皖北纪事之苏轼与宿州考

百岁书法家张玉峰

赵汗青·刘欣华

摘要

本文以北宋文豪苏轼与宿州的历史关联为研究对象，通过梳理苏轼在宿州的行迹、诗文创作及其与当地的政治互动，探讨这位文化巨匠对宿州历史文化的深远影响。研究表明，苏轼曾多次途经宿州，留下《南乡子·宿州上元》等脍炙人口的词作，赞美宿州为“淮南第一州”；同时，他在元祐七年（1092年）上呈《乞罢宿州修城状》，对宿州城市建设产生直接影响。本文结合历史文献与地方志资料，分析苏轼宿州诗词的艺术特色与情感内涵，考察其政治主张背后的民生关怀，并评估苏轼文化形象在当代宿州文化建设中的传承与活化情况，从而揭示文人个体与地方社会之间复杂而持久的互动关系。

关健词：苏轼、宿州

引言：苏轼与宿州的研究价值

苏轼（1037-1101），字子瞻，号东坡居士，是北宋时期最具影响力的文学家、政治家和思想家之一。作为中国文化史上的巨擘，苏轼的足迹遍布大半个中国，其诗文创作与各地风土人情紧密相连。在众多与苏轼有关联的地域中，宿州（今安徽省宿州市）占据着独特而重要的位置。宿州位于汴河（隋唐大运河通济渠中段）沿岸，扼守汴水咽喉，当南北要冲，北宋时期已是“通都大邑”，其规模甚至超过当时的应天府（今商丘）和徐州。这一地理位置决定了宿州成为苏轼多次往返京城的必经之地，也为其文学创作提供了丰富素材。

苏轼与宿州的关系具有多维度的研究价值。从文学史角度看，苏轼在宿州创作的诗词，如《南乡子·宿州上元》，不仅艺术成就高超，而且生动记录了北宋宿州的繁华景象与社会风貌，具有重要的文学与史料价值。从政治史视角考察，苏轼的《乞罢宿州修城状》直接影响了宿州的城市建设与地方治理，体现了其政治主张与民生关怀。从地域文化传承而言，苏轼已成为宿州历史文化记忆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形象与作品在当地文化建设中被不断激活与重塑。

目前学界对苏轼的研究成果丰硕，但对其与特定地域关系的专题研究相对不足，尤其关于苏轼与宿州的系统性探讨更为少见。本文试图填补这一空白，通过梳理苏轼在宿州的行迹、文学创作、政治活动及其后世影响，揭示文人个体与地方社会之间的互动机制，为苏轼研究和地域文化研究提供新的视角与案例。

苏轼在宿州的行迹考述

苏轼一生多次途经宿州，这些行迹既有历史文献明确记载，也有诗词作品间接反映。通过考证其行程路线、停留时间及活动内容，可以勾勒出苏轼与宿州交往的基本轮廓。

一、元丰八年（1085年）上元节之行

苏轼最为明确的一次宿州之行发生在元丰八年（1085年）正月。当时，苏轼结束了长达五年的黄州贬谪生涯，奉命移任汝州（今河南临汝）团练副使。他从黄州出发，沿长江东下至润州（今镇江），然后转入运河，北上经扬州、楚州（今淮安）、泗州（今江苏盱眙西北），于正月四日抵达宿州。此时正值元宵佳节，宿州城内张灯结彩，热闹非凡，苏轼被这节日气氛所感染，写下了著名的《南乡子·宿州上元》词：

千骑试春游，小雨如酥落便收。能使江东归老客，迟留。白酒无声滑泻油。飞火乱星球，浅黛横波翠欲流。不似白云乡外冷，温柔。此去淮南第一州。

这首词不仅艺术地再现了北宋宿州上元节的盛况，更以“淮南第一州"的评价，给予宿州极高的赞誉，成为后世宿州文化自信的重要来源。

值得注意的是，苏轼此次在宿州停留时，正值冬春之交，汴河刚刚解冻。据钱汉东教授考证，苏轼原计划从泗州直接北上，但因"天冷大运河汴河结冰"，不得不在虹县（今安徽泗县）过年后，待“冰河初溶“，才得以继续行程至宿州。这一细节反映了北宋时期汴河航运的季节性特点，也说明苏轼在宿州的停留具有一定偶然性。

