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记者采访周总理，意外谈起了贺衷寒：我听说他是黄埔三杰之一

1973年9月，时值新中国成立24周年，美国《纽约时报》专栏作家苏兹贝格应邀到中国参加庆祝活动。

在临回国之前，苏兹贝格提出了采访的请求，在他一再请求下，周总理特意抽出时间来接见了他，两人一谈就是两个多小时。

也就是在这次采访中，苏兹贝格意外提到了一个人：

“我在台湾见到一个黄埔军校的学生，叫贺衷寒，听说他还是黄埔三杰之一？”

周恩来想了想，若有所思的回答道：

“他是孙文主义学会的头目，后来在政训处培养了一批军队特务，解放前夕跟蒋介石跑到台湾，但蒋介石知其有野心，并未重用他。在我们中美恢复关系之时，他忧郁而死……”

“你说的黄埔三杰，另外两位是蒋先云、陈赓，两人都是共产党员。”

苏兹贝格此番特意提及贺衷寒，也是有渊源在里面的。

一

一座黄埔军校，半部中国近代史。

黄埔军校走出来的很多人后来都成为那场惊天动地大战的主角，然而颇为玩味的是，在提起贺衷寒时，人们最多想到的还是他“黄埔三杰”的身份。

不过，应该指出的是，“黄埔三杰”并不是官方的说法，而是一个习称。

根据考证的情况看，尽管黄埔学生在回忆录中在谈及陈赓、蒋先云、贺衷寒时虽然都没提及黄埔三杰的说法，但“黄埔三杰”这个称号早在三十年代就确实流传开。

这也更进一步衍生出一个说法，即蒋先云的笔，贺衷寒的嘴，赛不过陈赓的腿。

陈赓大将之子陈知建后来受邀出席节目时，还聊起过这个话题：

“对，我父亲才一米六七，要么说是，有一个说法，说是黄埔有个什么三杰，蒋先云的笔，是贺衷寒的嘴赶不上陈赓的腿，我父亲这个腿这家伙能背着蒋介石跑十几、二十里地。”

尽管这句话出处不一定来自久远的黄埔军校时期，但却生动的形容了三个人的特点。

贺衷寒的嘴确实比较厉害，而且能说会道。

“黄埔三杰”蒋先云、陈赓、贺衷寒三人都是湖南人论出身的话，蒋先云是穷苦农家出身，而陈赓是将门出身，贺衷寒是士绅家庭出身。

从出生也可以看出来几个人的区别。

三人中贺衷寒年龄最大，1900年（也有资料称是1899年）出生。

贺衷寒因为出身家境比较好的家庭，所以从小就接受了最好的教育，年幼时启蒙读私塾，就以聪颖而著称，随着年纪渐长，能言善辩的特点就体现出来，因为他喜欢梁启超的文章，所以班上不少同学都称他是“小梁启超”。

也因为能说会道，五四运动爆发后，贺衷寒积极投身其中，展现出出色的组织天分，还被全校的学生推为代表。

1920年秋，董必武、陈谭秋在武汉组建了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贺衷寒也受邀参加，不久后即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

贺衷寒也就此成为青年团早期团员之一。

不过，贺衷寒并未顺利转党。

1921年，贺衷寒在上海学习俄文，后来受中国共产党委派，作为学生代表赴苏联考察，但在苏联期间与代表团团长张国焘发生冲突，不久就被开除了团籍。

从这个时候开始，贺衷寒的理念就与中国共产党有了显著的区别，只是当时尚不明显，期间贺衷寒积极投身革命，批评时政的同时，还主张激烈的社会革命，并多次被当局驱逐。

值得一提的是，湖南第一纱厂闹工潮期间，军阀赵恒惕枪杀青年团员黄爱、庞人铨，贺衷寒还冒着极大的危险，在报纸上刊登文章，抨击军阀暴政，为此还被投入监狱，身受酷刑，所幸贺衷寒颇有家资，在父亲营救下，才安全出狱。

