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始皇遣使采药昆仑石刻”的破绽在哪里？

昆仑石刻的根本的破绽在于，其章法没有纵横界格，其书风不能与其使用场合应有的庄严、郑重、典雅相符合。恐怕是一件伪刻。

2025年6月8日，《光明日报》第11版发表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仝涛的文章《实证古代“昆仑”的地理位置——青海黄河源发现秦始皇遣使“采药昆仑”石刻》，激起了轩然大波。争论的焦点主要集中在秦始皇遣使“采药昆仑”石刻（以下简称“昆仑石刻”）的真伪上。

昆仑石刻，衣禾供图。

学者们分别从历史学、文字学或者风化的角度发表了自己的观点。今不揣谫陋，试从书法风格的角度，谈谈我对昆仑石刻之真伪的看法。毋庸讳言，本文是持否定态度的。

一、根本的破绽：书风与场合不符

2025年6月12日，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主任刘钊教授在微信公众号《古文字微刊》发表了《我对昆仑刻石的看法》，认为：“抛开其他，先从文字看，我觉得昆仑刻石的文字时代特征明显，风格统一，看不出什么破绽。”[1] 刘钊先生是我十分景仰的大学者，但是他的研究领域主要在文字学，因此关于书法风格的判断，说不定刘先生偶尔也会有小的偏差，因此其观点我并不敢贸然赞同。

我以为，这个观点很可能由于混淆了文字学意义上的秦代文字风格和书法学意义上的秦代“刻石书”风格的区别，或者说混淆了广义上的秦代文字（包括刻石、诏版、虎符、简牍、玺印、封泥、兵器等）风格与狭义上的秦代“刻石书”风格的区别。也就是说，即使昆仑石刻在“字法”——文字的语文意义上的写法——上并没有什么破绽，但是，在“书风”——文字的书法意义上的造形风格——上却暴露了诸多的破绽。

该文所说的“风格统一”，我理解应指造形风格的统一。实际上，昆仑石刻的造形风格，并不统一，甚至可以说是很不统一。把不统一的风格视为统一，其原因，可能是书法实践的不足，也可能是书法赏鉴的不足，但最重要的，可能是对秦代的书风与场合之密切关系的重视程度严重不足，或说是对此一密切关系的有意无意的视而不见——无论是昆仑石刻的作伪者，还是对昆仑石刻暂持肯定态度的学者。

东汉许慎《说文解字·序》：

自尔秦书有八体，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四曰虫书，五曰摹印，六曰署书，七曰殳书，八曰隶书。[2]

这八种书体，除了最古的大篆与最新的隶书，其余六种，就其语文意义上的“字法”而言，也许大部分字并没有根本上的区别。既然没有根本上的区别，为什么许慎要说“自尔秦书有八体”呢？答案就在于本文题目所强调的“书风与场合”上。也就是说，秦书八体，尤其是中间的六体，从外在上说，其区别主要在于所呈现的“风格”上；从内在上说，其区别主要在于所使用的“场合”上。

我们可知的是，用于峄山刻石、泰山刻石、琅琊刻石上的秦书体，由于秦“书同文字”的国家政令，即是（二曰）“小篆”；用于虎符上的秦书体，即是（三曰）“刻符”；用于玺印上的秦书体，即是（五曰）“摹印”；用于兵器上的秦书体，当即（七曰）“殳书”；用于简牍上的“以趋约易”的秦书体，即是（八曰）“隶书”。至于（四曰）“虫书”，《说文解字·叙》讲到“新莽六书”说“六曰鸟虫书，所以书幡信也”，但启功先生认为：“秦之虫书，即是大小篆的手写体，所以无从专提用途。”[3]

为什么不同的场合要用不同的风格呢？启功先生《古代字体论稿》有一段精彩的论述：

自上观之，秦人对于文字既用法律手段进行同和罢，而秦文在不同用途上风格又不尽相同，例如颂功刻石与权量诏版书写风格不同等，可知当时曾对于字体的书写风格在用途上各划出它们的范围，不得相混，所以规定字体名称，实是有其客观需要的。换句话说，这也是“同文”手段中的一个环节。[4]

简言之，出于客观现实的需要，秦政府根据使用场合庄重程度的不同，规定了严谨程度不同的书体风格。其基本逻辑是，场合（或某一环节）越庄重，书体风格越严谨；场合（或某一环节）越日常，书体风格越简易。

在秦书八体的所有使用场合中，最为庄严郑重的，恐怕非刻石莫属了。

秦人对于刻石这件事情，是极为重视的。《史记·秦始皇本纪》记琅邪刻石时，有一段列侯、伦侯、丞相、卿、五大夫们的议论，这些议论表明，刻石是一件“昭明宗庙”、“颂皇帝功德”的国家大事，是极为庄严、郑重的——

