酤酒卖饼、斗鸡蹴鞠，从刘太公的爱好看秦末市井生活

唐代王维有一首非常有名的诗——《观猎》，全诗如下：

风劲角弓鸣，将军猎渭城。

草枯鹰眼疾，雪尽马蹄轻。

忽过新丰市，还归细柳营。

回看射雕处，千里暮云平。

这个新丰市，背后有一个父慈子孝的故事，故事的主角是刘邦和他爹太公。

刘邦在建立汉朝定都长安后，将父亲刘太公接入宫中，过上了锦衣玉食、呼奴使婢的生活。

当然，刘邦的老妈刘媪早已经去世了。刘邦这会儿给他爹配几个宫女也属于正常。

然而，刘太公却整日闷闷不乐。

刘邦就问他爹，为什么闷闷不乐呢？

刘太公说，我过去在丰县时，喜欢与屠贩少年、小商贩们笑闹，以酤酒买饼、斗鸡蹴鞠为乐。如今身处皇宫，虽享荣华富贵，却失去了以往熟悉的生活乐趣。

原文是：“以平生所好皆屠贩少年。酤酒卖饼。斗鸡蹴踘。以此为欢。今皆无此。故以不乐。”

刘邦得知父亲心思后，决定在关中骊邑仿照家乡沛郡丰邑，为父亲重新修建住所。

他把丰县的房屋建筑原样复制了一份，建了一个新丰邑。

复制到什么程度呢？史书上说，新丰建成后，“鸡犬识新丰”。

就是说他老家的人一来，就认出了自己的房子，连各家养的鸡、狗都认识自己的家。

刘太公也终于能重新享受曾经的快乐。

这也是一个版本的“鸡犬升天”。

我不大关注刘邦的孝心，其实他和他爹关系未必会那么好，只是对刘邦来说，做这种事情，又用不着亲自画图、亲自垒墙的，一句话的事儿，有的是臣下去办。

我更关注的是刘太公的爱好，“沽酒卖饼，斗鸡蹴鞠”，史书原话，大概可能也是老刘头的原话。

那么问题来了，有这种爱好的人，是老实巴交的农民吗？

老刘头可是最不喜欢刘邦的无赖的，刘邦在大臣面前都讽刺过他爹——你最喜欢我二哥，说我二哥能置办产业，你看现在我二哥的产业和我的产业，谁的更多呢？

我想，老刘头可能自己好（四声，爱好）玩，需要家里有个老老实实种地的，所以喜欢老二，哄着老二干活。

至于刘邦呢，更是个游手好闲，喜欢唱歌跳舞、弹琴吹箫的（你看他后来跟戚夫人兴趣爱好一致），比老刘头玩的还花，他能喜欢他吗？家里这几个子，刘老三花了，老刘头就没钱玩了。

第二个问题：酤酒卖饼。

这说明什么？说明秦末市井的商业还是比较发达的。

秦朝是一个法律已经很成体系的朝代，汉依秦律，刘邦“约法三章”只是刚进咸阳的临时、或者说战时的特殊形态，秦律才是汉制的常态。

最能证明秦律的规范的，就是睡虎地秦简。喜，一个秦朝的小吏，是那么地热爱他的工作岗位，热爱他的法律事业，也给我们留下了那个朝代的影子。

秦律对酒肆经营有严格规定，《秦简·田律》记载“百姓居田舍者毋敢酤酒”，但城邑中允许私人酿酒售卖，酒肆多为平民经营，售卖廉价的粟酒或果酒。

“卖饼”则指向面食交易，秦末市井中已有“饼”的雏形（麦粉或粟粉制成的干粮），由流动摊贩或固定食肆出售，价格低廉，是底层市民的常见口粮。

刘太公“酤酒买饼”的日常，折射出秦末市井商业的基本形态。也就是说，刘太公是城里人，不是乡下人。

而且，刘太公能频繁购买酒饼，至少具备基本的货币支付能力，不同于完全依赖自给自足的赤贫农民。

第三个问题：斗鸡蹴鞠。

“斗鸡”在战国至秦汉是流行于市井的赌博性活动，《史记·货殖列传》记载“博戏驰逐，斗鸡走狗，弋射渔猎，犯奸击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