贺衷寒被上海北洋政府驱逐后，孤零零返回武汉，恰好在这个时候，黄埔军校开始招生，董必武劝说上门求他帮助的贺衷寒，何不投考黄埔军校。

对于投考黄埔军校，贺衷寒一开始是拒绝的，因为他对长于文学，军事一窍不通，但在董必武极力劝下，贺衷寒勉强答应。

就这样，贺衷寒带着董必武写给他的介绍信，外加十块大洋，孤身一人南下到广州去了。

二

尽管黄埔军校招生规定很严，但以贺衷寒的学识，想要考入进去并不难。

1924年5月5日，黄埔开学，贺衷寒被编入步兵科第一队。

贺衷寒考入黄埔后，很快就名声鹊起，他的嘴上功夫确实很了得，就连蒋介石也注意到了这个学生，称他是黄埔学生中第一辩才。

从蒋介石用人也不难看出，他比较喜欢聪明、活泼的学生，而平素比较沉默寡言的，自然就不在他关心之列。

就从这个角度去看，在黄埔时期，蒋介石对蒋先云、贺衷寒的关注是要超过其他学生的，这一点就连陈赓也不如。因为蒋先云在校期间学习成绩就很出众、写得一手好文章，而贺衷寒又能说会道，组织能力又很强，相比之下陈赓大将最初确实逊色些（尽管将军生性也很活泼），直到后来二次东征救了蒋介石以后，对他的态度才渐渐超过了其他人。

对蒋先云、贺衷寒，蒋介石是从能力上赏识，而对陈赓，一开始则完全是救命恩情（过命兄弟），后来才慢慢上升到能力层次。

黄埔一期毕业以后，贺衷寒留校任蒋介石秘书，贺衷寒被分配到军校政治部任上尉秘书（政治部主任周恩来），陈赓任第2期入伍生连连长。

当时，全国革命形势尚比较复杂，特别是各地军阀都在争相夺取地盘，广州革命政府内部也是各有分歧，特别是陈炯明。

1925年初，在周恩来建议下，一期学生蒋先云和二期学生周逸群、王一飞等分别到驻粤各军校、机关、部队积极联系，成立了青年军人代表会议，至1925年2月1日发展成为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

应该指出的是，青年军人联合会并不仅仅只是一个学校组织，而是一个覆盖范围为全国的军人组织，只是以黄埔师生为主（在黄埔中又主要以共产党人为主），青年军人联合会成立了以后，在全国各地都设立了联络处，会员遍布全国。

青年军人联合会的成立，是周恩来提议，并征得蒋介石、廖仲恺同意的，黄埔学生中由蒋先云、贺衷寒、曾扩情、何畏能四人负责筹备。

贺衷寒后来出任了青军会执行委员会秘书。

不过，贺衷寒本人虽然是董必武推荐入黄埔，但他的思想同共产党人之间是有裂痕的，后来到了黄埔以后，贺衷寒受到蒋介石重视以后，骨子里就更加倾向于分共。只是最初这一点尚不明显。

直到1925年3月孙中山病逝，国民党右派势力逐渐抬头，双方分歧才逐渐增大。

贺衷寒直接倒向共产党人的对立面，并发起成立孙文主义学会，与青军会对抗，双方甚至后来还发生了斗殴事件。

1926年3月，蒋介石炮制了中山舰事件，逮捕了李之龙等20余名共产党人，并在事后下达"取消党内小组织校令"，青年军人联合会因此被迫宣布"自行解散"，孙文主义学会也完成了作为青年军人联合会对立面的任务而解散。

不过，贺衷寒的政治生命，也就从此戛然而止了。

三

贺衷寒这个人，聪明是其优势，但有时候太聪明反而坏事儿，他有政治野心，但把所有的政治野心都写在脸上。

对于蒋介石而言，贺衷寒是把好用的刀，但也不是好驾驭，贺衷寒受冷落也就成了必然。

1925年4月，广州革命政府组织军政考察团赴苏联，贺衷寒是考察团成员之一，后来就留在了苏联，并进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

贺衷寒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期间，致力于在同学中发展势力，并拉拢了一大批如邓文仪、肖赞育、康泽等黄埔同学，后来形成了三四百人的规模，后来众人聚在一起一商量，干脆组建国民党旅莫支部。