……与议于海上。曰：“古之帝者，地不过千里，诸侯各守其封域，或朝或否，相侵暴乱，残伐不止，犹刻金石，以自为纪。……今皇帝并一海内，以为郡县，天下和平。昭明宗庙，体道行德，尊号大成。群臣相与颂皇帝功德，刻于金石，以为表经。”[5]

“古之帝者，地不过千里”的时候，尚且“刻金石，以自为纪”。今皇帝一统天下，岂不“昭明宗庙”？因此如今的“刻于金石，以为表经”，自然是十分的庄严、郑重了。这种庄严、郑重，似乎无论怎么强调都不为过。

本文为了强调书风与场合的密切关联性，因此不称这种书体的本名——“小篆”，而着重以其场合名之——“刻石书”（或者也可以称为“石书”或“刻石体”，为避免歧义，姑称“刻石书”）。

秦代“刻石书”，即指《史记》中所载的八种刻石的书体及风格。以往的说法，秦代刻石有七种。检读《史记》[6] ，秦代刻石至少有八种，根据秦时刻立的时间先后，依次是：

1、《峄山刻石》（二十八年，前219年，秦始皇立。原石已佚。现存993年重刻碑）

2、《泰山刻石》（二十八年，前219年，秦始皇立。现存残石二种，共10字，前209年秦二世时所刻）

3、《前之罘刻石》（二十八年，前219年，秦始皇立，[7] 原石已佚。为与习知的《之罘刻石》相区别，此处加一“前”字名之）

4、《琅邪刻石》（二十八年，前219年，秦始皇立，前209年秦二世时加刻，刻石现存87字）

5、《之罘刻石》（二十九年，前218年，秦始皇立，原石已佚）

6、《之罘东观刻石》，即《之罘刻石（三）》（二十九年，前218年，秦始皇立，原石已佚）

7、《碣石刻石》（三十二年，前215年，秦始皇立，原石已佚）

8、《会稽刻石》（三十七年，前210年，秦始皇立，原石已佚。现存1792年重刻碑）

秦代刻石书，包括后世重刻，现在可以见到的有四种——泰山刻石、琅邪刻石、峄山刻石、会稽刻石。

图 1-1 泰山刻石残石拓片

图1-2 泰山刻石残石拓片

泰山刻石，现存残石两块，一块残石存4字，一块存6字，共10字，为公元前209年秦二世时所刻，今藏泰安岱庙。泰山刻石另有明代安国藏北宋拓本二种，一种存165字，一种存53字，今皆藏日本。

图2-1琅邪刻石

图2-2 琅邪刻石

琅邪刻石，现藏中国国家博物馆，存13行87字，前二行当为前219年刻，后11行当为秦二世时加刻。

图3 峄山刻石993年重刻本

峄山刻石，现存者为993年（北宋淳化四年）郑文宝依徐铉的摹本重刻而成，该石现藏西安碑林博物馆。因为是约1200年后的宋代重刻，所以《峄山刻石》的笔画非常光洁，结字也有些僵板，但仍不失为秦代刻石正体的重要参照物。

会稽刻石，现存者为1792年（清代乾隆五十七年）刘征根据钱泳所藏1341年（元代至正元年）申屠駉重刻本的重刻碑，现藏绍兴大禹陵碑廊。1792年重刻会稽刻石的风格近于993年重刻峄山刻石，亦可作为秦刻石书的参照。

这四种秦代刻石书，都具有庄严、郑重、典雅的风格。其章法，无论纵横，都有比较严格的界格秩序。通俗地说，纵、横都有格子。不要小看这个纵横界格的存在，在面对“昭明宗庙”、“颂皇帝功德”的刻石这样的国家大事时，这个纵横界格就是国家的尊严、秩序与合法性的象征。反之，没有这个纵横界格，恐怕就不能从根本上证明其合法性、真实性。

昆仑石刻的最大的破绽就在于，它并没有纵横界格。不仅横向上来看，昆仑石刻的字形大小不统一，甚至在纵向上，还有左右两行或三行互相穿插的情况。例如第4、5行（将方□/采药昆），第7、8、9行（廿六年三月/己卯车到/此翳□）。可以说，昆仑石刻的纵横秩序都非常松懈。

因此，昆仑石刻的根本的破绽在于，其书风不能与其使用场合应有的庄严、郑重、典雅相符合。于是，我们就有足够的理由怀疑其真实性。不论有意还是无意，如果我们置这种根本上的破绽于不顾，仅考察文字的写法是否正确、是否具有秦时的特征，恐怕就是舍本逐末了。

