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人当用贤

王伟

治国理政，人才是关键。国家之强盛，必源于贤才荟萃；王朝之倾颓，常始于用人失当。人才乃立国之本、兴邦之基，犹如巨厦之栋梁、大川之源头，其得失关乎社稷存亡、天下兴废。纵观青史，凡盛世之兴，必见群贤毕至；而乱世之起，多因才路壅塞。故明君治国，必以招贤纳士为第一要务，以知人善任为根本大计，以制度革新为保障发展之门径。

为政之道，任人为先。“任人唯贤”出自《尚书·咸有一德》“任官惟贤材，左右惟其人”，意思是任用官吏当取贤才，任用下属应选忠良。纵观中国历史，可谓一部朝代更替史和国家发展史，其实质乃一部人才任用史，表现为得贤则兴，失贤则衰直至灭亡。不少思想家都将用贤与否视为国家兴衰的关键。《论语》中孔子回答仲弓问政就鲜明提出“举贤才”；《墨子》认为“国有贤良之士众，则国家之治厚；贤良之士寡，则国家之治薄”；荀子提出“故尊圣者王，贵贤者霸，敬贤者存，慢贤者亡，古今一也”。很多政治家都贯彻这个思想，历史上才有了周文王渭水访姜太公、周公一饭三吐哺、萧何月下追韩信等脍炙人口的礼贤故事。魏晋时期袁准在《袁子正书》中作了总结：想要立足于天下大道而智慧不至穷尽，兴办天下的大业而思想不至枯竭，统一百家之言而口舌不会劳累，兼听古今言论而心志不会疲倦，只有使用贤才这一个办法，究其本质，贤才是国家的根本，治国安邦必须广纳贤才、选贤任能。

任人唯贤，可使群贤毕至。一人之贤，仅可成事；众人之贤，方能兴邦。雍正皇帝在总结用贤重要性时说：“治天下以用人为本，其余皆枝叶事耳”，可谓高屋建瓴，振聋发聩。诸葛亮曾说：“治身之道，务在养神；治国之道，务在举贤。是以养神求生，举贤求安。”“国危不治，民不安居，此失贤之过也。夫失贤而不危，得贤而不安，未之有也。”诸葛亮认为，治国的关键在任贤，失掉贤人国家就危亡，得到贤人国家就安定。刘邦能灭秦兴汉，关键在于招揽人才、群贤毕至，相反“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最后落得个“霸王别姬”和“乌江自刎”的下场。范仲淹在《选贤任能论》里说：“张良、陈平之徒，秦失之亡，汉得之兴。房(玄龄)、杜(如晦)、魏(征)、褚(遂良)之徒，隋失之亡，唐得之兴。故曰：得士者昌，失士者亡。”人才聚散与国运兴衰息息相关，唯有形成群贤毕至、英才荟萃的生动局面，方能构筑起国家长治久安的坚实根基。当明君贤相遇合，当治国之道与济世之才相得益彰，一个时代的辉煌便由此铸就。

任人唯贤，重在识贤。中国传统政治文化语境中，“贤”与“能”含义不同，郑玄注《周礼》曰：“贤，有德行者。能，多才艺者。”朱熹说：“贤，有德者；才，有能者。”这实际上将贤、能之分明确为德、才之别。《资治通鉴·周纪》指出：“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识贤之所以重要，因为这是正确用贤的前提，只有知贤用贤，才能做到贤尽其才，才尽其用。韩愈曾感叹，“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唐太宗李世民麾下的房玄龄与杜如晦，一个善谋，一个善断。每逢国事，房玄龄常言“非如晦莫能筹之”，二人配合无间，终成“房谋杜断”佳话，司马光在《资治通鉴》里赞叹：“盖玄龄善谋，如晦能断故也，二人深相得，同心徇国”。宋代洪迈评曰：“唯贤识贤”，可谓道破千古用人之道。这种“以贤识贤”的辩证关系，不仅揭示了人才选拔的内在规律，更彰显了中国传统政治智慧中“见贤思齐”的深刻哲理。治国者的识人眼光与其自身修养实为一体两面，唯有不断提升自我德才修为，方能练就识人用人的慧眼。

