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0年前的一场金融危机，干掉了一个300年的大帝国

历史书读得越多，对历史周期律就越有感触。

自先秦以至明清，三千多年间，王朝兴衰相继，更迭不绝。两周八百载，国祚虽久，终不过是诸侯争霸的嫁衣。秦皇横扫六合、一统海内，却仅仅享国十五年，二世而亡。五代之世，天下大乱，军阀高呼“天子，兵强马壮者为之”，却没有一个能坐稳江山，皇帝如走马灯般来来去去，短短五十多年，竟换了五个朝代。

“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这句《左传》当中一闪而过的喟叹，竟成为此后两千年反复上演的剧本，无法回避，无法挣脱。

从表面上看，不同的王朝有着不同的衰亡路径。

武德充沛如汉，亡于宫廷政变。万邦来朝如唐，亡于军阀叛乱。文化造极如宋，亡于外寇入侵，刚直不屈如明，亡于农民起义。

身为后来者的朝代，往往会吸取前朝教训，矫枉过正般地避免重蹈其覆辙。赵匡胤杯酒释兵权，一洗唐末五代武人骄纵之风，却令宋朝走向积贫积弱之局；朱元璋认为“元以宽失天下”，遂加强集权、整顿吏治，最终却被愤怒的起义军葬送了大明。

历朝历代都不乏明君贤相、忠臣良将，他们为了跳出盛衰之律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但最终总会积弊丛生，走向“按下葫芦浮起瓢”的尴尬境地，直至千疮百孔、一触即溃。

历史周期律的背后，到底是什么？

这些看似各不相同的衰亡路径，是否具有本质性的共通之处？

传统观念里，人们大多从政治、军事等角度解读历史周期律，而阿信近日出版的这本《危机、改革与崩溃：元明清七百年的金融秩序》，或许能为你提供一个不一样的视角。

本书作者于晓华是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农业经济学与人口学双博士，现任德国哥廷根大学经济学教授，长期从事农业经济、经济史等方面的研究。

在他眼里，王朝的衰亡总是发生于同一个关键节点之后：金融秩序的崩溃。在本书中，于教授用现代经济学的视野重新审视中国历史上最后三个封建王朝的兴衰，抽丝剥茧地分析其货币体系、税收体系与财政体系的沿革，直面其危机，锐评其改革，将那些隐藏在烽烟战火之下的结构性之困，清晰呈现给读者。

作为一本历史学与经济学的跨界之作，本书的史料与经济学理论皆以通俗易懂的形式加以叙述。此外，于教授还在本书的最后给出了关于经济危机的普适性思考，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具有另一番现实意义。

元朝的衰亡：纸币贬值之困

元朝是中国历史上首次统一流通纸币的朝代。

尽管纸币的雏形早在唐代就在四川地区出现，有宋一代也不止一次发行过纸币，但这些纸币不仅流通范围和时间非常有限，而且与实体货币（贵金属和铜钱）并行，仅作为特定领域中的补充货币。在民间的日常交易中，实体货币依然占据绝对主流。

但到了元朝，大部分时间内政府都不铸造铜钱，仅靠发行纸币来满足全社会的流通需求。今天的我们已经知道，纸币发行需要有相应的准备金，并且依赖国家信用维持其交易地位。元政府清楚地认识到了纸币的这些特性。1260年，忽必烈经过激烈的斗争登上了大汗之位，随即开始大规模发行纸币。

元人如此青睐纸币，有其经济上的根由。蒙古部落有着悠久的经商传统，在入主中原之前，早已与中亚、西亚各国有密切的贸易往来。但与中原的贸易机制不同，草原贸易带有强烈的金融化色彩。

作为一个生产力水平很低的集团，蒙古军队在长期征伐过程中尤为需要金融支持，以购买粮食、兵器等军需物品。此外对于蒙古士兵个人来说，他们往往一次外出就持续数年之久，跨越千余公里，很多人需要赊账购买战马、铠甲和刀枪，金银等战利品则需要送回远在草原的亲属那里。

在需求驱使之下，蒙古军队与一些商人（主要是色目人）展开了合作，军队从商人那里获得贷款、也委托他们进行投资，商人则依靠军队的保护通行于亚洲内陆的广袤大地。这种合作后来逐渐演变为固定的一套制度，称作“斡脱”。

此后，斡脱商人还逐渐取得了某些行业或地区的包税权，并开始在民间放高利贷，利率可达100%。这些频繁的金融活动以银为计价单位，但随着蒙古帝国版图的不断扩张，白银在实际交易过程中逐渐出现了紧缩的局面。于是，纸币便应运而生。

忽必烈发行的“中统钞”以银为本位，法定比价为钞二贯同白银一两，各地政府在领取新钞时，必须首先上交作为本金的现银存放于国库。元政府允许百姓随时以纸钞兑换白银，但所有的交易和赋税都必须用纸钞支付，禁止金银流通。

