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1年中央派人视察华西村，发现华国锋照片，吴仁宝：农民最讲感情

【1991年5月】“吴书记，这照片放这合适吗？”随访的年轻干部压低嗓音。吴仁宝笑了笑，把相框擦得更亮：“合适，不能忘本。”一句轻描淡写，为后来几页考察报告添上了最特别的一笔——在华西村展馆正中，华国锋的照片与邓小平、陈云等并列。

华国锋并未到过华西村，可村里人始终记得：1978年中央为解决农村发展资金难题出台简政放权意见，批示里专门出现了一家江苏乡镇企业的案例。那正是华西村办的五金小厂。批示下达后，地方银行给了低息贷款，第一批机器顺利进场。吴仁宝认定，这是“雪中送炭”，把这份情挂在心口，后来干脆挂上墙。于是，李瑞环一行刚踏进展馆就看见了那张照片。

很多人只知道华西村“楼连楼、路连路”的富裕景象，却忽视了它最难的开头。1961年，30出头的吴仁宝被任命为华西大队党支部书记。彼时的大队，土地产量不足县平均水平一半，粮管所常年见不到余粮。为了活命，村民挑灯夜读《红旗》杂志里的“半农半工”经验，却没钱去学。吴仁宝干脆带着十几名青壮挑着箩筐，去隔壁常州接收一批退役的破旧车床——拆、修、拼，先凑一条粗陋的生产线，再谈别的。

事情并非一路顺风。1963年上面号召“普及和提高”，主张统一经营。华西大队已刚冒芽的副业眼看又要被并入公社。吴仁宝硬着头皮跑县里，反复说明“人均口粮刚过关，统一搞不好又要饿肚子”，甚至当着领导的面把自己两袖倒过来：“空的，真没油水。”顶撞挨批在所难免，可换来一个口头允许——小五金厂可作为“补充劳动”存在。这口活水，一直流到改革开放。

1978年冬天，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文件送到乡里。别人翻来覆去看责任田，吴仁宝却盯着“多种经营”、“社队企业”那几行小字。他先让种田能手继续围着良田转，又从30公里外买来废钢，添两台冲床，把小厂升级成“江阴县农机三厂配件车间”，名头听着土，利润却蹭蹭往上走。村民第一次领到100元以上的年分红，街坊羡慕得不行。

到了80年代，华西村的粮食、工业、村民收入形成“三并进”格局。但吴仁宝总觉着光自己富“不踏实”，他提出“三个半小时”制度：白天八小时搞生产，晚上抽出半小时集中收听中央台新闻，村干部带头做记录。这个习惯让华西村在政策与市场变动面前，总能提早一步布局。1984年中央鼓励发展乡镇工业，华西村立即加码钢材深加工；1985年外贸渠道放开，吴仁宝派出10多人去深圳学外语、拉订单。

“农民要富口袋，更要富脑袋”——这句后来被媒体当作金句的口号，最初只是吴仁宝在1986年农闲时对村民说的玩笑。他把集体分红的一成拿出来，专门办文化技校：白天工人，下班学生。有人笑他“多此一举”，可数据显示，仅1990年–1995年，华西村凭自培技术工节约的设备维修费就超过6000万元，相当于当时全村一年纯收益的三分之一。

1992年南方吹来暖风，钢材价格走势一夜翻红。市场还在观望，吴仁宝却连夜开干部会：囤坯料。有人担心超指标要挨罚，他摆摆手，“先把粮食袋缝好，再说价钱。”三个月后，钢坯铝锭价格上涨三倍，华西村账面净赚一个多亿。村里戏称那是“睡觉时飞来的票子”，但吴仁宝清醒得很：赚到的钱，先补医疗、再补教育，最后才投新厂房。

有意思的是，同一时期全国乡镇企业大规模改制，不少老厂长一夜成亿万富翁。华西村却把所有资产锁进集体名下。记者追问得急，吴仁宝只说一句：“富一人容易，富一村难，富一代更难。”这番话听似朴素，却让不少专家折服——华西村直到今天仍保持较高的集体资产比例，这在全国并不多见。

时间推到2000年，华西村在江阴长江边建起标志性摩天楼“龙希大酒店”。外界称它“农民的第一座五星级楼”。吴仁宝却强调，“这不是炫耀，是要让农民拿得起房卡，吃得起自助。”为此，酒店的260间客房每年拿出三分之一，以半价供应国内各乡镇代表团。有人调侃亏本经营，吴仁宝回答：“我们挣的不是这点住宿费，而是眼界与气魄。”

2006年，他提出“空中新农村”概念，核心并非高耸入云的楼群，而是利用垂直空间集中生产、集中生活，腾出土地搞生态农业。甚至设想用观光电梯把城里客人直接送上屋顶稻田。听起来像科幻，可华西村真把样板区盖了出来。农业专家看后预测：如果这种模式成熟，一亩田可抵平地三亩产出。

2011年，吴仁宝高龄退休。临离任前夕，他照例在展馆巡场。站在那张依旧醒目的华国锋照片前，老人抚摸相框，语气很轻，“农民嘛，讲个感情。”十几个字，道出一条朴素逻辑：政策有更迭，人有恩情，情不能丢。华西村一墙照片，既是历史，也是乡土伦理。

吴仁宝用半生证明：农村要发展，离不开大背景，也少不了自己闯劲。把情义放在明处，把算盘打在暗处，该顶的顶，该抢的抢；等到富裕真正落到乡亲手里，再回头给前人上一炷香——这或许就是“农民最讲感情”的另一层含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