这个国民党旅莫支部名义上是团结学习，但实际上却是为了回国谋夺政治权力。

贺衷寒被公推为国民党旅莫支部书记。

可这件事不仅引起苏联方面反对，就连国内国民党当局也不承认，贺衷寒的计划还没开始就破产。

不过，贺衷寒并没有消停，而是又打算在莫斯科成立孙文主义学会莫斯科分会，当时就有人问贺衷寒：

“孙文主义学会不是解散了？”

贺衷寒笑道：

“那是在国内，现在我们要重整旗鼓，让孙文主义学会的旗帜在莫斯科上空飘扬。”

这件事后来又被莫斯科中山大学校方所察觉，直接在校内召开大会，宣布孙文主义学会是反共反苏的团体，予以取缔。

贺衷寒偷鸡不成蚀把米，在中山大学声名狼藉，只好转入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

1928年，贺衷寒回国后，与绝大多数黄埔同学到军中带兵不同，蒋介石虽然仍一如既往的信任并重用他，但考虑到他政治野心太大，难于把控，因此坚决不予其带兵之权。

贺衷寒绞尽脑汁，后来把政训大权紧紧抓在手里，后来还奉令筹建复兴社，成了复兴社十三太保之一，风光一时无两。

西安事变中，贺衷寒赞同何应钦的武力征讨张杨方案，并组织在南京失业的各中央军校毕业生成立“讨逆靖难团”到西安。这两种手段里蕴含着两种不同的目的。

“如果蒋介石被释放，他便“勤王”有功，如果蒋介石被炸死，他又可以称为拥何应钦上位的功勋。”

可贺衷寒再一次失算，蒋介石后来平安的回到了南京，戴笠从中告密，他耍两面派的企图一下子被戳破，从此以后，贺衷寒仕途暗淡，风光不再。

1938年，蒋介石下令撤销了复兴社、改组派以及CC系等国民党内一切小团体组织，新设了三民主义青年团，并亲自兼任团长。贺衷寒彻底偃旗息鼓，除了偶然出任些不痛不痒的闲差外，基本上再没有作为。

贺衷寒心里很清楚，他其实是遭了蒋介石的忌了，1941年在重庆李子坝，贺衷寒就与友人谈起过这件事：

“先生暴则有之，昏则完全不然。你没有看到他的统驭权术的绝顶高明吗？他对我们湖南人，尤其是懂得点政治的湖南人，是绝对不放心的。像复兴社这样的组织，他也只是一时利用一下子，等到他被捧成了绝对的独裁领袖，当然就不再需要这个组织了，尤其是这个组织的高级骨干又多是湖南人，这也是他难以放心的。”

不过即便如此，在反共这件事上，蒋介石与贺衷寒还是保持一致的，这也是为什么国民党当局败退台湾以后，大批党政军高层都被废弃不用，偏贺衷寒仍然能紧紧追随蒋介石的重要原因。

1954年，美国《纽约时报》专栏作家苏兹贝格到台湾，并访问了在病中的蒋介石，当时陪在蒋介石身边的就是贺衷寒，在吃饭的时候，蒋介石还特别介绍他：

“黄埔时期，我有许多杰出学生。他就是黄埔三杰之一，我的前交通部长、现我的顾问贺衷寒。”

苏兹贝格当时就问了一句：

“既然是黄埔三杰，那么另外两人是谁呢？”

还没等蒋介石回答，贺衷寒就抢先一步答道：

“那两个都是共产党，背叛了孙总理的三民主义，也背叛了校长。”

作为记者的天然敏锐，苏兹贝格对这个回答很不满意，因此他说了一句：

“有机会，我将去大陆采访有关人士。”

“你不会有此机会！”

贺衷寒顿时做出一个鄙夷的姿态。

“大陆不会设宴接待一个美国记者。”

不过，贺衷寒显然没有料到，1969年尼克松上台后，便致力于同中国改善关系，更是在1972年访华，这也让苏兹贝格有机会向周总理问出那句话。

贺衷寒没有机会看到这一幕，他早于1972年5月9日，便因骨癌去世，享年72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