“中统钞”发行之初，年发行量还较为稳定，总额不超过10万锭。然而从至元十年（1273年）起，年发行量逐年攀升，到至元二十六年（1289年），年发行量竟然达到了惊人的890万锭。即使算上吞并他国掠夺而来的金银，也远远匹配不上这一数字，显然，十多年间，“中统钞”已经迅速走上了贬值之路，通胀率超过10倍。

究其原因，一是元军频繁的军事行动带来巨大的财政压力，只能以货币超发来维持（1273年正是宋元战争中决定性的一年，是年襄阳失陷），二是斡脱制度下的包税制令元政府的财政收入相较前朝大幅折损，此起彼伏的灾荒和起义更是加剧了财政入不敷出的局面。

朝廷试图改革钞制，发行新钞以兑换旧钞，然而新钞的发行量相较于“中统钞”更加失控，百姓甚至需要用舟车装钞才能交易。到14世纪中叶，纸钞已经基本被百姓抛弃，民间开始重新使用白银、铜钱进行交易，甚至宁可以物易物。

恶性通货膨胀最终反噬了元朝，随着财税大户盐商纷纷揭竿起义，元朝在入主中原短短八十多年后，就迎来了全面崩溃。

明朝的衰亡：白银紧缩之困

在整个元朝，白银整体处于外流状态，主要是通过贸易流向中亚和西亚。明朝建立之后，留在中国国内的白银存量不足以支撑整个交易体系，因此，朱元璋依旧继承了前朝的实际操作，发行大明宝钞，实施钱钞并行的货币制度。

但朱元璋显然也意识到货币超发的危害，为此，他特别要求田赋主要以实物征收。此后百余年间，大明宝钞以并不逊于“中统钞”的速度走向膨胀，元朝末年的局面同样开始在明朝上演。

面对这一危机，明政府积极寻求改革之策。朱棣要求加大力度开采银矿，以增加白银供应，明英宗朱祁镇则废除了金银流通的禁令。到16世纪初，明武宗朱厚照彻底停止印发大明宝钞，明朝全面进入以金银和铜钱硬通货作为流通货币的时代。

尽管如此，作为一个贫银国，国内银矿的产出始终跟不上现实需求，这也是汉唐等朝代并没有大规模流通白银的原因。

然而，历史在此发生了前所未有的转折。

16世纪初，哥伦布已经发现了新大陆，荷兰人、西班牙人以及英国人陆续跨过大洋抵达东亚，开始和中国进行贸易。到隆庆年间（16世纪中叶），明政府彻底废除了海禁政策，双方贸易规模极速扩大。中国向这些外国商队出口了大量陶瓷、丝绸、茶叶和香料，形成了巨大的贸易顺差，大量海外白银随之流入中国，明朝经济迅速走向繁荣。

据统计，有明一代流入中国的白银或超过1亿两，而从1500年到1650年这150年间南美洲所产白银，竟有40%~50%以不同路径流入中国。

量的积累，最终引起了质的改变。万历皇帝登基后，对大明王朝影响最大的一次改革到来了，这就是张居正改革。

张居正改革的核心，是所谓“一条鞭法”，即把各种赋役合并成一条，简化税则和征收手续，将徭役摊入田亩，“量地计丁”，并且一改朱元璋的祖宗之法，废除实物税，一律改为征银。

税收货币化之后，明朝中央政府的财政收入显著增加。这为日后声势浩大的“万历三大征”奠定了基础，但与此同时，也将崩溃的伏笔悄悄埋了进去。

长年不上朝的万历对朝政的控制远不如他爷爷，他显然未能意识到自己在位的最后十年，这个国家正在发生什么。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那就是：中国对外贸易的规模突然减少了。

放在世界史当中来看，这场外贸危机有迹可循：在马六甲海峡，海盗开始横行，劫掠过往商船。在欧洲，产银国西班牙陷入通货紧缩，紧接着欧洲滑向三十年战争，运往东方的白银迅速减少。此外，东亚最重要的产银国日本从1612年前开始闭关锁国，严格控制流向中国的白银。

沿海港口的商人们，忽然就发现他们手中的丝绸、陶瓷和茶叶卖不出去了，这些商品的价格随之暴跌。与之相对应，粮价开始飞涨。一时之间，以江南为中心的手工业几近陷入停滞。

更大的危机在于货币。白银流入减少之后，其相对铜钱的价格开始上升。在这种预期之下，人们纷纷藏匿手中的银子，改以铜钱交易，进一步推高了银价。问题在于，明政府在收税时仍然按照“一条鞭法”的规定，按银收税，逼迫农民花费更多粮食（铜钱）去兑换白银，导致大批农民破产、逃亡。明朝政府的税基，开始走向崩坏。

