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场"老狐狸"李林甫，担任宰相19年，为何一年内被杨国忠拉下马？

　　《易》曰：鸣鹤在阴，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与尔靡之。期待每一个共鸣的你，关注、评论，为学、交友！

　　唐玄宗晚年对任用臣下的自信与固执，那位以奸佞著称的权相李林甫，玄宗予以无限的信任。李林甫出身皇族远支，其曾祖李叔良，是唐高祖李渊的从父弟，李林甫的父亲李思诲曾任扬府参军的官职。由于父祖的关系，李林甫入仕为千牛直长的官职，千牛直长是唐代皇帝禁卫军之一的千牛卫中的八九品小军官。所谓千牛卫，是因为取《庄子》中“庖丁解牛”的典故。庖丁为文惠君屠宰牛19年，前后宰割牛数千头，而刀刃如同刚刚磨过一样锋利。庖丁说，此刀可以备身。于是后代帝王取以为官名。

　　唐代设立千牛卫，以左右千牛卫大将军统率，负责皇帝宫殿的近身侍卫，下有千牛备身和备直等军官，可以带刀待卫。

　　李林甫年轻时喜游乐，不好读书，在朝野中并无名望，但却颇具权术野心。李林甫少时不喜求学而好豪侠嬉游之事，与他任宰相后的价值取向和所作所为，是有着性格和学识上的一贯因素的。

　　李林甫在玄宗时代的宰相中，以行政能力而非文采学识得到玄宗的赏识，但也受到当时士大夫的讥评。也正因为此，他特别对有才名之士十分忌妒。

　　1、李林甫的专权

　　史载，李林甫在担任吏部尚书时，有一个参选的官吏严迥在试卷上写有“杕杜”两字。李林甫不认识“杕”字，对吏部侍郎韦陟说：“这里写的‘杖杜’是什么意思呢？”韦陟不敢当面说他认错了字，只好装做没有听见。

　　开元二十四年(736)，玄宗准备任朔方节度使牛仙客为尚书，宰相张九龄反对说，牛仙客不过是一个边将，好训练兵马，储蓄军粮的行政事务不过是本分，并且不识文字，不应提拔。而李林甫却说：“只要有才识，何必精于辞学；天子用人，各个方面的人才都可以。”

　　结果玄宗不顾张九龄的反对，破格任命具有行政才能但缺乏文采的牛仙客为宰相。

　　李林甫自开元二十四年(736)任相后，开始专权，史载：

　　李林甫欲蔽塞人主视听，自专大权，明召诸谏官谓曰：“今明主在上，群臣将顺之不暇，鸟用多言；诸君不见立仗马乎？食三品料，一鸣辄斥去，悔之何及！”

　　所谓立仗马，是唐代皇帝在上朝时的仪仗马，共有八匹，站立在正殿左右两侧的宫门外，待下朝时方解散。立仗马在皇帝上朝时不能嘶叫，否则就会被淘汰。李林甫以立仗马来吓唬谏官不准向皇帝讲真话，实际使玄宗隔绝了与群臣的交往。

　　但玄宗却非常信任李林甫，把朝廷大权交给他。天宝三载(744)，玄宗对高力士说：“我在长安已将近十年，现在国富民安，天下无事，我想高居宫阙，无为而治，把军国政事都委任给李林甫处理，你看怎么样？”

　　高力士回答说：“军国大权，不能够交给别人，如果权臣威势已成，谁还敢向陛下进言得失呢？希望陛下三思。”

　　玄宗很不高兴地说，你今天的话和我的想法差得太远。高力士虽是玄宗宠臣，也只好马上跪下向玄宗频频叩头说：“我今天得了狂疾，胡言乱语，冒犯陛下，罪该万死！”玄宗这才宽恕了他。

　　事实上，无论高力士是否反对，玄宗对李林甫的信任都是有增无减。当时的国家政事，都取决于李林甫，另一位宰相陈希烈对李林甫唯唯诺诺，仅仅是挂名而已。本来按唐代的惯例，宰相处理政务，必须在中书门下省的政事堂。

　　但李林甫对玄宗说：“现在天下太平无事，宰相可以早一点从政事堂回家。”这样一来，下班以后的军国机务，李林甫都在自己的私人宅第中处置，主办官吏把办好的文案抱到陈希烈家中，仅让他署名而已。

　　不过，李林甫和安禄山之所以能得到玄宗的始终信任，也是由于他们本人确有相当才干。史称李林甫“性沉密，城府深阻，未尝以爱憎见于容色。自处台衡，动循格令，衣冠士子，非常调无仕进之门”。

