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以《春秋》义对成绩居首，为何激起了对“说书举”的质疑？

苏轼省试时的“《春秋》对义”，不是省试科目之一的墨义试，亦不是“说书举”，而是始于宋仁宗景祐年间的“经术取士”别奏名科目试。

此科以考试“大义”为主，是一种在提倡“经义”考试的背景下，对参加进士科和诸科考试举子的补充性科目。

“说书举”开始于天圣四年，以国子监考试经书讲说为主，与“经义取士”科目不同，只是在报考资格方面，与“经义取士”科比较相似，致使后人将两科相混淆。

那么，苏轼的“说书举”背后有什么不为人知的故事呢？今天，不妨就让我们一块来掰扯掰扯其中的秘密吧！

嘉祐二年省试的第一名是李寔，并非苏轼，是不争的事实，故苏轼省试中“复以《春秋》对义，居第一”并非指省试总名次，这是肯定的。

对于其中的“《春秋》对义”，拙文曾经理解为庆历新政失败后，科举恢复旧制后的进士科省试科目之一“对《春秋》或《礼记》墨义十条”。现在看来，这样的认识是错误的。

拙文写作时，有两个失误:一是没有注意到现存《苏轼文集》中所题《三传义》十道，究竟是何性质的文体，及与之相关的科举考试内容“大义”与“墨义”的区别。

二是简单总结前人对于北宋进士科内容变化的认识，并仅仅依据庆历八年(1048年)四月八日“科场旧条皆先朝所定，宜一切无易”的诏令，推断此后至苏轼嘉祐二年的省试中，“对《春秋》或《礼记》墨义十条”仍为实质性考试科目之一。

宋代科举考试中的“对义”与“墨义”具有内容和形式的不同，并认为《苏轼文集》中所题《三传义》十道，就是苏轼参加进士科省试时的“《春秋》对义”。

至和二年(1055年)出台的《删定贡举条制》是一项重要举措，在此基础上，陈文甲考证出嘉祐二年省试是以“通较工拙”(即不是逐场淘汰，是诸场通考定去留)的形式，仅试诗赋、论、策三场，墨义在制度上虽被保留，但形同虚设，不曾考校。

苏轼之“《春秋》对义居第一”是另外一种专门考试。

而将苏轼省试时“《春秋》对义”归为“说书举”的认识前提是，“对大义十道”是嘉祐二年以前“说书举”这一专门科目的考试内容。

以此为立论基础，将苏轼省试时之《春秋》对义归为“说书举”。

其直接证据不仅是《苏轼文集》中所题《三传义》的内容与形式正与之相合，更有注文及后来文集收入者将这十篇文命名为《南省说书十道》《南省讲三传十事》，及《宋史·艺文志》著录苏轼有《南省说书》一卷。

特别是南宋郎晔注《经进东坡文集事略》卷三《南省讲三传十事》将其与嘉祐二年省试相联系，在题前称:“仁宗嘉祐二年，欧阳文忠公修考试礼部，既置公第二，复以《春秋》对义居第一，即此十事。见公《墓志》。”

以上证据给人感觉直接而充分，似已无可置疑。但仔细推究，仍有诸多疑点。

其一是《苏轼文集》中的《三传义》，又被注者和文集收录者名为《南省讲三传十事》《南省说书十道》等，以及郎晔注文，这些都是南宋以后形成的。

北宋时期，尤其是苏轼之弟苏辙记述苏轼进士科考试情况时，并未将“《春秋》对义”之试称为“说书举”，苏轼对于自己科举经历的叙述中，更是不见“说书举”踪影。

按宋人考中“说书举”者，不乏有同登进士科者，如郑扬庭“皇祐中登进士第，复中说书科”。

商傅“皇祐五年郑獬榜擢第，继登说书科”，皆是进士登科与说书登科并述。

试想，如果苏轼省试时“《春秋》对义”就是专门的一个科目“说书举”，其弟苏辙在为其所作《墓志铭》中，为何不直接称“复以说书举居第一呢”？

而现存文献中凡直接提到应“说书举”事或人，均不见苏轼之名呢？

在此举出几位参加过说书举的人例，如钱藻、顾临、刘恕、商傅、张宗雅、郑扬庭等，来作为“说书举”这一考试科目存在及苏轼参加此科考试的旁证，但仍然无法证实苏轼参加过“说书举”，以及“《春秋》对义”就是“说书举”的考试内容。

其二是苏轼参加“说书举”的前提和动机对此，苏轼是在省试被黜落的前提下参加“说书举”，“说书举”考试合格获得殿试机会这一认识提出的。

苏轼在省试中只是诗赋成绩不理想，被试官所落，但没有任何证据说明苏轼省试不合格。

苏轼第一次参加进士科考试，全部精力应聚焦进士登科，虽然其才高又通晓经术，但参加说书举毕竟会分散精力和时间。

且三苏父子刚参加完开封府发解试，初来乍到，短时间内参加内容完全不同的两场考试，也无此必要。

二是诗赋进士地位远高于诸科及说书进士，进士登科是古代读书人梦寐以求的理想。

参加说书举考试无非是增加一次登第机会，但未试而先加保险，这对于首次参加科举年轻气盛颇以才学自负的苏轼而言，似不符合他的性格。

如果不能进士登科而只是说书登科，估计苏洵、苏轼父子都不会甘心。

以苏轼之秉性才华，在进士登第以前，他应该不屑于去参加说书举考试的。

这种推论完全是站在后世立场对预设结果原因的想象，看似有其道理，但对作为推断前提的苏轼当时之性格、才华及苏氏父子的心态之判断，亦是未能求证，殊不无臆测之嫌。

而同样是对于此事，陈文甲则认定为“苏轼选考‘说书举’，应该有着为登科加层保险的意图”。

因为当时朝廷下诏“进士与殿试者皆不黜落”，苏轼在确保能够进士登科的前提下，很可能未参加殿试后举行的“说书举”复试，孰是孰非，一时令人难以分辨，无从求证。

其实，以上所列疑点，皆非问题之关键，更不是解决问题的突破口。

问题的关键还在于苏轼进士科省试时参加的“《春秋》对义”考试是不是“说书举”。

如果对“说书举”的认识有误，那苏轼进士科省试时参加的“《春秋》对义”考试，很可能不会被认定为“说书举”科目。

苏轼省试时“《春秋》对义”，应该是始于景祐时期的“经义取士”科目，属于给参加进士和诸科考试的举子一个别奏名的机会。

这才能解释北宋时期直接记述苏轼进士科考试者，包括苏轼本人在内，在叙及其省试情况时不称“说书举”的缘故。

虽然苏轼参加的“经义取士”科目不是“说书举”，却与“说书举”科目的报名条件和考试方式比较相似。

这导致此科取消以后的人，特别是南宋以后的人，对北宋前中期施行过的和经义相关的考试科目，虚实难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