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旭东 | 学术作为一种生活方式

侯旭东：学术研究既是职业更是生活方式 《光明日报》20170401

侯旭东，1968年2月生。1986.9-1996.7就读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获学士、硕士与博士学位。1996.8-2008.5任职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2008年5月转任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教授，曾担任系主任。主要研究秦汉魏晋南北朝史与出土文书简牍，近年主要关注古代国家的形态与运行机制。著有《汉家的日常》《五六世纪北方民众佛教信仰——以造像记为中心的考察》《北朝村民的生活世界：朝廷、州县与村里》《宠：信－任型君臣关系与西汉历史的展开》《近观中古史：侯旭东自选集》《什么是日常统治史》

三四月间，莘莘学子复试求职正当时。如何看待学术研究？为何要从事学术研究？大千世界，千行百业，出路繁多，进机关下商海，挺进基层还是漂泊北上广，抑或继续求学，何处安身立命？

我认为，学术研究，首先是种职业，可以养家糊口，但又有些特殊性。极而言之，学术研究是人类认识自然、社会、人生与自身的自觉探索，在古代，属于少数有闲精英人士的专利，近代以来，随着社会分工的发展和大学的制度化，分化为一种独立的职业。二战以后，大学教育日益大众化，到了21世纪，中国亦步入这一阶段。学术研究已从神坛跌落，不过，因其终极关怀犹抱有真、善、美之价值追求，仍与一般职业有所差别。自19世纪末研究生教育出现，研究生特别是博士生，已成长为培养后备学术从业者的主渠道。一个人选择攻读博士学位，通常便意味着他将来要选择以学术为职业。

过去常常会说从事学术研究寂寞艰苦，又有所谓“板凳要坐十年冷”的说法。今天来看，互联网的出现、微信的发达，“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方寸之间便可集合同道互通音信，反而更需要一份坚守才能保持清净与沉潜。随着国家经济实力的增长，学术投入的增加，研究的物质条件大为改观，博士生的待遇，亦明显提高，“艰苦”二字已非学术研究的同义语。

相形之下，“冷板凳”却仍是每位立志读博治学者无法回避的考验。实验室中千百次枯燥的重复动作，图书馆中连年累月的潜心阅读与苦思冥想，无数次的失败与摸索，无路可走的痛苦与煎熬，这些都是必经的磨炼。一百多年前，大学者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引三句宋词，描述“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

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

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

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三段话语，核心便是探索的艰难与折磨。无论文理工医，莫不如此。

眼下，各个领域加速发展，积累的成果日益丰富，从入门到出师，除了各领域基本技能与知识，还有更多的知识、工具与能力需要掌握，耗费的时间相应在延长。举例来说，我自己从事的中国古代史，地下资料层出不穷，过去冷僻的简牍、石刻与文书知识与研究方法，一跃成为研究诸多领域必备的基础。历史人类学的兴起，亦将书本之外的田野调查方法引入明清近现代研究的工具库。外语的要求，同样也在提高，掌握第二外语不仅对于世界史，即便是中国史，也提升为基本要求。加上寻找课题的难度增加，从消化前人成果，到推陈出新，耗时更多。四年、五年甚至六年才能博士毕业，已趋常态。多年努力，无果而退，亦不鲜见。其他学科，恐亦类似。

立志向学者，须有充分的心理准备。要想获得成功，毅力与恒心是首要的，当抱有力争一流的决心，同时，学会学习，掌握方法，勤于思考更不可或缺。我接触同学多年，总担忧的是同学们思考上用心不够，常为各种貌似“定论”的权威说法所束缚，难以借助事实来挑战既有结论、提出新问题、开辟新领域。研究欲更上一层楼，首先须能发现新问题，新线索，并能加以解决。发现源于观察与思考。没有敏锐的观察和深入的思考，无法从表象中捕捉到问题。理工科的对象不同，道理当无本质区别。

选择学术道路，实际是选择一种生活方式。稻粱谋之外，更是一种生活状态。是在与全球同行的竞争中求生，压力无时不在，需要持续思考与投入，几十年中不断生产高质量的成果，取得成绩的同时，可能意味着放弃许多生活乐趣与享受，得失相伴而生，对此应该做到心中有数。这种状态内化为自己的生存方式和内在追求，甘之如饴，才会从外在压力与束缚中解放出来，感受到幸福与成就。为此，参照学术史、参照旁人，不断反省自己必不可少，如前辈所言，不断磨砺中，使研究“似高手下棋无废子”才可能超越前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