　　李林甫对于行政事务的才能，使他成为玄宗朝的“一个精明的行政官员和制度专家”。

　　2、李林甫凭啥担任宰相19年？

　　开元二十五年(737)，李林甫奉命与牛仙客等人，修订整理当时颁布的法典，在7026条律令格式中，删除了1324条，改订了2180条，最后撰写成律12卷，律疏30卷，令30卷，式20卷和《开元新格》10卷。经过这一次繁重和周密的修订工作，玄宗把它们颁行于全国。

　　英国历史学家崔瑞德评价说：

　　这证明是一些非常重要的法律修订，因为这是唐代最后一次系统地重编全部法典的活动。这次制定的法典实行的时间特别长，因为它一直到14世纪初都保持着权威性，虽然其间作了若干较次要的校订。但也许更重要的是：这次修订法律是唐代最后一次试图提供包括在令和式中的标准化的，全国一致的行政法规的活动。在唐玄宗以后历代皇帝时期，地方活动的日益多样化，使这一工作不可能进行下去。

　　同时，唐代最重要和最权威的行政法典《唐六典》，也是在李林甫的主持下最后完成的。《唐六典》叙述盛唐时期的职官建制，并追述其设置沿革，内容丰富，涉及唐代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典章制度等诸方面，成为唐玄宗时代中央和地方行政机构的施政规定。

　　这个行政法典最初在开元十年(722)左右由唐玄宗下令编撰，开元时期的许多重要文士，如张说、张九龄、徐坚、韦述等都参与了撰写，但最后由李林甫主持在开元二十六年(738)完成。可见李林甫确是行政方面的干才。

　　崔瑞德对李林甫的作用做了以下评述，在天宝元年(742)时：

　　李林甫的行政已取得显著的成功，他的行政改革使帝国政府的运转比以往更加顺利和有效率，他的政权是繁荣的，对外敌连续取得辉煌的胜利。此外，它没有在官僚集团内进行任何清洗。贵族们取得了稳固的权力，代表士大夫利益的最后两个老人宋徊和张九龄已经死去，其他几个前宰相中的裴耀卿死于743年，萧嵩已经被贬到地方。官僚中的儒家学者被精心地排斥，而不能担任任何有真正权势的职位。但尽管如此，李林甫和牛仙客掌权的六年，总的说来是朝廷的安定时期。

　　李林甫之所以能够连续担任19年的宰相，正是因为他具有两面性：一方面以其行政才能得到玄宗的信任和朝野的畏服，树立了自己的权威。应该说，开元之治在后期的延续，应是有李林甫的一份功绩的，只要看安禄山即使当时已经拥有很大的兵力，但因畏惧李林甫而不敢反叛，就可见一斑。另一方面，李林甫令人痛恨的地方，在于他为保持自己的权位而不择手段，以阴谋诡计陷害一切有可能得到皇帝赏识，从而威胁到自己的地位的人。

　　他曾经陷害过韦坚、杨慎矜、李适之、王忠嗣、皇甫惟明等一大批得到玄宗信任的文武大臣，主要原因都是因为他们过分接近皇帝，有可能取代自己或者分享自己的权力。甚至于因为太子李亨并非自己所拥戴，从而屡次想动摇太子地位，以自己心目中的太子人选取而代之。

　　但李林甫的胜利虽然巩固了他自己的地位，却在几个重要的方面削弱了中央政权以及玄宗的地位：

　　中央官僚集团被李林甫不断进行的清洗所动摇，许多官吏在一定程度为清洗的残酷所吓倒，或者投靠李林甫，或者默不作声。大批杰出的人物或者被处死，或者被流放或贬职，这种朝廷缺乏才识之士的真空，必然为缺少才干但擅长奉承与阴谋的小人所占据，杨国忠的继之而起，就成为天宝后期政治的必然趋势。

　　同时，李林甫对太子李亨的不断逼迫与威胁，都是在玄宗的默许下进行的，这种情况使李亨在防范李林甫的同时，也不断增加其对父亲的仇恨，宫廷内部的阴谋与清洗，终将在合适的时候转变为血雨腥风。

　　所以，李林甫被许多历史学家认为是奸佞之臣。但《旧唐书》中说：李林甫任“宰相用事之盛，开元以来，未有其比。然每事过慎，条理众务，增修纲纪，中外迁除，皆有恒度。而耽宠固权，已自封植，朝望稍著，必阴计中伤之。”

　　《旧唐书》中对李林甫的评论，应是比较全面和实事求是的。

　　3、安禄山何以怕李林甫？

　　但是，在李林甫、安禄山和杨国忠三人之间，又以李林甫最为厉害。安禄山最初凭借玄宗的宠信，瞧不起李林甫，尽管李林甫是宰相，但安禄山对他却很没有礼貌。

　　李林甫表面不动声色，心里却早已想好了对付安禄山的计策。当时王鉷担任御史大夫，权势仅次于李林甫。

　　有一次安禄山去拜访李林甫时，李林甫一边与他周旋，一边假借其他事把王鉷召唤来府。王鉷一进门，就对李林甫卑恭屈节地行跪拜礼。安禄山在旁看着，不由自主地对李林甫也毕恭毕敬了。

