说之盾”

吊诡的是，在竭力阻止伊朗拥核的同时，以色列自身却是中东地区实际上的唯一核武国家，而且对此采取长期的“核模糊”战略——不承认不否认，不公开试验也不接受核查。

根据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SIPRI）2025年的估算，以色列目前拥有约90枚核弹头，和该国的国家体量相当不匹配。这些核弹头被认为可以通过多种投送方式实施打击，包括射程覆盖整个伊朗的“杰里科-3”中程弹道导弹，以及改装后的F-35I隐形战斗机等载具。凭借核武器这一“终极保险”，以色列在中东维持着一种心照不宣的军事优势地位。

然而，以色列从未正式对外承认过自己的核武库，其总理和官员在相关问题上皆讳莫如深。这种模糊政策源于三个方面的考虑：

一是威慑可信性——模棱两可的状态让潜在对手难以评估招惹以色列后会不会招致核报复，从而在心理上形成更强震慑；

二是规避国际压力——只要不公开坐实，以色列就可以避免陷入违反《不扩散核武器条约》(NPT)的指责或制裁，美国等盟友也能继续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地提供援助（早在尼克松政府时期，美以之间据称就达成默契：美国默认以色列拥核，但以色列不公开做核试验）；

三是技术自由度——在“核模糊”的挡箭牌下，以色列迪莫纳核研究中心的大门始终对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的核查人员紧闭，以色列能够不受外部干扰地发展尖端核技术，包括更先进的核弹头设计和各类投送工具。

在以色列看来，中东核态势必须永远维持“我有你无”的单极局面，一旦伊朗这样的对手突破核门槛，不仅意味着以色列可能遭受灾难性打击，更将终结其在中东纵横捭阖数十年的常规军事优势。正如有学者所言，核武器是一种“不允许对手存在”的武器——如果伊朗拥有了核弹，那么以色列赖以威慑周边的“杀手锏”就失去了独占性，中东将从此进入“大国均势”而非“小国服从”的安全架构。

在这种担忧背后，其实也折射出以色列深层的安全焦虑：在人口和战略纵深方面，以色列都处于劣势。以色列全国人口还不到1000万，而伊朗有将近8800万；以色列的国土狭小，无险可守，而伊朗幅员辽阔，纵深纵横。核武器恰恰是以小博大的终极对冲手段，使弱小国家也能让强大对手忌惮三分。因此，以色列绝不容许自己面对哪怕一个拥有同等“杀手锏”的地区对手。

此外，一旦伊朗拥核，中东其他国家可能引发连锁反应：沙特阿拉伯已经放出风声称“如果伊朗拥核，沙特别无选择只能追求自己的核保障”。可以想见，在一个核武器相继扩散的中东，以色列再也无法像过去那样高枕无忧，其脆弱的生存处境只会更加如履薄冰。

No.4

什叶派之弧：环绕以色列国土的“伊朗影子”

伊朗与以色列的对抗，并不限于核领域的隐秘角力，更通过一张跨越中东的代理人网络在台前幕后展开。

所谓“什叶派之弧”，指的是伊朗在中东培植和支持的一系列什叶派盟友和代理武装势力，从黎巴嫩、叙利亚贯穿至伊拉克、也门，形成对以色列及其盟友的战略包围圈，被伊朗称为“抵抗轴心”。

“什叶派之弧”国家分布。图片来源：The Times

2023年10月7日，巴勒斯坦哈马斯武装向以色列发动突然袭击，大批武装人员越过加沙边界蜂拥而入，一时间加沙周边城镇陷入战火。这场突袭背后，就隐现着伊朗的支援身影：据以色列情报部门所述，伊朗多年来向哈马斯提供火箭弹制造技术、资金和训练支持，使其火箭弹库扩充到上万枚，哈马斯甚至研制出射程覆盖特拉维夫的简易制导火箭。在伊朗的纵容默许下，哈马斯以“人海+火箭雨”的战术重创了以色列南部防线，被视为对以色列“铁穹”防御系统的一次压力测试。

同一时期，黎巴嫩南部的真主党武装也虎视眈眈，其拥有估计超过15万枚各型火箭弹，几乎全部用来对准以色列北部。一旦战事扩大，真主党可能从北方第二战场发动袭击。

此外，也门的胡塞武装在伊朗支持下控制了萨那政权，不仅频繁向沙特阿拉伯境内发射导弹，还对红海海域的国际航运构成威胁，若中东大战爆发，胡塞武装可能袭扰以色列在红海和亚丁湾的商船航线，打击以色列的经济命脉。而在伊拉克境内，受伊朗影响的什叶派民兵组织亦对美国驻中东基地发动袭击，试图牵制美国的注意力与军事资源，不让美国过于偏袒甚至直接支援以色列。可以说，从加沙、黎巴嫩到也门、伊拉克，一条“新月形”战线早已形成，伊朗正是这背后纵横捭阖的操盘手。

