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开沅 | 天寒岁暮忆文权——《唐文权文集》序

岁月如歌，人生如梦。文权离开人世，即将20年。

他病逝于1993年10月27日，当时我正在台北政治大学教书，未能与挚友最后诀别。接到讣告已是12月4日，次日曾有日记，已收录于《鸿爪集》“萍踪篇”。原文是：

12月5日星期日，阴

昨日接唐文权讣告，并附临终手书一纸：“西行求法，寒窗十载；导引之恩，永世不忘。”他原任教于苏州市二中，“文革”后期因研究章太炎与我通信论学，给我深刻印象。1980年元旦，我因看苏州档案馆相关文献，与他初次见面并承蒙留宿家中。朝夕相处，了解渐深，知其为读书种子，学术有望可成大器，经多方努力，克服重重成见（非大学本科毕业），终于1983年调来我校，至今恰好“十载”。英年早逝，尘缘已尽，终成一别，伤哉！夜不成寐，辗转反侧，晨起草拟挽联：“姑苏结交，江汉论学，风义兼师友，人间难得有此知己；以研章始，以评陶终，清誉传中外，苍天何不假之以年？”（“研章”指与罗福惠合著《章太炎思想研究》一书，“评陶”指曾被列入100本优秀青年读物并获全国陶行知研究一等奖的《平凡的神圣——陶行知》学术传记）。

往事虽然非烟，但记忆早已模糊。我已记不清与文权首次通信的时间与具体情境，估计应该是在1975年春夏之间，当时我尚在北京《历史研究》编辑部工作。《历史研究》1974年复刊初期，我曾经奉命赶写一篇评论章太炎的文章，并向中华书局的前辈学人马宗霍先生登门求教，其成果便是以黎跃章为笔名的《论〈訄书〉》一文，聊以为“评法批儒”交差。但1975年春夏之交情况有所变化，邓小平的复出与整顿之风兴起给人们带来新的期望，而《历史研究》杂志已预定要交回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学部，主编仍由黎澍担任，可说是“物归其主”。同时，我已决心离开北京这块是非之地，回武汉华中师范学院教书并就近照顾家人。正因为如此，文权写信给我，倒不是想发表什么“评法批儒”文章，而是真正想对章太炎做长期深入的学术研究。在此以前他已经就近结识研究章太炎成绩斐然的汤志钧，并且按照志钧的建议，把章太炎的一生分成若干时期，利用图书馆的索引卡片逐部逐篇地认真研读章太炎的原著。这种做学问的路径在“文革”期间简直是天方夜谭，而我也正因此而受到感动，所以便不断与这位陌生的青年学者交流治学心得，即使回武汉以后通信也未中断。

但是两人正式见面却是在四五年以后，那是由于我已决定要为纪念辛亥革命70周年国际学术会议提交一篇论文，即《辛亥革命与江浙资产阶级》。在资料查阅期间，主要是利用上海图书馆徐家汇藏书楼，但是又不满足于上海一地的收藏，于是便把眼光扩大到江浙两省，而首先便集中于苏州，因而便必然要借助土生土长的文权作为向导。由于通信已有多年，所以更加一见如故，文权执意要我住在他家，我也毫不客气地欣然同意。主要是因为交通不便，这样便于两人每天结伴出行，并且有利于及时商议工作。住宅是老城区一所老式民屋，两层楼房，业已破旧。一进门就是共用的客厅，楼梯窄而且陡，文权租用的是二楼左侧两间相连的侧屋，并且把原有的过街楼（通道）改造成一间小巧玲珑的书房兼充客房。两个儿子住靠近楼梯那间房，文权夫妇合住一间，在当时来说倒也不算狭窄，至少比我的住房条件还略好一点。但缺点是客房没有单独的通道，必须穿过主人的卧室才能下楼。再就是苏州老式居民的共同缺点，没有专用的厕所，每家必须自备马桶。公用的厨房也在楼下，只能在空空荡荡、冷风袭人的客厅进餐。回想起来，文权夫妇每天为保证可口且热乎乎的饭菜，真不知花费多少精力。

1980年元旦，章开沅先生在苏州档案馆，后排中为唐文权

但当时似乎全不在意这些日常生活的艰辛，因为大家的心思都集注于相关历史资料的搜集，而且一进苏州市档案馆就如同发现一座宝藏。苏州商会档案卷帙浩繁，珍贵无比，特别是市民公社和商团档案的完整全宗，使我目不暇接、心旷神怡。其时正值寒冬腊月，姑苏已是银妆素裹，但我们哪有心思观赏山水园林之美，整天涵泳于史学探索之乐。紧接着，我们又在邻近的吴江、常熟等地，发现大批珍贵档案、文献与罕见的书刊。最终，文权夫妇把我送上苏杭运河的夜航船，伴随着诗意盎然的江南梦境到达杭州，又开始捕捉清末民初浙江商人的历史踪迹。

苏州之行大大加深了我与文权的相互理解，我已直觉地认定他是可造之材，他则似乎已经确定了终生师从的目标。1981年10月，纪念辛亥革命70周年国际学术会议在武昌隆重举行，文权不负众望，经论文评选成为高校与科研机构以外仅有的两位青年学者之一（另一位是陕西张应超），参加了这次盛会。而在此前后，他已经在重要期刊上发表了三篇论文，即《戊戌变法时期的章太炎》（《中国哲学》1980年第8期）、《试论章太炎哲学思想的演变》（《哲学研究》1981年第2期）、《辛亥革命前章太炎的佛学思想》（《中国哲学》1982年第8期）。当时能够从佛学角度探讨章太炎思想者为数不多，他的学术功力与研究深度，自然引起中外学者的关注。

