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原突围方案难统一，危急时刻，毛主席严令：自己决定，不必请示

如今，提起解放战争全面爆发的标志，大家都会不约而同的想到1946年6月的“中原突围”。

面对5倍于己的国军重兵围困，中原军区克服种种艰难险阻，陆续跳出敌人包围圈并到达新的根据地。

其实，早在中原突围之前，以李先念、郑位三、王震为首的中原军区指挥层，就突围时间和路线进行过较长时间的争论，也让身在延安的教员一度焦虑不已。

教员没有料到的是，6万余人的部队被敌人30万大军重重围困在方圆不足二百里的狭小地域上，随时都有全军覆没的危险。但此时的中原局却仍犹豫不决、争论不定，反复请示是否突围以及向哪个方向突围的问题。

当断不断，必受其乱，靠请示打仗历来是兵家大忌，四年前“皖南事变”的教训教员仍历历在目，生怕“中原突围”会重蹈这一覆辙……

早在1945年秋的重庆谈判阶段，教员就曾对全国局势有过一个精准的判断，即解放战争正式打响前，其他解放区可能会争取到一段短暂的和平时期，但中原解放区则不可能，必须立足于打，否则无法生存。

之所以如此肯定，一来中原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此时又处于国统区腹地位置，一旦四面被围，且不说进退维谷，仅交通封锁、切断粮道，部队就会被饿死、困死。

二来中原地区既守不住，也不该守。从全国形势来看，“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势在必行，而要实现这一战略目标，南方就必须留下几支精锐力量来牵制蒋军主力，拖延其北进时间。

基于这种考虑，李先念所在的中原军区和粟裕所在的苏浙军区，也就当仁不让的承担起这一战略任务了。

一个是临危受命，在河西之战中保留下西路军最后革命火种的百战将星；一个是坚持三年游击战争、带出了江南抗日实力担当的新四军1师的军事天才，在教员心中，二人都是能创造军事奇迹的“黑马”。

不过，接到这一任务后的李先念和粟裕，却作出了迥然不同的反应和决断。

粟裕第一时间率苏浙军区部队主动出击，不仅歼灭了周边负隅顽抗的日伪军，广泛收复县城，自身也积攒了实力，而后又参与组建华中军区，为之后即将爆发的战争做了充足准备。

此外，粟裕还主动向教员提出了摆脱地形和战场形势的不利条件，主动率主力转移至其他地区开辟根据地的建议。

不难看出，粟裕从一开始就立足于打，因而他的重心便放在了争取战争的主动权方面。之后的事实也证明，如果没有他的前瞻性战略意识，以及主动转移、保留部队建制的做法，也就很难有后来苏中七战七捷的“神仙仗”。

对比粟裕这边，中原军区就显得稍沉寂了些。抗战结束后，李先念率新四军5师在接受日军投降时因部队过于分散，且屡遭到国军掣肘而行动缓慢，导致俘虏和武器的接收效果并不理想，预期的局面也没能打开。

同样，在察觉到国军有四面合围的迹象后，由于缺乏自我判断，寄希望于听从上级的指示安排，导致中原军区周围重要城市和交通要道均被抢占，经济被全面封锁，部队后勤补给也随之陷入困境。

中原军区面临的困局，固然是客观形势发展所限，但作为军事上负总责的李先念，为何没有在关键时刻破釜沉舟、抢占有利先机呢？

其实，并非是他不够果断，而是对内部人事安排和执行力充满了太多无奈。早在抗战初期，原定要到八路军中担任营长的李先念被教员出面“拦截”，随即调往新四军第4支队高敬亭处任参谋长。

高敬亭与李先念是鄂豫皖苏区时期的老搭档，第四支队也是当年红四方面军留守鄂豫皖苏区的老部队，重回中原故地，李先念喜悦之情自是溢于言表。

随着部队的日益扩大，已出任新四军5师师长的李先念“烦恼”也随之而来了。一来老战友高敬亭牺牲后，自己在指挥作战时有些独木难支；二来上级接连派来的3位搭档能力上虽无可挑剔，但与自己的配合却并不默契，乃至有些相去甚远。

