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识中国：乡村的前途与中国现代化 | 新书

认识中国
乡村的前途与中国现代化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25-5

ISBN：9787108080752 定价：69.00元

【内容简介】

本书为贺雪峰的新作，从农民与中国的现代化、乡村社会巨变、乡村治理逻辑、农民的生计与意义世界、农民的城市化、如何认识中国等六个方面，对中国乡村社会的现状，以及如何进行农村建设进行了叙述和分析。本书是作者从事乡村调查和研究30年来，对“三农”问题的一次全面、集中的阐述。他认为中国的现代化是“三轮驱动”的现代化，而乡村是现代化的稳定器与蓄水池。由此形成保护型城乡二元结构，进行兜底式的乡村建设。这是乡村振兴实施过程中需要格外注意的底线。作者自上世纪90年代从事社会学研究后，长期扎根于乡村基层的实地调研，这让他的文字和观点能切中要害。本书亦是如此。

【作者简介】

贺雪峰，1968年生，湖北荆门人，现为武汉大学社会学院院长、武汉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华中乡土派的领头人与代表人物。从事农村调研和乡村建设实践30余年，主张“田野的灵感、野性的思维、直白的文风”。发表数百篇学术论文，出版《大国之基》《新乡土中国》《治村》《在野之学》《南北中国》《地权的逻辑》等30余部著作。《大国之基》获2019年度“中国好书”奖。

【目录】

自序

第一篇 农民与中国现代化

一、引论

二、中国的前途与乡村的前途

三、农村是中国现代化的稳定器与蓄水池

四、“三轮驱动”的中国现代化

五、市场—社会二元体制模型

六、谁是农民

七、保护型城乡二元结构

八、兜底式乡村建设

九、小农立场

第二篇 巨变的时代

一、新乡土中国

二、半熟人社会

三、农民认同与行动单位

四、南北中国

五、文化核心区与文化中国

六、市场边缘地带与区域中国

七、农民收入断裂带

八、中坚农民与自生自发的秩序

九、认识区域中国

第三篇 乡村治理的逻辑

一、从资源汲取到资源输入

二、国家与农民关系的三层分析

三、乡村利益共同体

四、分利秩序

五、部门利益与多中心工作

六、悬浮型内卷

七、分配型动员

八、基层治理现代化 2.0版

第四篇 农民的生计与意义世界

一、农民价值观的三个层面

二、半工半耕

三、中农与“负担不重的人”

四、适老型农业

五、代际剥削

六、不离家不离土不离乡

七、互助养老

八、低消费、高福利

第五篇 农民城市化与县域经济

一、农民城市化的特殊机制

二、沿海城市经济带内城乡一体化

三、东西中国

四、县域经济

五、接力式城市化

六、中国土地制度的宪法秩序

第六篇 如何认识中国

一、乡村研究的国情意识

二、社会科学主体性

三、社会科学研究的大循环

四、田野的灵感

五、经验质感

六、饱和经验法

七、想词与想事

八、以区域作为方法

九、从土地中长出理论

【选摘】

农村是中国现代化的稳定器与蓄水池

2001年，我在《新乡土中国》一书后记中提出“农村是中国现代化的社会稳定器与劳动力蓄水池”。应当说，过去20多年中国现代化的实践验证了这个判断的正确性。

亨廷顿在《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书中通过对世界上各个国家现代化的总结，得出结论：现代化带来经济增长，也同时带来政治不稳定。现代化带来不稳定的原因很好理解，即现代化造成了发展的不平衡，形成了不同阶级对经济剩余的集团争夺。发展中国家政治制度化水平普遍不高，难以吸收公民政治参与所带来的巨大能量，由此造成经济分化、社会不公平、政治不稳定。政治不稳定反噬经济发展成果，发展中国家由此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现代化保持了令人惊讶的政治社会稳定。正是政治社会稳定为中国经济发展保驾护航，创造了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奇迹。

发展中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之所以容易发生不稳定，其中一个原因是城市化和市场体制为经济发展提供了巨大内生动力，同时又必然会产生出经济的分化。现代化必然是工业化和城市化，农民进城，脱离传统村社庇护，却少有资源，他们被吸纳进市场体系，却不一定能体面融入城市。一旦出现经济周期，他们还可能失去就业与收入。发展中国家往往缺少可以为进城农民提供保障的财政能力，结果就是大量进城农民无法在城市体面生活，在城市出现了大规模贫民窟。贫民窟本身难以治理，并为异见政治家提供了最好的土壤，国家政治极化，各个阶级高度组织起来进行斗争，军人干政，军人政府与民选政府轮流做庄，经济政策难以持续。现代化变成翻烙饼，进一退三，难有进展。

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能够保持稳定，首先是由于中国共产党坚强有力的统一领导。同时，农村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也发挥了至关重要的基础作用。

回顾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农村发展，国家一直保持了相当稳定的农村政策，从而使村庄始终成为中国现代化的稳定器与蓄水池。分田到户，农户重获农业经营自主权，焕发出巨大生产积极性。农业发展，农民增收，农业生产效率大幅度提升。农业生产效率提升，大量农村劳动力从农业中释放出来，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进入乡镇企业工作，乡镇企业崛起；进入20世纪90年代，越来越多青壮年农民进城务工经商，留守农村老年父母仍然耕种承包地，农户在没有显著减少农业收入的情况下增加了城市务工经商收入。越来越多进城农户有能力在城市安居，将农村获利机会让渡出来，留守农村的青壮年农民捕获这些获利机会，成为村庄中农（即“中坚农民”的简称）；国家通过实施乡村振兴，为农村提供了较高水平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虽然农村发展较为缓慢，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远不如城市，更没有城市众多的务工经商机会，从某种意义上讲城乡差距不是缩小了而是扩大了，但是，农村仍然为留守农村的农民提供了基本保障，同时也为进城可能失败的农民保留了退路。

