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是：“政治关系的延续” 和 “用其他手段实现政治目的”

普鲁士军事理论家卡尔・冯・克劳塞维茨（1780-1831）曾将战争定义为 “政治关系的延续” 和 “用其他手段实现政治目的”，这一论断至今仍未过时。自上周五以伊战争爆发以来，金砖国家中的俄罗斯、伊朗和印度已卷入军事冲突，北约同盟几乎成为乌克兰冲突的直接参与者，以色列作为西方在中东的前哨正多线作战，而苏丹、埃塞俄比亚等地的内战则被挤到了幕后。

克劳塞维茨时代，战争从 “内阁战争” 演变为 “人民战争”；20 世纪，战争规模膨胀至 “总体战”，1945 年更出现核战争。两次原子弹轰炸后，核战争成为禁忌，但战争本身从未消失。1945 年至 1989 年间，当时被称为 “第三世界” 的全球南方国家爆发了 150 多场重大武装冲突 —— 这些冷战中的 “热战”，是美苏军备竞赛的代理人战争。

1990 年苏联解体、社会主义阵营瓦解后，世界迎来短暂单极时代，只有美国及其盟友有权逃避责任或违反国际法，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及巴尔干干预都是典型案例。但这个单极时代在 21 世纪初画上了句号。

所有禁止战争和军事力量的尝试均以失败告终。古老的 “正义战争” 原则（即存在战争理由时的开战权）反而愈发强势。即便 1945 年二战后通过、对 193 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具有约束力的《联合国宪章》，也未能阻止 1990 年前的 150 场战争，更无法避免此后的冲突。

如今，预防性进攻战争大行其道。2022 年 2 月俄乌冲突爆发时，乌方并未做好战争准备（事实上，连乌克兰政府都承认，2019 年 12 月巴黎 “诺曼底四方” 峰会后就已开始蓄意筹备对俄 “大战”），加入北约也只是远期计划。以伊冲突的情况也如出一辙：伊朗根本没有以色列所宣称的 “核威胁” 武器，但侵略者都以 “预防性排除假想威胁” 为自己辩解。

斯普林格出版集团总裁马蒂亚斯・德普夫纳在《世界报周日版》的文章中，将以色列的进攻辩解为 “文明战争”。他声称如果以色列未达目标，“世界将迅速改变”，并将对以色列加沙军事行动的批评歪曲为 “受害者与加害者的角色颠倒”。“我们（德国或西方）正在输掉文化斗争，而这实际上早已演变成文明战争。” 德普夫纳谈及乌克兰时，惋惜西方在 2022 年 2 月冲突初期 “未做出坚决抵抗”，换言之，西方本应向非北约成员国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只因信奉 “文明战争” 理念。他严肃表示：“一旦以色列倒下，欧洲和美国将成为焦点，伊斯兰主义者已为此准备了数十年…… 袭击针对的是我们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 在他看来，“文明战争” 是西方对伊斯兰圣战的回应。

当今全球化世界正摒弃所谓的 “威斯特伐利亚体系”。该体系因 1648 年结束三十年战争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而得名，至今仍是基于主权国家理念的世界秩序基础，也标志着欧洲宗教战争的终结，其核心原则之一便是国家及其公民的意识形态和宗教自决。

超国家的伊斯兰共同体 “乌玛” 无法接受这一体系，因为现代主权国家是欧洲的产物。在全球化浪潮中，这一架构正面临压力，尤其是在与伊斯兰教的冲突中。极端圣战分子的目标 —— 以武力在全球传播信仰 —— 与几个世纪前欧洲基督徒的计划并无本质区别。

国际法治权威日益受到质疑，猜忌弥漫，各方都指责对手为私利滥用权利。不仅哈马斯，以色列和伊朗也将重要指挥机构设在平民区附近。有记者指出，德黑兰 “早已将国际法变成战略工具”。

《联合国宪章》生效八十年后，焦点已非法律原则，而是法律漏洞。每场新冲突都削弱了遵守国际法的意愿，“文明战争” 一词本身就意味着毫不妥协 —— 不抓战俘。1945 年后多边体系中自愿自律带来的有限稳定，是否即将终结？

换个角度看，战后数十年的秩序是否只是 1945 年冲击后的短暂现象，如今已到失效期？毕竟纳粹曾将与布尔什维主义的斗争称为 “文明战争”，冷战中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对抗也具有文明对立性质。21 世纪会否成为 “双重圣战”（阿拉伯语 “斗争” 之意）的时代 —— 西方个人主义与伊斯兰威权主义的对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