文权在武昌开会期间已经明确表达了从我治学的决心，所以会后我就请学校正式发商调函。苏州市教育局及时回复同意，但却受阻于华中师范学院当时的顶头上司湖北省教育厅，理由是文权只读过苏州师专文史科（两年制），没有正规大学本科毕业文凭。我们多次说明文权的学术水平完全能够胜任大学教职，而且前程必定更加看好，但丝毫未能说服这些呆板的当权者。幸好教育部高教司司长到我校考察工作，并专门到历史系看望张舜徽先生与我，临别时他诚心诚意地问我们有什么难题需要他帮助解决。我就乘机汇报调动文权之受阻一事，舜徽先生立刻拍案而起，大声说：“我连中学文凭都没有，解放前还能成为教育部的部聘教授呢！”司长颇为感动，安慰我们说：“我同意你们的看法，但调动手续还必须经过湖北省教育厅办理，我这就与他们商量。”果然，他在回北京以前与教育厅负责人深谈过一次，教育厅终于正式发出商调函。

20世纪80年代初期，我校中国近现代史学科虽然已经先后取得硕士和博士学位授予权，但实际上师资队伍仍然比较薄弱，1983年春文权毅然离开世代居住的苏州，举家迁汉来华中师范学院任教，他自谦说是“西行求法”，而对我们真是及时的援助，明显地充实了教学与科研两方面的实力。文权不仅很快就适应了大学教学的环境，而且非常敬业乐群，善于与同事合作进行学术研究。首先是与罗福惠合作，于1986年出版《章太炎思想研究》，自成一家之言。接着又写成并出版《东方的觉醒：近代中印民族运动定位观照》，为我主编的《中外近代化比较研究丛书》大为增色。他与校外的资深学者也有多项重要合作，如与卞孝萱共同编辑《辛亥人物碑传集》、《民国人物碑传集》，协助汤志钧校辑《梁启超全集》，并为冯契主编的“中国近代社会思潮研究丛书”撰写《觉醒与迷误：中国近代民族主义思潮研究》等，至今仍在广泛流传并被引用。

文权留给华中师范大学近代史研究所最重要的遗产，应该是至今仍在持续编辑出版的“辛亥人物文集丛书”。他不仅为这套丛书设定体例，周密规划，而且花费大量精力寻访稿源，筹集资助，审校书稿。他率先编辑出版《雷铁厓集》，随后又与桑兵合编《戴季陶集（1909—1920）》，促使这套丛书成为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影响极大的品牌之一。去年近代史研究所隆重推出的《辛亥革命百年纪念文库》，又将这套丛书全部收入重新出版，正好满足众多读者的热切需要。抚今思昔，我不能不怀念文权披荆斩棘的开辟之功。

华中师范大学是率先编辑出版《陶行知全集》并成立陶行知研究室的先进单位，但惭愧的是我与中国近代史研究所同仁对陶行知却未抓紧研究。直到20个世纪80年代中期谬膺校长职务以后，教育部相关领导为了协调全国“陶研”工作，提高“陶研”学术层次，命我亲自参与陶行知研究的全盘推进。面对许多“陶研”先进人士，特别是其中还有不少陶公生前亲自培养调教的干才，如今多已成为高层领导，我内心的惶恐真是难以言说。幸好这些老前辈、老领导热情提携后进，平易近人，亲如一家，果真体现陶氏门风。我除参与“陶研”整体计议外，决心做两件事力求成为表率。一是培养中国第一个“陶研博士”，二是写一本陶行知学术评传。幸好选材得当，第一个“陶研博士”经由周洪宇的勤奋治学而实现，博得海内外同行学人的共同认可。至于写传，本来我就有继《张謇传稿》的出版之后，再写一部陶行知评传的想法，但学校行政事务的繁杂，再加上风波，使我实在无法潜心撰著。幸好又有文权见义勇为，与我共同承担此项重任。1990年8月我辞去校长职务，并且应邀赴美研究、教学多年，陶行知传记的写作主要只能靠文权执笔完成，而我无非是个“通信”编审。文权为此书耗尽心血，不仅查阅了大量报刊、文献、书籍，而且对陶公众多家庭成员与门生故旧做了极为细致的调查研究。所以他在《平凡的神圣——陶行知》出版后记中，第一句话就是：“在两历寒暑终于脱出书稿之后，很有一种如释重负之感”，我深深理解这句话的分量。这部书稿完成于1990年岁末，1992年3月才得以正式出版，而出版社还在扉页上说明：“当然，对作者的某些观点我们也不尽赞同，学术界可能也会有不同的看法。”由此可见当时文权在国内承受了多么大的压力，而“寻找真正的陶行知”，讲点真话与发表若干新的见解是多么困难。但此书出版以后好评如潮，特别是在为数众多的“陶研”同行中得到广泛的认可，这对于文权与我是莫大的安慰。

文权本来可以有更多作为与更大贡献，但正如前人诗云：“人事天心两相违”，不过53岁便因患不治之症病逝于苏州，这是我第一次亲身体会到“白发人送黑发人”的凄怆。为纪念文权来我所工作10年及逝世20周年，同事诸君决定编辑出版一本文集。编者要我写序，天寒岁暮，杂事丛集，写写停停，直至今日才能交卷。老来文思枯涩，只能就忆念所及，缅怀故人的可贵业绩与深挚友情而已。

章开沅

壬辰岁末于桂子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