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二月河的清朝系列小说，说说艺术创作和历史真实的边界

有关历史题材的艺术创作，究竟有没有边界？边界在哪？今天，我们来讨论一下这个问题。

有人会说，历史小说和历史剧，既然是艺术创作，还讲什么真实？自然是想怎么编就怎么编。

我非常不赞成这种说法。

以讲述历史为主要内容的作品，我们简称为历史题材作品，这一类作品得保证作品中历史真相的基本真实。作者可以对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进行艺术加工，进行渲染，增加虚构人物，甚至在不损害基本事实的情况下增加虚构情节，以增强作品感染力。但是，你不能去对已经存在的历史事实进行随意篡改，对历史是非问题进行颠倒黑白，对历史人物进行强行抹黑或者洗白。

有些作品，里面出现个别历史人物，但内容并不是以讲历史为主，比如《西游记》里有玄奘，《戏说乾隆》里有乾隆，金庸武侠小说里也有很多历史人物，这些作品，人们都把它们自动归入神话小说，武侠剧，古装言情剧，穿越剧等范畴。它们并不是以讲述历史为主，当然不能算作历史题材作品。这些基于虚构的艺术作品，人们本来也不会当真，自然不会信以为真了。

对历史事实进行随意篡改，对人物进行强行洗白的历史剧，莫过于二月河的清朝系列了。《雍正王朝》和《康熙王朝》的故事线索，出现的主要人物，都是基于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这完全是历史正剧的范畴了。

我们以迁界禁海为例，来看看二月河是怎么篡改历史的。

在《康熙王朝》中，“迁界禁海”是这样的场景：姚启圣还跪百姓迁往内地，百姓大为感动积极配合。这一幅幅军民融融泄泄的场景是多么的感人？一家子人收拾好家中细软，官兵帮着赶着家畜，全家满面笑容坐着官府提供的马车离开海边，迁往内地。老太太还坐着官府的轿子，倍受照顾。

这完全是罔顾历史的随意篡改，是对清朝统治者的野蛮行径进行无底线的美化。真实的迁界禁海是什么样的？

1661年，郑成功攻占了台湾，郑氏集团有了稳固的海岛根据地，并不断袭扰大陆州县。这下清廷就慌了，他唯恐沿海居民给郑氏集团提供补给，于是来个更恐怖的“迁界令”。

清初学者屈大均在《广东新语》里介绍了“迁界”之前广东人民的生活：“粤东濒海，其民多居水乡，十里许，辄有万家之村，千家之砦。自唐、宋以来，田庐丘墓，子孙世守之勿替，鱼盐蜃蛤之利，藉为生命。”人们世代在海边生活，每十里就有上万人家的村落，捕鱼、晒盐、赶海，怡然自乐。

康熙元年（1662年），清廷派科尔坤、介山二人，到广东宣布“迁界令”，命令沿海居民迁往内地，距离海岸线50里以内的陆地上不得有居民。

清廷直接派兵到沿海，限定沿海居民三天之内搬迁到内地，然后把沿海的民房全部拆除。沿海的居民仓卒奔逃，露宿于野外，道路上到处是倒毙的人，“死亡载道者，以数十万计”——《广东新语》。

当时有人描述：“令下即日，挈妻负子载道路，处其居室，放火焚烧，片石不留。民死过半，枕藉道涂，即一二能至内地者。”

有些居民世代生活在海边，不忍心抛弃家业祖坟而拖延搬迁，但是，三日期限一到，清兵即对沿海五十里范围内还没搬走的居民实行屠杀，直接放火烧房，不肯搬的直接被烧死在里面。仅广东一省，迁界之时，清兵杀了几十万人。

在沿海居民内迁50里之后，清廷还不满足。1664年，朝廷命令沿海居民再内迁30里，如此一来，沿海整整80里没有人烟，有些地方甚至把禁海的区域设置到离海岸线100里。

沿海地带本来人口稠密，这么多人一下迁到内地，他们立刻陷入生存危机。历史绝对不是《康熙王朝》里描绘的那样，内迁的居民有多一倍的土地，沿海省份本来就是人多地少，朝廷哪来的土地来安置这些人？朝廷基本没有安置预案，这些渔民农民到了内地很难谋生。于是，卖儿卖女的现象非常普遍，一斗米就可以买一个男孩，一百文钱就可以买一个女孩。全家服毒或者投河自杀的比比皆是。

有些人实在活不下去了，偷偷回到沿海原来居住地，但是，等待他们的将会是什么？又是屠杀。

为了防止人们返回，在迁界令规定地域的边界，清兵用拆掉民房的砖建起了一堵高墙，高墙下面又挖了一到壕堑。在边界，每隔一段距离，清军还设有瞭望台，堡垒等设施，但凡敢偷偷越界者，立即上前斩杀。

整个迁界禁海期间，清廷在山东、江南（即今天的江苏、安徽和上海市）、浙江、福建、广东等省的沿海，制造延绵几千公里，几十公里宽的无人区。原本经济比较发达的沿海地区，成为了一片废墟。仅广东一省抛荒良田近千万亩，上百万人死亡，有些地方居民十不存一。