面对伊朗在周边编织的多线战场，以色列意识到，若不逐一剪除这些“触手”，与伊朗的直接对决将始终后顾有忧。从2024年开始，以色列对伊朗代理人网络的关键人物展开了一系列高风险的“斩首”行动。2024年7月，一场发生在远离以色列本土的离奇爆炸震动了德黑兰的一个高级住宅区——巴勒斯坦哈马斯政治局领导人伊斯梅尔·哈尼耶据传在一次秘密访问伊朗期间遭到身份不明的袭击者定点清除，其随行人员同样无一生还。这一事件伊朗官方保持了异常的低调，以色列则对此不置可否，但外界普遍猜测这是摩萨德再次展示“影子之手”的结果。

哈尼耶和他曾被袭击的住所。图片来源：Business Today

同年10月，黎巴嫩真主党总书记哈桑·纳斯鲁拉在贝鲁特郊外乘车出行时遭遇导弹袭击，车队被摧毁，纳斯鲁拉身亡的消息震动了整个中东。这是自上世纪80年代以色列清除阿拉法特未遂之后，以色列在周边发动的最轰动的一次斩首行动，目标直指伊朗代理人网络的最高指挥层。随着这些代理组织首脑接连倒下，伊朗苦心经营的地区“外围屏障”遭受重大削弱。

以色列的意图也很明显：逐步瓦解伊朗周边的打击报复能力，为将来的对伊朗本土直接行动清除障碍。尽管伊朗誓言复仇，任命新的代理人首领继续对抗，但这些损失无疑让伊朗感受到了来自以色列的愈发直接的威胁。

No.5

613突袭：以色列的战略自主与美以裂痕

6月13日凌晨，在美国伊朗的核谈判刚满2个月之际，以色列终于采取了其酝酿已久的行动，对伊朗本土的核设施进行了前所未有的直接打击。这次行动被以色列军方秘密代号为“狮子力量”，突袭的主目标直指伊朗最重要的核基地——纳坦兹铀浓缩基地。本次行动时间被精心选在伊朗与西方即将举行第六轮核谈判的前48小时，以色列有意用一种戏剧性的方式终结谈判进程。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曾暗示给核谈判预留两个月的最后期限，但显然以色列等不及外交斡旋再拖下去。

当天凌晨，以色列空军多架经过特殊改装的F-35I隐形战机，在空中加油和电子战飞机的掩护配合下，从内盖夫沙漠的基地呼啸升空，飞越叙利亚和伊拉克北部上空直扑位于德黑兰以南的纳坦兹。战机投放了数枚美制GBU-72增强型钻地炸弹——这是一种重量达5000磅的钻地弹，专为摧毁加固的深层目标而设计。

以色列空军经过特殊改装的F-35I隐形战机。图源：National Security Journal

每枚GBU-72造价高达190万美元，但威力惊人：它能够穿透数十米深的钢筋混凝土工事后引爆。短短数分钟内，纳坦兹地下大厅传出连串震耳欲聋的爆炸声，地面监控摄像头记录下大地剧烈的颤抖和浓烟从通风口汹涌而出。几乎同时，在德黑兰和设拉子的不同地点，至少有6名与伊朗核项目有关的科学家和高级军官遭到身份不明枪手的袭击身亡，其中包括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高官侯赛因·萨拉米——这表明以色列此次行动不仅针对硬件设施，更试图斩断伊朗核计划的“大脑中枢”。

纳坦兹上空的浓烟尚未完全散去，美以之间的嫌隙便公诸于世。这次突袭大概率没有得到美国的事先首肯。白宫在事后紧急发表声明，强调美国军队和情报部门并未参与行动，也没有提前知情。有报道称，特朗普总统在事发前曾接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简短通知，但他要求以色列至少将行动推迟数周，以便美国协调各方、做好区域应急准备。然而，内塔尼亚胡政府显然执意要在既定窗口期内采取行动，不愿再受美国的“政治拖泥带水”牵制。美国务卿马可·鲁比奥在新闻发布会上语带不满地表示：“我们理解以色列的安全关切，但此举并非我们战略的一部分。”