二、其他途经宿州的行程

除元丰八年的明确记载外，苏轼一生中曾有多次途经宿州的经历。据钱汉东研究，“苏东坡与宿州交往颇多，稽考其诗文发现，他乘船停泊宿州竟达十次之多“。这些行程主要集中在两个时期：

一是苏轼任徐州知州期间（熙宁十年至元丰二年，1077-1079年）。徐州与宿州地理相近（宿州位于徐州南面），北宋时期两地同属京东西路，政治、经济联系密切。苏轼在徐州任上治理洪水、开发利国铁矿等政绩卓著，曾因公务需要而往返宿州。钱汉东指出：“他出任徐州知州时，离南面的宿州近在咫尺”。

二是苏轼晚年频繁调动时期。从黄州召回后，苏轼历任汝州、颍州、扬州、定州等地知州，最后贬谪惠州、儋州。这些调动多需经过汴河水路，而宿州作为汴河重要节点，自然成为必经之地。如元祐七年（1092年），苏轼从颍州知州任上被召还朝任兵部尚书，途中经过宿州并上呈《乞罢宿州修城状》。

三、苏轼与宿州的亲缘关联

除公务行程外，苏轼与宿州还存在一定的亲缘关系。据考证，苏轼的第二个姑母嫁给眉山县的石扬言，而石扬言的胞弟石扬休曾出任宿州知州。更为重要的是，苏轼长子苏迈娶了石扬休的后人为妻，后定居萧县城东南苏家湖，死后葬于宿州的萧县无艳泉。这一婚姻关系使苏轼与宿州产生了家族层面的联系。

钱汉东曾在2024年实地探访苏迈墓：“方形墓用花岗石砌成，住地周边大多是苏姓人”。这一家族纽带是苏轼关注宿州事务的情感基础，也解释了为何他对宿州有着超越一般过客的深入了解。

表：苏轼与宿州主要关联事件年表

| 时间 | 事件 | 文献依据 |

|1077-1079年（熙宁十年至元丰二年）|任徐州知州期间可能多次往返宿州钱汉东《为苏东坡词碑题书》|

|1085年正月（元丰八年）|从黄州移汝州途中，在宿州过上元节，作《南乡子·宿州上元》|《南乡子·宿州上元》词及题注|

|1092年（元祐七年）|从颍州被召还朝，途经宿州，上《乞罢宿州修城状》|《乞罢宿州修城状》|

|约其他时间|据考共有约十次停泊宿州记录|钱汉东《为苏东坡词碑题书》|

综上所述，苏轼与宿州的联系是多层次、多时段的，既有因职务变动产生的公务往来，也有家族联姻带来的亲缘关联，更有文学创作赋予的情感纽带。这些联系共同构成了苏轼与宿州深厚的历史渊源，为后续文学创作与政治互动提供了背景与基础。

苏轼笔下的宿州：诗词创作与艺术成就

苏轼在宿州的文学创作，尤其是《南乡子·宿州上元》词，不仅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而且生动记录了北宋宿州的社会风貌与节日盛况。通过分析这些作品的创作背景、艺术特色及情感内涵，可以深入理解苏轼眼中的宿州形象及其文学表现手法。

一、《南乡子·宿州上元》的创作背景

《南乡子·宿州上元》创作于元丰八年（1085年）正月十五元宵节，这是苏轼结束黄州贬谪、移任汝州途中的作品。此时苏轼已年近五十，经历了“乌台诗案”的生死考验与黄州五年的贬谪生活，正处于人生转折期。朝廷的赦免与重新起用，使他既怀有对新生活的期待，又保持着对政治风险的警觉。这种复杂心态在宿州上元节的热闹氛围中得到了艺术化的表达。