　　李林甫最厉害的一着，是能察言观色，事先猜测到安禄山的心事，每当与安禄山谈话时，常常对他的心事一语中的，让安禄山惊服不已。安禄山对朝中公卿大臣常常是轻侮傲慢，而独独畏惧李林甫，每次去见他，即使是严寒的冬季，也往往冷汗浸湿衣服。李林甫于是让安禄山到中书省的厅中坐下，脱下自己的外袍为安禄山披上，并且好言好语地抚慰他。这种软硬兼施的手段，使安禄山既畏惧且感恩，有什么话都原原本本地讲给李林甫听，并且昵称李林甫为十郎。安禄山回到范阳后，每逢自己的使者刘骆谷由长安返回，必定要问：“十郎近来对我说了什么话？”如果听到对自己的美言，十分高兴；如果听到李林甫说：“转告安大夫，要好好负起职责！”

　　他往往反手撑在床上，唉声叹气说：“啊呀，我要死啦！”这些言行后来传到长安，成为宫中的笑谈。安禄山对李林甫的畏惧，是开元、天宝年间宰相对边将的政治制约手段。在这方面，李林甫是成功地做到了，但他的继任宰相杨国忠却失败了，这是直接促使安禄山最终决心发动叛乱的重要诱因。

　　4、杨国忠与李林甫的失势

　　杨国忠的兴起与李林甫有直接的影响，但他与李林甫的关系却是一波三折。

　　在天宝五载(746)以后的两年间，李林甫发动的铲除太子李亨的亲信之臣韦坚与皇甫惟明案以及诬陷王忠嗣谋反案中，当时杨国忠因为有贵妃的掖庭之亲而得宠，可以经常出入后宫，对玄宗产生不可小看的影响。李林甫于是把他提升为监察御史，利用他扮演了一个重要的爪牙角色。当时牵涉此案的数百家官吏戚属，大都是杨国忠出面向玄宗奏报，而杨国忠的奏报只要是涉及太子的事，李林甫虽不明言，却在暗中指使。

　　李亨虽在玄宗的保护下最终未受牵连，但太子党却元气大伤。至此，太子李亨与杨国忠也结下怨仇。这为多年以后的马嵬坡之变播下了种子。而杨国忠则借李林甫的援引与玄宗的宠信，在不久后迁升为度支员外郎，很快又升为度支郎中兼御史中丞，掌管全国的财政收支和官吏的监察，成为握有重权的大臣。

　　随着杨国忠势力的增长，终于与李林甫发生冲突，冲突的导火线，是奸狡的吉温。吉温这个谁得势就依附谁的小人，本为李林甫所提拔，见到杨国忠势力日大，于是开始投靠他，并且为他谋划夺取宰相之位的计划，计划的第一步，就是逐步斩除李林甫的心腹亲信。

　　天宝九载(750)，杨国忠的矛头首先对准了京兆尹萧炅和御史大夫宋浑，杨国忠想方设法搞到这两个人的贪污罪状，向玄宗奏报，结果两人马上被免官和流放。李林甫明知是杨国忠的阴谋，却无法挽救他们。

　　杨国忠夺权的第二步，是推倒权力与地位仅次于李林甫的御史大夫王鉷。王鉷当时身兼户部侍郎和京兆尹的要职，权宠方盛，还兼领20多个使职，在自己的住宅旁边修建办公的使院，由于兼职太多，院中的文书堆积得像小山一样，据说，手下的官吏有时抱着文书，让王鉷签一个名，要在院中站整整一天，都挤不进去。玄宗派去赏赐的宦官，在王鉷家你进我出，不绝于门，他受到的宠信，连李林甫有时都要暂避风头。

　　甚至王鉷的儿子王准经常轻侮同在朝中当官的李林甫的儿子李岫，李岫也往往忍气吞声。对于这样一位权势煊赫的上司，杨国忠早就想取而代之了，苦于没有机会，但他仍然不断地窥测着王鉷的弱点。

　　两年以后，杨国忠终于发现了扳倒王鉷的突破口：那就是王鉷的弟弟王銲。

　　王銲在兄长的荫庇下，当时担任户部郎中之职，是杨国忠在户部的同僚。但王銲与其兄长的为人圆滑大不相同，性格凶险不法。他在家中养了一批术士和星相家，有图谋不轨之意。王鉷为保护兄弟，经常运用权势，把做得太过分的弟弟府中食客找个借口让官府灭口。