二、具体的破绽：混用多种、多时代书风

如果认为昆仑石刻为伪，也许大家会问，可否更具体地指出破绽呢？下面我们略举数例，并简要分析。

1、皇帝：似混用秦诏版

表1

昆仑石刻的“皇”字似秦代刻石，但其最后一横弯度较大，这种情况在秦代刻石中从未出现。“帝”字似混用秦诏版，但“帝”字忽然缩小，造成昆仑石刻“皇帝”二字，甚至比草率的秦诏版还要更加草率。

拙文将完成时，读到刘绍刚先生2025年6月16日《〈昆仑刻石〉献疑》一文，讲到董珊先生提出的证据，即里耶秦简《更名方》中“皇”字的写法：“统一文字之后的皇字‘白’形之横画，与边框不连，作悬中一短横。”刘先生总结说，“其实仅董珊先生提出的这一条意见，就足以说明‘昆仑刻石’乃现代伪作。”[8]

图4-1里耶秦简《更名方》

图4-2 里耶秦简《更名方》

此处值得我们另外注意的是，里耶秦简《更名方》的“皇”字的最后一横的弧度。设想，如果昆仑石刻的作伪者当初把皇字“白”部中的一横也做了悬中处理，是否就可以证明其真呢？回答是，仍宜从风格与场合是否符合的角度进行鉴别。也就是说，虽然里耶秦简《更名方》是确凿无疑的，但是《更名方》的皇字最后一横有明显的弧度，并不能证明昆仑石刻的皇字最后一横弯度较大就是合理的。因为，秦刻石书与秦简的使用场合不同，其风格也就不能相提并论。

简言之，昆仑石刻的“皇帝”二字，似混用秦刻石与秦诏版。

2、大夫：水平不及秦封泥

表2

昆仑石刻的“大夫”合文，中间两竖笔，显得局促、干瘪、迟疑，不仅与秦代刻石书的开张、饱满、坚定相去较远，甚至也不及秦封泥，如“即墨太守”封泥。

3、廿六（卅七）：似混用秦诏版

表3

昆仑石刻的“廿六”二字，似混用秦刻石、秦诏版。有人释为“卅七”，恐怕也不确，因为“七”字的横画弧度似乎不可能如此夸张。

4、年：似混用近代写法

表4

昆仑石刻“年”字左上的斜笔，与左上的短竖，呈交叉状，这种情况在秦代刻石书中从未出现，即使在汉代的书迹中也非常少见。这种情况，倒是在晚近篆书——例如吴昌硕（1844—1927）作品——中才常见。因此，这里恐怕是混用了近代的写法。

5、三月、己卯：似混用东汉《袁安碑》

表5

昆仑石刻的“三月”“己卯”，似混用东汉《袁安碑》（105年后立）书风。相对而言，秦刻石书的转处偏圆，而汉代篆书的转处偏方。众所周知，把篆书的转处写得偏方，即用隶法作篆，是清代邓石如的巨大贡献——取法汉代。由于《袁安碑》是一件非常精心的作品，所以即使是在东汉，其转处尚且有圆的古风。何以所谓秦时的昆仑石刻的“己”字，转处如此之方呢？

6、到：似混用秦印

表6

昆仑石刻“到”字左侧倒数第二横笔，在正常的书写中（例如岳麓秦简），左右两端没有竖笔。在秦书八体之“摹印”体中，才会在两端增加竖笔，目的是填补空白。因此，这里似混用了秦印，即混用了秦书八体之“摹印”体。

7、前：似混用秦简、大篆

表7

昆仑石刻的“前”字，“舟”部的第一横笔，向上倾斜，是典型的秦书八体之“大篆”的写法，即作伪者似混用了秦简书风。即使在春秋时代的刻石《石鼓文》中，“舟”之第一横笔的斜度也不会如此之大。

8、里：似混用秦简

表8

昆仑石刻“里”字，头部“田”形甚小，而下部两横所占空间甚大，与秦印、秦陶文不同，似混用睡虎地秦简书风。

原释文“一百五十里”，“一百”很可能是“二百”合文，因此“二百五十里”也很可能是作伪者的一个伏笔，一个玩笑，一个恶作剧。

综上，可信的秦代刻石书，都具有庄严、郑重、典雅的风格。其章法，无论纵横，都有比较严格的界格秩序。在面对“昭明宗庙”、“颂皇帝功德”的刻石这样的国家大事时，这个纵横界格就是国家的尊严、秩序与合法性的象征。

昆仑石刻的根本的破绽在于，其章法没有纵横界格，其书风不能与其使用场合应有的庄严、郑重、典雅相符合。它恐怕是混用了秦刻石、秦诏版、秦简、秦印、东汉《袁安碑》甚至近代篆书的一件伪刻，甚至是作伪者的一个恶作剧。

2025年6月18日

（作者系书法研究者，1999年-2012年先后获得中央美术学院书法专业学士、硕士、博士学位，曾创办并多年任教于山东艺术学院书法专业，现为北京某高校副教授）

来源：衣雪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