一直以来，国家采取的都是不允许农民失去土地的政策，其中典型的是土地承包经营权一再延长，不允许宅基地交易，限制市民和资本下乡去争夺农民生存空间，尽可能将农村和农业利益留给农民。同时，国家又向农民开放了几乎所有城市市场机会。这样一来，农民就在可以继续获得农村与农业利益机会的同时，进入城市务工经商获取新的利益。

缺少进城能力的农民是农民中的弱势群体，正是因为国家限制了城市资本下乡，农民中的弱势群体也就可以从进城农民让渡出来的获利机会中获益。进城农民也有弱势群体，也就是那些可能进城失败的农民，他们因为预期可能进城失败，在进城时就会保留返乡退路。

当缺少进城能力的弱势农民可以从进城农民让渡出来的获利机会中获益时，他们就不会勉强进城去。当进城失败的农民有返乡退路时，他们也就不会选择在城市漂泊流浪。正是因此，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就一直没有出现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大规模贫民窟。既然农村生活质量要远高于贫民窟，中国农民都有返乡权，当他们进城有困难或进城失败时，他们当然不会选择留在贫民窟，而愿意回到农村。

所有中国农民都是集体经济组织成员，都有土地承包权和村社组织成员权，在村庄中，只要与土地结合起来就可以有收入，能就业；村庄熟人社会，大家非亲即邻；集体经济为每个村民提供了基本保障；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成分降低了现金支出压力；人与自然亲密接触，可以大大缓解精神压力；等等。总之，只要在村庄就有办法。可能不富裕，却足以解决温饱；没有城市的体面生活，却比在外漂泊流浪要好得多。

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农民是从农村出发进入城市寻找务工经商机会。他们并非全家进城，而总是在保留农村农业获利机会的同时进城，进城成功了，全家搬到城市，完成城市化，进城失败则再返乡。更为普遍的情况则是农民家庭长期在城乡之间往返，往往是年轻人进城年老父母留村，由此形成了所谓的“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家计模式”。这样一种家计模式使中国劳动力再生产成本很低，这就为出口导向的中国制造提供了大量优质劳动力，从而使中国制造具有巨大的国际比较优势。从某种意义上讲，正是借助“半工半耕”，农村成为中国制造的劳动力蓄水池，才使中国可以成为地位稳固的世界工厂，具有巨大的工业生产能力。

正是不允许农民失去土地和家乡的制度安排，为缺少进城能力及进城可能失败的农民中的弱势群体提供了基本保障和最后退路，也就是为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最为弱势的群体提供了出路。农民弱势群体不是流离失所，而是在农村仍然可以获得体面生活，虽然农村体面生活的质量不如城市体面生活，虽然农民仍然向往城市生活。他们会一代一代接力，在农村不断积蓄进城能力，终究绝大多数农民都会进城并在城市体面安居下来。

经济发展必然要有市场激烈竞争，正是市场激烈竞争带来了技术进步和生产力的发展。市场激烈竞争就会有市场失败，就需要有国家保障。市场机制要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发展中国家却可能缺乏财政能力保护市场失败者。如何为市场机制中的失败者提供基本出路与基本保障，就是一个严肃的政治问题。当农村可以为数以亿计农民弱势群体提供保障与退路时，中国就可以更加充分地发挥市场机制在推动经济发展、技术进步和产业迭代中的主导作用。

市场体制还存在的一个弊病是其周期性，有繁荣就会有萧条。 繁荣周期，所有人都可以从市场中获利；萧条时，必然会有大量的破产与失业。经济周期以外还有各种全局性的不确定性，典型如2008年美国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和2020年新冠疫情。每一次危机都可能是致命的。其时大部分发展中国家会发生动乱，就是因为无法度过危机。一次危机可能让一个国家现代化的所有努力毁于一旦。

中国情况有极大不同，因为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有农村这个巨大的稳定器。无论多么大的危机，在中国农村这个稳定器的作用下都很快可以过去。

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中国2000万农民工失业，失去岗位。西方媒体大肆报道，认为中国很难应对这场危机，原因是中国社会保障不健全，一人失业，全家挨饿。2000万农民工失业，岂不是上亿人要挨饿？上亿人没有饭吃，还可能稳定得了吗？全国共有60多万个行政村，每个行政村按10个村民小组（即生产队）计算，就有600万个生产队。2000万农民工失业，平均到每个生产队也就三四个农民工失去工作岗位，他们提前回到了农村家中。2008年春节期间农民工返乡时，我正在贵州农村调研。我到返乡农户家中问他们，他们说这根本就不是一个问题，因为失去岗位回家，不就是多一双筷子的事情嘛，大不了打麻将时打小一点。可见，只要有农村作为退路，无论发生多么大的危机，中国都有能力应对。世界其他国家则缺少这种应对能力。从这个意义上讲，发生周期性经济危机，对世界上其他国家的确是危机，对中国来讲更可能是危中有机。

同样，2020年疫情期间，有3000万农民工春节后无法进城上岗，也没有变成危机或造成不稳定，就是因为中国体制为农民这个最大弱势群体尤其为农民中的弱势群体提供了农村这个基本保障与最后退路。

正是因为有了农村这个稳定器与蓄水池，中国现代化才有能力应对危机，才有可能更为彻底地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让城市容纳更多先进生产力，中国经济就更可能迭代发展，从而突破美西围堵。

未来10年到15年中，农村仍然是中国现代化的社会稳定器，劳动力蓄水池的作用则有所减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