从地理背景看，宿州作为汴河沿岸的重要城市，北宋时期经济繁荣、文化兴盛。据史料记载，宋徽宗崇宁年间宿州有户91483，人口167379，规模远超当时的徐州、应天府（今商丘）和泗州。苏轼词中“此去淮南第一州”的赞誉，正是基于宿州实际的城市地位与经济活力。

二、词作的艺术特色与意象分析

《南乡子·宿州上元》这首词以生动的笔触描绘了宿州上元节的繁华景象，艺术特色鲜明：

上片以动态场景开篇，“千骑试春游”一句，勾勒出初春时节人们按捺不住出游热情的宏大场面。“小雨如酥落便收”中，“收”字传神地写出春雨绵软细微、落地即干的特性。随后笔锋转向作者自身，“能使江东归老客，迟留”借用范蠡弃官归隐的典故（自注“江东归老客”用范蠡事），暗示自己厌倦仕途、向往归隐的心态。“白酒无声滑泻油”以通感手法，将饮酒的畅快体验转化为视觉形象，新颖别致。

下片聚焦节日夜景，“飞火乱星球”描写烟花腾空而起的绚烂景象，“乱”字准确传达出目不暇接的热闹感（此句为实景描写，非“想象之景”）。“浅黛横波翠欲流”则描绘宿州山水在灯火映照下的柔美姿态，形成天上地下的空间呼应。最后三句通过对比，突出宿州的独特魅力：“不似白云乡外冷”中，“白云乡”既指仙境（典出《庄子》），也暗喻朝廷的冷漠；“温柔”二字则概括了宿州给予作者的温暖体验；结句“此去淮南第一州”直抒胸臆，赋予宿州崇高评价。

苏轼《乞罢宿州修城状》的政治主张与影响

元祐七年（1092年），苏轼在从颍州知州任上赴京任兵部尚书途中，经过宿州时上呈了《乞罢宿州修城状》。这份奏状不仅反映了苏轼的政治智慧与民生关怀，也对宿州的城市发展产生了直接影响。通过分析该文献的内容、主张及其历史背景，可以深入理解苏轼与宿州的政治互动及其治理理念。

一、《乞罢宿州修城状》的创作背景与主要内容

《乞罢宿州修城状》作于元祐七年九月，当时苏轼新除兵部尚书，从淮南东路钤辖被召回京，途经宿州时了解到当地两件大事：一是将零壁镇改为零壁县（今安徽灵璧县），二是准备扩展筑宿州外城。作为前任地方官（颍州知州）和现任兵部尚书（主管县级行政设置），苏轼认为有必要就这两件事向朝廷陈述利害关系。

他的奏状主要针对两个问题提出建议：

关于零壁镇改县问题，苏轼调查发现此举实为“本镇官势有力人户”为谋私利而推动，并非真正为民所需。他详细列举了零壁的地理位置（距虹县60里、符离县120里、蕲县100里）和现有治安力量（守把兵士80人、京朝官1员、弓手60人等），证明“本不须添置一县”。尤其指出改县费用原预算4050余贯，已缴纳2850余贯，剩余部分“催纳不行”，加重了百姓负担。

关于扩展筑宿州外城，苏轼指出宿州“自唐以来，罗城狭小，居民多在城外”是历史常态，且“本朝承平百馀年，人户安堵，不以城小为病”。他批评知州周秩的扩城计划是受“宿州豪民，多有园宅在外”的煽动，并详细计算了工程耗费：需役兵及雇夫共57万余工，费用约1.9万贯，计划五年完成。苏轼特别强调扩城需迁移“大坟墓六千九百所”，将导致“居民六千九百家暴露父祖骸骨”，有违仁政。

基于以上分析，苏轼建议：零壁改县已动工可继续完成，但未缴纳费用应予免除；展筑宿州外城“有大害而无小利”，应立即停止，已拨款的1万贯可用于零壁县建设。

二、苏轼政治主张的思想基础

《乞罢宿州修城状》体现了苏轼一贯的政治理念与治理风格，其思想基础可从以下几方面理解：

民生为本的施政理念。苏轼反对劳民伤财的形象工程，关注政策对普通百姓的实际影响。他在奏状中反复强调改县和扩城对下层民众的负担：“零壁人户出办上件钱物，深为不易”；迁移坟墓将导致“家贫无力，便致弃捐”。这种以民为本的思想贯穿苏轼从政生涯，与其在徐州抗洪、杭州疏浚西湖等政绩一脉相承。