不巧的是，这场金融危机叠加了更大范围内的气候危机。17世纪初正值小冰河期，水旱灾害不断，农作物减产明显，明政府需要更多的财政支出来赈灾。

与此同时，东北方的女真人开始向更温暖的南方移动，双方在辽东的摩擦与日俱增。从1630年开始，明朝的军费支出反而逆势扩张，据统计，仅1631年一年，专项财政支出“辽饷”就相当于正常年份财政总支出的超八成。这些额外增加的支出，最终都落到了老百姓头上。

1629年，为了削减支出规模，崇祯裁撤了全国1/3的驿站，驿卒李自成就在这场大裁员中失了业。十五年后，他和他的军队已经兵临北京城下，而彼时的明军，欠饷已达数百万两，而南方收来的税款竟只有几万两。

事实证明，这场危机超出了某个政权所能控制的范围。攻下北京后，闯军并没有在国库中发现传说中的金银财宝，无奈之下，只能向城中百姓寻求资金补给。这一政策很快演变成烧杀抢掠，闯军一度引以为傲的军纪，在经济危机面前脆弱得像一张一触即碎的白纸。

清朝的衰亡：金融体制之困

又是两百多年过去，经历了康乾盛世的中国，彻底卷入全球化的棋局。

只不过，这一次中国不再是贸易的主导者，而成了列强商品倾销的目的地。鸦片战争打破了天朝上国的迷思，以李鸿章为首的高级官员开始推行洋务运动。

众所周知，甲午战争的惨败宣告了洋务运动的破产，也敲响了清王朝覆灭的丧钟。然而，甲午战争究竟因何失败？洋务运动甚至比明治维新更早实施，为什么中国却被日本甩在了后面？

于晓华教授提出了一种独到的解释：金融制度的落后，是甲午战败的重要原因。

先来看一组数据。1890年时，北洋水师的军舰总排水量为27000吨，日本海军的总排水量则为17000吨，清军拥有显著优势。然而短短数年间，日本海军购入了至少六艘大型巡洋舰，而清军则基本没有增加。到开战前，日本海军的总吨位已经超过72000吨，远远超过了北洋海军。

战争的胜负，归根结底在于双方调动资源的能力，而在现代社会，这种能力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金融能力。

在明治维新之初，日本政府就决定对旧货币进行改革，统一发行纸币，而中国则始终处于银、钱、钞混用的状态，直到1933年“废两改元”之后才实现货币统一。

金融机构方面，日本也走在了清朝前面。早在1872年，日本就设立了四家国立银行，可以开展货币发行、外汇、汇兑、借贷等金融业务，到了1882年，日本的中央银行日本银行成立，为未来的战争进行融资，而清政府则要到1905年才成立第一家国立银行。

央行的成立对日本经济产生了显著影响。1894年6月，日本内阁决定对清朝开战，旋即对日本银行下令让其准备战争军费，后者马上采取了紧缩政策，提高了利息，降低流动性。

随着战争的持续，日本政府的战争预算进一步增加，于是决定发行政府公债。整个甲午战争期间，日本政府共准备了2.5亿日元的预算，其中公债的部分，就高达2.3亿。最终，日本花去了2.48亿，这一数字是战前年预算的两倍。

日本社会并没有因这高额的赤字而崩溃，因为《马关条约》中，清政府的赔款达2.3亿两白银，折合3.8亿日元，使日本政府轻松还掉了战争期间的债务。

与此同时，清政府在干什么呢？北洋水师为了给慈禧太后祝寿，一次性拨给颐和园工程处45万两白银，美其名曰“建海军训练基地”。然而，此后北洋水师的预算却从200万两削减至100万两，战争期间，更是没有任何特殊军费来源，最终惨败于黄海之上。

甲午战败之后，清政府也走上了债务扩张之路，以应对极速膨胀的财政支出（包括赔款）。但由于缺乏现代化的金融系统和国家金融部门，债务如雪球一般越滚越大，直到1911年，衰老的王朝在庞大的债务中轰然倒塌。

进入民国，历史仍然一再重演。南京国民政府刚成立时，颇有整顿之风，先后“裁厘改统”“废两改元”，艰难实现了货币的标准化。然而接踵而至的抗日战争迫使其走上了如出一辙的货币超发之路，1945年的物价相较1937年，增加了2500多倍。

解放战争进一步放大了通胀的恶果。穷途末路之际，国民政府试图进行金圆券改革，其结果大家都知道了：不到一年时间，金圆券就成为了废纸。

货币失去了政权的信用，政权也就失去了人民的信任。这是千百年间，一遍又一遍发生在经济史上的故事。

-End-

2025.6.19

编辑：闪闪 | 审核：孙小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