贤才得其用才能真正成就贤才。战国群雄并起，大争之世，贤才更见其重要。当时的魏国其实是一个吸引人才和人才辈出的国家，吴起一开始受到魏文侯的重用，在军事方面卓有建树，促进了魏国强大，后来遭排挤到楚国受到楚悼王重用，进行了变法革新，促进了楚国的强大。商鞅先是在魏国相国门下做门客，才华出众却不被重用，秦孝公发布求贤令，商鞅入秦，经过多次交谈，秦孝公认定商鞅是难得的人才，于是任命他为左庶长，主持变法事宜。商鞅改革了秦国户籍、军功爵位、土地制度、行政区划、税收、度量衡以及民风民俗，并制定了当时相对完善的法律，使秦国国力大增，最终统一六国。孙膑在魏国被庞涓陷害，逃到齐国后受到齐威王重用。孙膑于马陵地区消灭了魏国主力军，从而使魏国实力大损，从此不得不退出争霸行列。还有范雎也是生于魏国，起初只是魏国大夫家一个小门客，因为优秀被嫉妒而遭小人算计，魏国相国魏齐让人鞭打范雎几至死亡，不得已化名张禄逃到秦国受到秦昭襄王重用，并提出了著名的“远交近攻”战略思想，秦国使用该战略，首先兼并相邻的韩魏两国，与相隔较远的国力强盛的齐国建立良好关系，逐步消灭其他诸侯国，这个政策让秦国先后平定了其他六国，最终在公元前221年完成了统一。治国不仅在于是否有贤才，更在于贤才是否能够得到重用。唐太宗李世民重用魏征也是典型的用贤案例。魏征原是太子李建成的谋士，玄武门之变后唐太宗不计前嫌，重用魏征为谏议大夫，魏征以直言敢谏著称，经常向唐太宗提出批评和建议，唐太宗也虚心接受魏征的批评和建议，不断改进自己，进而开创了贞观之治的盛世局面，也成就了“明君”和“良臣”的美谈。唐玄宗在位前期任用姚崇、宋璟等贤相开创了开元盛世，后期宠信李林甫、起用杨国忠，所用非贤，终致安史之乱，使唐朝由盛转衰。

任人唯贤，关键在用制度选贤。古代王朝更替中，王朝开始衰败的原因往往是人才因困于偏见与体制而不能被选用。唯有代代有贤，事业方能长青。贤者之责，不仅在于当下，更在于未来。让贤者选贤，如同火种传递，形成人才链式反应，才能保障“江山代有才人出”。因此选贤并非单纯的人事策略，而是治国兴邦的核心动能。齐桓公得管仲而霸天下，关键在于管仲打破世卿世禄制，通过构建“乡长推举—官长试用—国君面试”的“三选法”，确保通过层层筛选实现了贤才辈出。人才的持续兴盛需要良法美制。适时革新的人才选拔使用制度是选贤任能的保障。西汉统治者在前朝选才用才做法的基础上损益革新，探索形成以察举制为枢纽的选才用才制度，实现了大汉雄风。曹操父子看到了察举制塑造了一批把持地方的门阀士族的弊端，以九品中正制取而代之。隋文帝洞察了九品中正制已蜕变为尊崇门第、自我封闭的坏制度，以科举制取而代之，致力于物色“孝悌有闻，德行敦厚，节义可称，操履清洁，强毅正直，执宪不挠，学业优敏，文才秀美，才堪将略，膂力骠壮”十类人才，自此形成了从最基层选拔人才、将政权治理开放给普通人、实现中央与地方有效沟通的基本功能，奠定了中国选拔人才的制度基础。选贤制度化才能促进贤者与时代共生，才能保障以贤选贤、以贤育贤，才能激活一个民族、一个时代的蓬勃生命力，奏响属于这个时代的黄钟大吕。

(作者系华北电力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国学研究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