务实理性的决策取向。苏轼对两项工程的分析基于详细调查和实际数据，如精确到“文”的经费计算（4050余贯）、具体到“所”的坟墓数量（6900所）等。这种务实作风使他能够穿透官方说辞，看到问题本质。他指出扩城实际是“宿州豪民”为保护城外园宅而推动，改县则是“豪民靳琮等私自为计”，体现了敏锐的政治洞察力。

渐进保守的改革倾向。苏轼不反对必要的行政调整（如同意已完成部分的改县工作），但反对激进变革。他认为宿州城小是历史形成的合理状态，“诸处似此城小人多，散在城外，谓之草市者甚众，岂可一一展筑外城”。这种保守倾向与其政治思想中的“中庸”特质相符，也反映了元祐时期旧党执政的整体氛围。

对地方豪强势力的警惕。奏状中多次指出豪强势力（“官势有力人户”、“豪民靳琮”、“宿州豪民”）为私利操纵政策的现象。苏轼站在中央官员立场，试图遏制地方利益集团对公共政策的绑架，这种立场与其士大夫身份和政治理想相一致。

苏轼《乞罢宿州修城状》的历史影响与评价

苏轼的《乞罢宿州修城状》对宿州的城市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从文献记载看，朝廷采纳了他的建议，停止了宿州扩城计划。这一决策的长期影响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分析：

1. 短期影响：扩城计划的中止与灵璧建县的调整

苏轼的奏状直接导致宿州外城扩建工程的终止。他在奏状中指出，扩建外城“有大害而无小利”，并提出将已拨付的一万贯资金转用于零壁镇（今灵璧县）的县治建设，同时免除当地百姓未缴纳的建县费用。这一调整既避免了劳民伤财的大规模工程，又部分满足了地方行政需求，体现了苏轼务实灵活的政治智慧。

关于零壁镇改县一事，苏轼虽认为这是“本镇豪民靳琮等私自为计”，但考虑到工程已部分完成，建议继续完成县治建设。最终灵璧仍得以建县，成为宿州属县，这一行政调整一直延续至今。

2. 长期影响：宿州城市格局的固化

苏轼阻止宿州扩城的建议，使得宿州的城市规模自唐代以来基本保持不变。据明代地方志记载，宿州古城“周六里三十步”，这一格局一直维持到近代。与同期其他城市如滁州（经欧阳修主持扩建）相比，宿州的城市发展受到了明显限制。

有学者认为，这一决策在北宋“承平”时期或许合理，但忽视了宿州作为军事要地的战略价值。南宋隆兴北伐时，宋军虽一度收复宿州，却因“城小不固”难以长期坚守，最终在符离之战中惨败。从军事防御角度看，苏轼的决策削弱了宿州的战略防御能力。

3. 经济与社会影响：城外草市的发展与局限

苏轼在奏状中提到，宿州“居民多在城外”，形成众多“草市”。阻止扩城使得这种城外聚居模式长期延续。一方面，这促进了城外商业区（如东关、南关）的发展；另一方面，缺乏城墙保护的城外居民在战乱中首当其冲。南宋时期，宿州屡遭兵燹，城外居民损失尤为惨重。

从经济角度看，北宋宿州依托汴河航运繁荣一时，但苏轼决策后不久，汴河即因宋金战争和黄河改道逐渐淤塞。宿州失去水路枢纽地位，经济地位逐渐下降，从“淮南第一州”沦为普通州城。这一变化虽非苏轼直接导致，但其阻止城市扩建的决策客观上限制了宿州应对经济变迁的弹性。

