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禁酒令”异化为“生活禁令”：形式主义治理的荒诞逻辑

文丨山木

继《人民日报》发布“禁止违规吃喝，不是吃喝都违规”的评论后，新华社也发布重磅评论，指出“整治违规吃喝，不是一阵风不能一刀切”。新华社直截了当指出：公职人员24小时禁酒、聚餐控制三人以内、餐费必须AA……这些都是对整治违规吃喝的歪曲解读，必须予以警惕。

为何一个子虚乌有的"全天候禁酒令"能席卷全国？为何基层干部会对着空气中的禁令噤若寒蝉？在这场荒诞的集体行动中，我们看到的不仅是政策执行链条的扭曲，更是形式主义与官僚主义合谋下对治理现代化的公然嘲弄。

这场集体癔症的传播链条里，涌动着三重荒诞的权力表演。某些主政者深陷“过度治理焦虑”，将“超纲执行”当作最安全的政治表态——就像封建官场的“表忠心”，用干部生活权利换取个人“政治正确”的免责符。河南某地传出“公职人员婚宴禁用料酒”的奇葩规定时，竟有自媒体将其包装成“治吏典范”全网推送，这种将权力越界美化为“治理创新”的操作，实则是用形式主义消解法治根基。而部分执行者把“宁可错杀一百”的极端管控当作免责护身符，某乡镇干部坦言“现在说情就是包庇，解释就是开脱”，三种力量交织成的畸形生态，让不存在的禁令成了人人自危的带电围墙。

更深层的治理顽疾在于，某些地方将“酒杯反腐”异化为“生活围剿”——不敢触碰真正的利益集团，就拿普通干部的餐桌开刀；无力破解隐蔽的权钱交易，就粗暴剥夺所有人的举杯自由。这种懒政思维与明代海禁时期“片板不得入海”的荒唐如出一辙。某市餐饮协会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公务宴请下降92%的同时，家庭聚餐锐减65%。当治理者分不清商务宴请与家宴的区别，当监督者辨不明茅台酒与料酒的差异，所谓“精准打击”不过是用“洪水漫灌”的方式淹没民生烟火。江苏某纺织厂老板指着一沓《廉洁就餐承诺书》苦笑：“请干部吃碗阳春面非要签承诺书，问能不能加个蛋，对方说‘可能涉嫌利益输送’。”这种荒诞的“避嫌式社交”，正在把政商关系冻成冰雕。

《人民日报》与新华社的发声，本质是对治理逻辑的拨乱反正。《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规制的是“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而非剥夺公民饮食自由；《立法法》明确公民权利限制只能由法律规定，那些要求干部下班后报备饮酒量的 “土政策”，本质是对《宪法》第33条“人身自由不受侵犯”的隐性剥夺。正如法学家警示：“当公权力可以随意侵入私人餐桌，明天就可能叩开卧室的房门。”某乡镇已出现“家庭聚餐需提前向纪委备案”的荒唐规定，权力越界的脚步从未停止。

终结这场闹剧，需要让纪律回归法治理性。浙江某民营餐馆挂出“欢迎党员干部自费消费”的横幅，接住的不仅是一顿饭的烟火，更是治理智慧的觉醒。真正的纪律应是划清公私边界的界碑——碑内是权力的禁区，碑外是生活的自由。当某些地方把“八项规定”执行成“八项禁止”，将“纠治四风”扭曲为“消灭人间烟火”，本质是用清教徒式的偏执制造新的形式主义灾难。

新华社锐评点破的不仅是“一刀切”的遮羞布，更是治理现代化必须跨越的认知关卡：如何让禁令精准狙击权力腐败而非误伤生活常态？答案藏在《二十大报告》“坚持依法治国” 的誓言里，写在“实事求是”的党性原则中。唯有让权力回归制度的笼子，让生活重归常识的轨道，才能在纪律刚性与生活柔性之间找到黄金分割点——这个点，既是党纪的生命线，也是中国治理走向成熟的精神坐标。当干部能堂堂正正与家人小酌，清清白白在餐馆消费，那才是作风建设真正深入人心的开始。

☆ 本文作者简介：山木，自由撰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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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易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