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安的荔枝》构建“古代职场录”：长剧有勇敢“追新”的新表达

作者| 桃乐丝

九品小吏李善德最终流放岭南，回到荔枝园当了一名农户，五千里外的长安，繁华还是倾颓，再与他无关。

剧版《长安的荔枝》在此刻画下句点。这个千年前“小官员苦命运荔枝”的故事，虽然与现代生活相去甚远，但芸芸众生在权力斗争中的无奈沉浮，依旧让人唏嘘。

这或许也是剧版《长安的荔枝》从开播到收官，一直备受关注与讨论的原因。数据显示，剧版《长安的荔枝》在CCTV-8黄金强档播出后，收视率峰值达1.78%，在腾讯视频也突破站内热度值26000大关，进入腾讯视频爱看俱乐部。

这部改编自马伯庸同名小说的电视剧，在原著精巧的故事基础之上，以影视剧独有的镜头语言，重新丰满、夯实原本的故事，构建出一幅更加复杂、具体的“长安众生相”。马伯庸评价剧版时也表示，它弥补了原著篇幅有限的遗憾，让一个简短的故事变成一个丰满的世界。

可以理解为，剧版《长安的荔枝》有自己的“野心”。它是对原著的一场二次重塑，追求的不仅仅是呈现“历史缝隙里的可能性”，而是进一步详实展现这种“可能性”背后需要付出的真实代价。这种“野心”在近几年影视市场是罕见的。

当下IP影视改编，要么刻板遵循原著内容，全然不顾视听叙事该有的特质；要么以“短剧化”形式，追求直给与爽感，《长安的荔枝》这样保留原著精髓，又以视听审美、故事叙事打造出自身剧集特质的作品，已经不多了。

IP改编的“二分法则”，有所谓的“正解”吗？

目前，对于IP影视改编，大众舆论进入了一个空前分裂的阶段。一部分人秉持“IP原教旨主义”，认为原著已经足够优秀，希望改编作品一比一复刻原著；一部分人则希望影视改编能有自己的二次创作，避免生搬硬套，但如果改编形式不符合自身想象，便立刻调转枪头。

《长安的荔枝》作为马伯庸的头部IP，剧版在改编时并未照搬原著，而是从一开始就思考，如何依托原生IP故事，打造一部拥有成熟镜头语言与视听审美的影视作品。

小说是一种文学创作，它注定带有一些文学作品的特点：非线性的表达、模糊跳跃的留白，文字可不承载具体信息，而传递出氛围和意境。但影视剧集强调的，恰恰是需要以明晰可读的画面、动作、声音等，来传递信息，达成文字的视听转化。

原著发展到中后期有一个重要转折让人印象深刻，李善德费尽心力推演出荔枝转运可行方案，回到长安寻求各府衙署协助，却被当作皮球一样踢来踢去。小说中有一句凝练的话来形容李善德的境遇——“李善德在皇城里如马球一样四处乱滚，疲于奔命”，折射出了繁华长安背后各级官吏的敷衍塞责，李善德冗长奔波后隐含的苦闷。

剧中将这一令人印象深刻的情节加深放大了，以李善德的视角，详尽展现皇城之内盘根错节的官僚机制，以及各类官吏、商贾市民之间复杂缠绕的利益关系。

从户部、太府寺、政事堂到左藏蜀、兵部、上林署等，一路牵扯到太监鱼承恩、右相，官员们嘴上说着“按章办事”，实质上彼此推脱，李善德的荔枝运输札记，变成了一堆废纸。

有了多重铺垫的加持，让观众更清晰直接地感受到，繁华表象之下，那股王朝尾大不掉、巨物将倾的臃肿感。

有一个细节很有意思，李善德被多方敷衍爆发之后，一脸颓败地走出府衙，镜头并未对准他此刻的神情，而是瞄准了路边一只杂耍买艺的猴子，脖子上套着锁链，为了讨口吃食而翻滚。人物的悲剧性也在这一刻达到顶峰。

多重情绪的铺陈，隐喻镜头的叠加，此时观众更进一步理解原著里“马球一样四处乱滚”是什么样的经历。即便不直白地讲述人物的痛苦，影视镜头的铺垫，视听情绪的表达，也已经完整地传递了故事信息。

这也是剧版《长安的荔枝》作为一部影视改编作品，在消化原著之后，为自身寻找到的一种表现方式。它用缜密细致的铺陈，打造出悲凉荒诞的底色，再以镜头补充信息，用对比的戏剧手法引出关键问题，点燃观众情绪。