“蹴鞠”起源于军事训练，但秦末已演变为平民娱乐，刘向《别录》称“蹴鞠，兵势也，所以练武士，知有材也，皆因嬉戏而讲练之”，市井中常见以皮革裹毛的简易蹴鞠，规则简单，无需特殊场地。

这些娱乐活动的普及性表明：秦末市井存在相对自由的休闲文化，平民仍会在劳作间隙寻求娱乐，刘太公的爱好，符合城里人的生活轨迹。

第四个问题：刘太公是“普通人”还是“有钱人”？

《史记·高祖本纪》，刘邦家族“世为布衣”，刘太公在丰邑“有田宅”，属于“中民”阶层（中等自耕农）。

秦代户籍制度将平民分为“上农”“中农”“下农”，中农需自耕百亩土地，除缴纳田租（约产量的三分之一）和人头税外，尚可保留部分余粮换钱。

刘太公能频繁消费酒饼、参与斗鸡赌博，说明其家庭经济状况优于佃农或雇农，具备一定的财富积累。至于咋积累的，也说不好。刘家老大早亡，刘邦经常去寡嫂家去蹭饭吃，老大家要是赤贫，他也不可能去吃得到饭。老二，用刘邦的话说，善治产业。老三就是刘邦。还有个老四刘交，这是刘太公的继室生的，跟那仨儿子一个女儿不是一个妈的。但是这个刘交跟刘邦的兴趣爱好像，倒像是一个妈的。

刘交少时就爱读书，跑到鲁国荀子门徒浮丘伯门下学习《诗经》。

刘太公娶俩媳妇，生五个孩子，还能送孩子到外国留学，也不是一般贫苦家庭。

要知道，在古代能读书会认字的都属于相当有文化的。大家千万不要以为刘邦不读书，他是不爱读，也读过的。刘邦和卢绾跟随马惟先生，在马公书院读书。

读书有用，读书有用，读书有用。

谁跟你说读书无用，你赶紧离他远些，那不是好人。谁跟你说“刘项原来不读书”，你也不要信。

对了，黑夫和京，也会写信回家，说明当年老秦人整体教育也比较高。

所以总结一下，刘太公在丰邑“与屠贩少年相从”，有可能是“市井父老”，小地头蛇，哈哈，不是纯粹的农耕百姓。他们既参与生产——老刘头给老刘太太往地里送饭，看到一条龙趴在**身上，说明他家种地，又深度融入市井社交网络，是连接乡村与城邑的中间阶层。

大概是城里有房，农村有地。

秦代普通农民需承担沉重的徭役（每年服役1个月，一生服兵役2年），《睡虎地秦简》记载“戍者月更”，大量劳动力被征发，导致“男子疾耕不足于粮饷，女子纺绩不足于帷幕”。

据历史学家推算，秦朝全国人口在 2500 万到 3000 万之间，以三千万人口为例，男性约有一千五百万，其中 16 岁至 60 岁可服役男性数量约占 70%，即一千万左右。

秦始皇修长城、建阿旁宫、骊山墓，征讨匈奴、南越，分别调动了大量人力，一个成年男人有 32% 的可能被征召去参加这些超级工程，而且一旦参与，极有可能客死他乡。

而刘太公在刘邦起义前未被征发徭役，且有闲暇参与市井娱乐，这与多数农民“晨兴夜寐，耕稼树艺”的生存状态形成对比，说明其生活自由度大大高于底层劳作者。

刘邦当着个亭长，也可能就给他爹开了这个绿灯。猜测啊猜测，我用的是“可能”。

至于普通百姓的真正生活是啥样，我没研究过，不能说，哈哈。

不懂就不要说。猜的也要说是猜的。不会就是不会。不知为不知。

要不明天咱说说五陵少年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