比如，当时的新安县（今深圳）在两次迁界以后，全县只剩下2127人，以至于该县县令主动请求放弃新安县建制，并入东莞县。

迁界禁海，整整持续了二十多年，可想而知，给人们造成了多大的苦难。

《康熙王朝》中，还歪曲了一个历史事实，即姚启圣首先提议“迁界禁海”，这个情节也纯属胡说八道。

康熙二年（1663年）姚启圣才中举人，接着在香山县做知县。姚启圣不但没提出“迁界禁海”，在做知县的时候还“擅开海禁”被罢官，三藩之乱时才被重新启用。姚启圣和施琅都是““迁界禁海”的反对者，《康熙王朝》却直接把提议“迁界禁海”帽子扣在他们头上，这种张冠李戴合适吗？

《康熙王朝》在“迁界禁海”这件事情上，完全是篡改历史真相。

《康熙王朝》还对罪大恶极的人物进行强行洗白，将历史公认的酷吏贪官美化为忠臣清官，比如云南巡抚朱国治。

在《康熙王朝》中，朱国治是一位清廉耿直、不畏强权、为国尽忠的“清官”、“忠臣“。实际上的朱国治，是出名的酷吏和贪官。

朱国治本身是明朝生员，满清入关以后，各地缺乏官员，朱国治主动投靠。凭着圆滑性格和大表忠心，一路高升，在1659年就出任江苏巡抚。这在明朝秀才出生的人中是罕见的。

在江苏巡抚任上，朱国治做了哪些天怨人怒的事情？

他是“江南奏销案”的祸首，在江苏任上，以追缴欠税为名，罗织罪名，制造大案，手段残酷，大规模褫革江南士绅功名，涉及人员上万人。这是配合清廷打击南方士绅，消除明朝影响的一次大行动。在这次行动中，朱国治还夹带私活，大肆勒索富户，以致当地人给他取了“朱白地”的外号，意思为搜刮地皮到了白地的程度。

朱国治还一手制造了“哭庙案”，以“震惊先帝之灵”的罪名，杀了金圣叹等十八人。

我们再来看看朱国治之死。

电视剧中，朱国治杀了自己一双儿女，然后自己被吴三桂所杀。实际上，朱国治在云南的家属都是吴三桂杀的，并没有朱国治杀自己的儿女的事情。朱国治并没有绝后，他还有一个儿子，名叫朱彩。很讽刺的事情，朱彩后来在江西进贤知县任上的时候，被江西巡抚参奏暴戾成性，贪污无度。1668年，刑部审讯朱彩一案，确认其确实如此。朱彩本来要被处斩，康熙念在其父为大清尽忠的份上，流放宁古塔了事。朱彩最终死在宁古塔，父子秉性都差不多。

关于朱国治之死，虽是为大清尽忠，吴地和云南的百姓却拍手称快。还有史料指出，云南的老百姓还参与了“分食其肉”。

比较讽刺的是，朱国治后来居然被乾隆编入了《贰臣传》。为大清尽忠，在主子眼里也只是个贰臣。

《康熙王朝》把朱国治的形象塑造那么高大上，完全是强行替一个贪官酷吏洗白。

我们再来说说第三个问题，清朝对满族官员和汉族官员的态度问题。

《康熙王朝》里，朱国治大谈“满汉一家”，“化满入汉”。《雍正王朝》里，雍正大用张廷玉、田文进，李卫等汉人，似乎汉人已经和满人平起平坐了，朝廷里汉人官员占上风了。事实如此吗？

清朝中央的部院里，一个官位往往有两个人：一个汉官负责干活，一位满族官员负责监督汉官干活。汉官从来都是战战兢兢，如履薄冰。

别忘了，清朝配享太庙的有26人，汉人只有张廷玉一人，还差点被乾隆拿掉，你说汉人官员地位能有多高？清朝对汉人的防范一直贯穿始终，直到湘军崛起后，无能为力了。

翻开二月河的清朝系列作品，关于剃发令，文字狱，闭关锁国等事情一字不提。淡化清朝统治者的暴行，淡化统治阶级民族压迫、专制暴虐的核心特征，灌输“明君贤臣”的思想，强调封建专制的合理性，对历史本质（如清朝的征服王朝属性、封建专制的残酷性）进行刻意回避或粉饰，这样的作品合适吗？

我认为，二月河系列作品，作为巨大影响力的历史小说，在涉及重大历史事件评价和关键人物定性时，持续地、选择性地美化专制统治，掩盖暴行，颠倒黑白，其传递的历史观和价值观就存在严重的、方向性的偏差，完全超出了文学创作的合理边界。

我还认为：历史题材文艺作品，可以进行情节渲染，虚构不损害主要历史事实真相的情节，增加次要虚构人物。但是，历史题材的作品不能回避重大历史事实，不能违背重大历史真相，不能强行洗白或者抹黑历史人物，这是历史题材的文艺创作必须遵循的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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