这种方法当然是冒险的，它需要时间与内容的沉淀，只有前期的铺垫足够耐心，有意将矛盾与情绪紧紧克制挤压，问题爆发时，才能瞬间激生出华彩。在现如今追求爽感一步到位的影视市场里，剧版《长安的荔枝》的编排是有些大胆的，也是稀有的。

平民叙事的崛起：一颗荔枝引发的权力祛魅史

实际上，剧版《长安的荔枝》稀有的地方，也远远不止于它选择了更为丰满的影视化表达方式，另一个打动广大观众的点在于它的内容核心。《长安的荔枝》是一个百分之百接地气的平民故事，以平民视角戳破权力斗争的虚伪与荒唐。这也是近几年，改编市场上少有的辛辣表达。

主角李善德，是个非常典型的勤勤恳恳工作的小官员。他虽然拥有过硬的专业技能，但他内敛胆小、不善言辞，在鱼龙混杂的长安，只能勉强营生。他被选中运荔枝，或许是因为他天真、他倒霉、他不合群，但更重要的是，在他身上，我们看到了自己的影子。

人人都是李善德，李善德才能走进千千万万人的心。

《长安的荔枝》并未迎合主流市场口味，给主角赋予一些或酷炫狂拽、或高贵尊享的“主角光环”，而是坚定地将“平民叙事”做到最踏实，它呈现小人物身上最平凡、最苦楚、也最动人的部分。

不止于将李善德的形象刻画得入木三分，剧版《长安的荔枝》还有意拓展了更多元化的小人物形象。如李善德的小舅子郑平安，他原是长安左右逢源、八面玲珑的“陪酒侍郎”，极尽圆滑精明，深谙官场经营之道，但最终依旧成为了王朝权斗的牺牲品；寒门出身的赵掌书，一生也是几起几落，从心怀青云之志到油滑奸诈，再到最后事了拂衣去做个自在清贫的说书先生；胡商苏谅，精明但真诚，他与李善德交付真心，却被卷入权力斗争，寒心离去……

这些小人物组成了丰富而多元的众生群像，他们不是为了服务主角而存在，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苦楚与艰辛。而当这些人无论向善还是作恶，无论精明真诚还是迂腐奸诈，他们如何挣扎，都最终在“运荔枝”这场权力游戏里成为了炮灰。它揭示出来的，不仅仅是小人物面对命运滔天巨浪时的悲惨，更是个体之于庙堂的无力，也隐喻着长安的繁华之下，其实早已满是蠹虫。

另一方面，不同于此前马伯庸IP改编的正剧感、克制感，剧版《长安的荔枝》更倾向用戏剧化、戏谑性的对照转变，娓娓道来小人物在命运旋涡的跌宕起伏，也揭开了权力斗争的真面目。这一点，在剧版《长安的荔枝》后半段更加明显，矛头指向也更加明确。

当李善德终于将荔枝运回长安，太监鱼承恩算计抢功，却发现荔枝其实已经腐烂，荔枝变成浪费举国之力的恶果。此时，圣人、贵妃两位上位者的态度十分令人琢磨，贵妃担心自己背上千古骂名，圣人不满臣子们丑态百出而暴怒。

“运荔枝”只是圣人的一句话，而当这个命令显示出自身的荒唐与虚无之后，权力链上每个人的形象也开始扭曲，面目狰狞。也是在这一刻，观众对于权力斗争真正祛魅。

无论是认真描摹各类小人物的故事，还是讽刺权力阶级的虚伪，剧版《长安的荔枝》都在可控的改编空间里，展现了一种尖锐。这种尖锐，让它在影视市场价值表达越来越温和的大背景下，变得特殊。

在小说中，李善德有一句名言,“就算失败，我也想知道，自己倒在距离终点多远的地方”，这句话不仅仅适用于他自身五千里运荔枝的故事，或许也是《长安的荔枝》在影视化改编时想拼尽全力所做的尝试。

当一部作品以大胆独立的改编思路完成了自身的蜕变，传达自身的价值观念，它未必能让所有人都满意，但观众会识别到作品中的诚意。如剧版《长安的荔枝》中每一个被裹挟的小人物，每一次挣扎，都让那个虚假的盛世增加了一丝真实。现实里同样也是，每一个怀着诚意打造的作品，也会让市场最终意识到，什么才是值得追寻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