教员先后派往新四军五师和中原军区的干部主要有三人，即新四军2师政委郑位三、八路军359旅旅长王震和河南军区司令员王树声。

郑位三是黄麻起义的领导者之一，早在鄂豫皖苏区时期就有很高的威望。到新四军五师任政委，主要是带着整肃部队的任务前来的。正因如此，郑位三在5师的话语权很高。

及至解放战争打响前，完成整合的中原军区部队实行集中统一领导，主持大局的书记正是由郑位三代理。

除郑位三外，王震率领的359旅和王树声率领的河南军区部队均在1945年10月奉命转移至桐柏山区，与李先念的新四军5师会合。三军胜利会师，既是壮大中原军事力量的强强联合，也是形势窘迫之下的一次无奈之举。

从延安出发后，359旅原定任务是到湘中建立根据地，但因长途行军且脱离后方，在国军的围追堵截下遭受损失明显，只得调头返回中原。另一边的河南军区情况也大致相同，长期处于国军包围圈中，唯一的办法也是跳出包围圈同5师会合。

这样一来，会师后的三大主力约6万余人汇集在中原地区，由谁来主持即将成立的中原军区大局就成了急需解决的一大课题。

相比于郑位三、王震和王树声三人，李先念的资历和威望稍逊一筹，但教员却选择以李先念为新成立的中原军区司令员，以郑位三为中原局书记，王树声任军区副司令员，王震任副司令员兼参谋长。

之所以让四人中资历最浅的李先念担任军事负责人，一是中原军区部队以原新四军5师人员居多，二是李先念对中原地区情况知根知底，其余三人“客随主便”也更有说服力；三是李先念本人的组织协调能力更突出。

因此，也就有了教员这次力排众议的及时“救场”。但即便如此，情况也并没有完全按照李先念预料的那般顺利。

站在李先念的角度来看，三支会师部队虽然完成合编，但由于磨合时间较短，很多情况下还是各自为战，难以形成一个强有力的拳头，无形中增加了他指挥全局的顾虑。

再加上李先念也并非专业的军事科班出身，在战场上虽得到不少战术和经验的历练，但终究还是缺少一个鼎力的帮手。在这种情况下，中原军区内部意见难达成统一共识也就在所难免了。

形势发展一切都如教员所料，国共尚处于和谈阶段，老蒋便调兵遣将，将中原军区压缩在桐柏山区一带狭小地域。

此时，摆在李先念面前的选择有两个：一是坚决执行上级命令，用几场胜仗来打开局面，策应华北、华东地区作战；二是保存自身实力，将部队设法转移到安全地区再做长远打算。

危急关头，李先念与其他几位负责人选择了前者，很快便发起了桐柏战役。由于主力部队各自为战，缺乏有效配合，战役效果并不理想，原计划的歼灭战也打成了消耗战。

迫于无奈，李先念与郑位三联名致电教员，指出当前作战困境：

一边是战役效果不佳，一边是根据地被进一步压缩，对基本失去大踏步进退和与敌周旋余地的中原军区而言，突围就成了唯一的出路。

可随之而来的，又是军区内部对突围路线的热议。先是5师内部对向淮北新四军军部靠拢，还是北移与刘邓大军合二为一的方案拿不准；而后王树声主张南下大别山，向皖东转移；王震则主张率359旅转移至新四军军部后，去东北与先前转移至此的359旅刘转连、晏福生部会合。

三支队伍主将各有各的意见，李先念一时也不好直接拍板决定，突围方案就这样被暂时搁置下来。至1946年初，国共谈判签署的“停战令”生效，中原军区再次就走还是留的问题进行深入探讨。

只是，此时的军区内部依旧不乏对和平抱有幻想的指战员，而这部分人的消极心态，无疑又迟滞了突围行程的到来。至解放战争全面爆发前夕，除老弱伤病和妇女干部提早转移外，中原军区整体突围计划尚无进展。

随后，因敌情紧急，中原军区内部也意识到转移已是不可能，一切只能立足于打和突围。因此主动向延安发去要求突围的电报：

收到电报的教员，也在第一时间发去了复电：

尽管教员的电文中充满期许，但细细品读后不难发现，对错失突围良机的中原军区，他还是难掩焦虑心理和严肃态度。

好在李先念、王震、王树声所率中原军区主力虽有不小的损失，但终归分散突围成功。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奉命担任掩护和阻击任务的皮定均旅，在突围过程中不仅创下了最好战绩，也是最先回到华中解放区且建制保存最完好的部队。

正因如此，1955年全军大授衔时，教员才会留下那句“皮有功，少晋中”的指示，它代表的不仅是皮定均个人的功勋，更是中原突围传承下来的一笔宝贵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