美国国务卿马可·卢比奥在美国时间6月12日的新闻发布会上。图片来源：美联社。

美国的顾虑不无道理：伊朗遭袭后随即宣布退出一切形式的核谈判，并威胁对美国在中东的军事存在实施报复。海湾地区的美军基地进入最高警戒状态，美国担心多年来苦心维持的对伊遏制联盟会因为以色列的单方面行动而陷入全面冲突。更现实的是，中东战火重新燃起导致国际油价在当天飙升了12%，触及每桶100美元大关，全球股市市值蒸发近1.7万亿美元，美国和世界经济都将因此面临新的压力。

然而，对深陷国内政治危机的内塔尼亚胡来说，动摇甚至触怒盟友也在所不惜。他领导的联合政府正因强制兵役改革法案争议在国内饱受批评，执政联盟面临垮台威胁。在野的中间党派借机要求提前选举，民调显示内塔尼亚胡所在阵营选情告急。在这样的背景下，对伊朗强硬出击不仅可以转移国内视线、重新凝聚民心，更成为内塔尼亚胡向选民证明他仍是“以色列安全守护者”的最后筹码。

有评论指出，这场耗资高达数十亿美元的军事冒险（据估算光精确制导炸弹和战机作战支出就超过28亿美元）更像是一场带有政治赌注的豪赌。以色列以燃眉之急为由选择战略自主行动，却也为美以关系投下了一道阴影，双方虽仍是盟友，但信任裂痕已然加深。

No.6

终极困局：绝对安全的悖论与中东核未来

以色列对纳坦兹的成功打击，表面上看再次消除了眼前的核威胁。

根据战后各方消息，伊朗纳坦兹基地的大部分关键设备被毁，几乎所有库存的高丰度浓缩铀非毁即散，伊朗的核计划被迫一下倒退数年。专家估计，伊朗若要恢复到袭击前的浓缩能力，至少需要18个月以上。然而，这颗貌似稳固的“安全止痛丸”药效转瞬即逝，副作用却开始在中长期显现。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随即发表措辞强硬的讲话，宣布伊朗将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附加议定书的自愿遵守，全面加速推动核武器的发展。

一场你追我赶的地区核军备竞赛风险于是大幅上升：沙特阿拉伯已紧急宣布启动自主铀浓缩计划，并公开表示“决不在伊朗之后成为中东第二个核门槛国家”，埃及和土耳其等地区强国也在密切评估自身的核选项。这意味着以色列原本试图杜绝的“第二个核敌人”很可能在另一个地方或以另一种形式出现。

更严峻的是，以色列此举彻底激怒了伊朗和其支持者。哈梅内伊在讲话中誓言“要将复仇烈火烧到犹太复国主义政权的心脏”，伊朗革命卫队则扬言要对以色列位于迪莫纳的核设施实施报复性打击——那里正是以色列核项目的命脉所在，一旦遭到攻击，中东将面临不可想象的核灾难风险。由此可见，以色列追求自身“绝对安全”的同时，客观上也将宿敌逼到了悬崖边。两国间日益高涨的仇恨和不信任，像滚雪球般推动着局势滑向更危险的境地。

以色列的预防性打击，如1981年轰炸伊拉克奥西拉克核反应堆（“巴比伦行动”）和2007年轰炸叙利亚代尔祖尔核设施，在短期内有效阻止了敌对国家接近核武门槛。这些行动在战术上是成功的，但是这种战略在长期中已经产生了“自我实现的敌意循环”，并催生敌对国家转向更加秘密的研发路径（如伊朗的福尔多地下设施），这又加剧了以色列的孤立和对抗风险，迫使其更频繁地采取先发制人行动，从而陷入“战略焦虑——预防打击——安全赤字”的恶性循环。

所以，这种预防性打击无疑是不可持续的，因为它无法根除敌意，而是推动目标国螺旋加强对抗性的军事准备；削弱了多边外交解决机制，从而让资深在国际法框架下的合法性日益受到挑战。

2025年6月13日，伊朗德黑兰北部，一名消防员在爆炸现场。图片来源：美联社

当眼前的战火硝烟逐渐散去，留在以色列和伊朗决策者面前的，都是一盘更为复杂难解的安全棋局。也许，以色列迪莫纳基地的核弹头可以摧毁纳坦兹的离心机，却永远填不平文明裂谷间那道深深的恐惧鸿沟。两千年来中东的恩怨情仇，在核时代正转化为更可怕的生存赌局——这或许才是所有中东国家需要担心的真正困境。■

文章来源于“凤凰大参考”

责任编辑：刘菁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