4. 历史评价的争议

对苏轼这一决策的评价历来存在分歧：

持肯定观点的认为苏轼体恤民情，避免了不必要的劳役和赋税。他在奏状中详细计算了工程耗费（57万余工，1.9万贯）和需迁移的坟墓（6900所），展现出强烈的民生关怀。这种“仁政”思想符合儒家治国理念，也体现了苏轼一贯的政治风格。

持批评观点的则认为苏轼过于理想化，忽视了战略防御需求。有研究者指出，苏轼以“本朝承平百余年”为由反对扩城，却未预见不久后的靖康之变。南宋符离之战的失败，某种程度上印证了宿州城防不足的隐患。

持折中观点的认为，苏轼的决策在当时条件下具有合理性，但长期来看可能限制了宿州发展。宿州土质“疏恶”（苏轼所言）确实不利于城墙建设，但完全放弃扩建也可能错失了城市转型的机遇。

5. 当代宿州对苏轼评价的双重性

当代宿州对苏轼的评价呈现出“又爱又恨”的矛盾心态：

一方面，苏轼赞美宿州为“淮南第一州”的《南乡子·宿州上元》被广泛传颂，成为宿州文化名片；他在宿州留下的扶疏亭等遗迹被精心保护。另一方面，当地研究者也反思苏轼阻止扩城对宿州长远发展的限制。有文章直接称苏轼为“宿州城建史上的‘罪人’”，认为他的决策导致宿州失去了成为区域性中心城市的机遇。

这种评价的双重性，反映了历史人物与地方发展之间复杂的互动关系。苏轼的文学贡献与政治决策在宿州留下了截然不同的遗产，这正是历史研究的魅力所在。

结论：苏轼与宿州关系的多维解读

通过对苏轼与宿州关系的全面考察，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结论：

1、交通枢纽与文学灵感：宿州作为汴河咽喉，是苏轼多次往返的必经之地，为其提供了丰富的创作素材。《南乡子·宿州上元》等作品生动记录了北宋宿州的繁华景象。

2、治决策与地方发展*《乞罢宿州修城状》展现了苏轼的政治智慧与局限，其对宿州城市发展的影响延续数百年。

3、历史评价的复杂性：对苏轼宿州决策的评价需放在特定历史背景下考量，既不能以结果论英雄，也不应忽视其长远影响。

4、文化遗产的当代价值：苏轼与宿州的关系，为理解文人官员与地方社会的关系。

苏轼与宿州的故事告诉我们，历史人物的功过评价往往难以简单定论。在欣赏其文学成就的同时，也应理性分析其政治决策的多维影响，这样才能更全面地理解历史与现实的复杂关联。

参考文献

《宋史·苏轼传》相关选段

《诗文库》乞罢宿州修城状

《东坡全集》乞罢宿州修城状

《类书集成》兵部相关资源

新浪网（2018）苏轼，宿州城建史上的“罪人”，阻止宿州扩城和灵璧撤镇建县。

粉丝服务平台（2018）苏轼《乞罢宿州修城状》原文及翻译，这也是灵璧建县的由来！

天天观热点（2022）宿州的“壕”并非护城河！苏轼阻止扩建的外城到底有多大？

易旭东（2020）眉山人陈希亮苏轼主政陕西凤翔：青神人建宿州“飞桥”。

赵 汗 青

赵汗青男，汉族，安徽宿州人，高级记者、文史作家、文化学者、博士。宿州市白居易研究会会长，宿州市隋唐大运河研究会驻会会长，中国网•韵动安徽地方部新媒体主管。《中国新闻杂志》副总编。2021年歌词“我有一个梦”获安徽省一等奖。已出版创作20万字军事历史小说《垓下之战》等九部长篇作品。

刘 欣 华

刘欣华女，汉族，安徽宿州人，英文翻译、文化学者、博士，宿州市隋唐大运河研究会会长，区政协委员、区知联会副会长、区欧美同学会副会长，盐城设计院安徽分院院长。现为安徽省企业文化网副总编，中国网•韵动安徽地方部主任。有千余篇随笔、散文见诸国内外报刊网络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