　　但在天宝十一载(752)四月，王銲的一位朋友邢縡在京城企图作乱，为人告发，玄宗把邢縡的案件交给王鉷，让他处置。王鉷知道邢縡正在兄弟的府中，于是找了个借口把王銲叫出来，直到天色将近黄昏，才和杨国忠一起带人去抓捕。结果邢縡率手下的几十个亡命徒，手持弓箭刀枪冲出来，捕人的衙役无法阻拦，让他们逃脱包围圈。幸而玄宗又派高力士率几百飞龙禁军赶到，才在皇城的西南角抓住了邢縡一伙，并将其当场斩首。杨国忠于是向玄宗密报说，王鉷一定是事先与王銲一起有预谋。玄宗这时还不愿把王鉷牵连进去，李林甫也不愿因王鉷的垮台而增加杨国忠的势力，于是也帮着为王鉷开脱，让他把罪过都推在王銲身上。但王鉷这时仍然顾念兄弟之情，迟迟不忍下手。

　　这时玄宗才真正动怒，下令把王鉷逮捕入狱，由杨国忠和另一位宰相陈希烈主持审讯，王鉷在严刑之下终于承认同谋，并牵连出了以前对弟弟的食客杀人灭口的事，玄宗下令对王鉷兄弟都处以死刑，抄没他们的家产，子孙流放到岭南，不久也都统统赐死，杨国忠的权势由此震动天下。

　　但是，杨国忠的图谋还不止于此，他在审讯王鉷兄弟时，诱迫他们把李林甫牵连进去，并且拉拢陈希烈和将军哥舒翰从旁作证。

　　玄宗虽然并未对李林甫采取行动，但是却从此开始疏远了李林甫，杨国忠与李林甫至此成为仇敌。

　　但李林甫在杨国忠咄咄逼人的攻击下，已经失去了当年玩弄公卿大臣于股掌之上的气势，忧虑交集，仅仅几个月后，就已患病。他对杨国忠的最后一次反击，是企图把杨国忠排挤出长安。当时云南的南诏国与唐王朝的关系恶化，经常侵掠蜀地的边境。而杨国忠这时兼任剑南节度使的官职，蜀中官吏上书朝廷，请杨国忠前去赴任。李林甫见机会来了，于是上奏玄宗把杨国忠派到成都去，得到玄宗的同意。

　　杨国忠虽无法拒绝，却在辞行前进宫对玄宗哭诉说：“到了蜀中，我必定会为李林甫所谋害。”杨贵妃也为杨国忠说情，让玄宗把他留在朝中。玄宗对国忠说：“你到蜀郡后，只要把军事部署好就可以返回长安，我会数着日子等待你回来当宰相。”

　　李林甫听到这个消息，知道弄巧成拙，病情反而加重了。杨国忠到成都没几天，玄宗就派宦官去把他叫回，李林甫与杨国忠的权势之争再一次失败了。

　　百般医治无效后，他找到位巫师，巫师在李林甫宅第左看右看了一圈后说：“相公！果能见一见圣上，病就会好转。”玄宗听说后，感念他对自己的忠心，想到李林甫的邸宅去看望他，但左右侍臣都坚决反对。玄宗只好退步采用折衷办法，让人把李林甫抬到他宅第的院子里，玄宗则登上华清宫中的降圣阁，手中拿着红巾，向李林甫宅第方向挥舞，表示为李林甫招魂。

　　李林甫这时连下床的力气都没有了，只能让他的儿子代他遥向皇帝跪拜。第二天，杨国忠从蜀中返回长安，到李林甫家中去拜望他，李林甫流着眼泪说：“我马上就要死了，你必定会继我当宰相，我的身后之事，就只有拜托你了！”

　　杨国忠眼见自己的对头已经落到如此可怜的地步，心里暗自高兴，嘴上却辞谢不敢当。

　　李林甫死去三天以后，玄宗任命杨国忠为右相兼文部（即吏部)尚书，但是，杨国忠并没有因为对手的认输而不再落井下石。

　　李林甫死后尚未下葬，杨国忠就派人去游说安禄山，联合诬告李林甫曾与背叛唐王朝的蕃将阿布思勾结，企图谋反。安禄山被李林甫压制多年，早就怀恨在心，于是与杨国忠一拍即合。安禄山找了一批原属阿布思部落的降服者送到长安，向朝廷说李林甫曾秘密与阿布思约为父子。杨国忠又用威胁手段，诱迫李林甫的女婿谏议大夫杨齐宣出来证明此事。玄宗见证据确凿，勃然震怒，认为自己信用李林甫十多年，却受到他的欺骗，于是下令剥夺李林甫生前所有的官爵，把他的棺材劈开，脱下尸体上穿着的官服，另换小棺按平民身份埋葬，子孙有官爵者全部除名，流放到岭南与黔中的边远山区，家产全部抄没入官。

　　一代权相，刚死就落到这样的地步，恐怕历史上都是少见的。杨国忠与李林甫两人的权力斗争，终于以杨国忠的大获全胜而告终。

　　（正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