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三次直辖：从战时陪都到西部枢纽

今天，2025年6月18日，是重庆直辖市挂牌揭幕仪式28周年纪念日。

遥想28年前，1997年6月18日，八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决议：重庆成为中国第四个直辖市。这一天，恰是山城第三次戴上“直辖”的桂冠。

公元前314年，秦灭巴国后置巴郡，郡治江州（今重庆渝中区）。这被后世视为重庆第一次“类直辖”——作为中央直接管辖的一级行政区，统摄巴渝大地。秦人深知此地价值：控两江之汇，扼川东门户，是经略西南的锁钥。

1937年淞沪会战失利，南京告急。国民政府于11月20日发表《移驻重庆宣言》，重庆从四川省辖市一跃成为战时首都3。1939年5月5日，日军“五三”“五四”大轰炸的硝烟未散，国民政府一纸训令，将重庆升格为行政院直辖的“特别市”。

此时的重庆，集中了全国90%的钢铁产能和1/3的大后方工厂，成为支撑抗战的经济脊梁。

抗战时期的重庆

1949年新中国成立，重庆迎来第二次直辖。作为西南军政委员会驻地，重庆统领云、贵、川、藏四省区。

1953年3月，重庆被明确为中央直辖市，全国仅12城享此地位。

然而，令人扼腕的是，1954年大区撤销，重庆并入四川，重庆的辉煌历史告一段落。

时间来到上世纪80年代，一个重大命题摆在决策者面前：三峡工程需移民百万，如何统筹？

三峡工程

最初方案，是设立以宜昌为省会的“三峡省”，但因库区经济薄弱、辐射力不足被否决。决策层在1985年提出新思路：“用重庆这个大都市带动库区移民开发。”

这一构想成为重庆直辖的原始动因——以省级权限统管移民，避免跨省协调的梗阻。

回顾当时的历史背景，四川堪称“巨无霸”：1.2亿人口占据全国总人口的1/10，下辖23个地市州，管理幅度远超负荷。1983年，重庆虽成全国首个计划单列市，但经济权限仍受省域掣肘。

时任四川省领导坦言：“从成都到渝东，干部下乡要坐三天车，政策传达如强弩之末”。

更深层考量在于国家战略。1994年三峡工程启动，同年西部大开发酝酿。重庆恰处长江经济带与西部资源富集区交汇点，其枢纽价值凸显。全国人大议案中阐明：“发挥重庆特大经济中心作用，推动长江上游与西南发展。”

重庆朝天门

1997年3月14日下午，人民大会堂表决屏亮起：2403票赞成！代表未及离场，重庆街头已鞭炮齐鸣。

1997年6月18日，渝中区人民大礼堂红绸落下，“重庆直辖市”牌匾在灼灼烈日中亮相。

然而，欢庆背后是艰巨挑战：

新重庆囊括万县、涪陵、黔江，面积达8.24万平方公里，人口3002万，农村占比80%，体量太大。40万下岗职工、103万三峡移民、366万贫困人口有待安置，形成巨大挑战。首次尝试“直辖市—区县—乡镇”三级架构，跳过地市层级，以提升效能，成为一道治理难题。

28年来，重庆交出了一份什么样的答卷？

直辖前重庆GDP仅1350亿元，到2017年达1.95万亿，跃居全国第五，增速连续15年两位数领跑。

2024年，重庆GDP达到了3.22万亿元，在全国城市中排名第4，把广州挤到了第5。从此，”北上广深“变成了”北上深渝“。

重庆航拍

重庆，这座靠火锅闻名的山城，正用自己的硬实力，上演了一场中国城市竞争里最精彩的逆袭大戏。

今日的重庆，果园港的龙门吊正将“渝新欧”集装箱吊装至长江货轮，实现“一带一路”与长江经济带的物理联姻7；解放碑的游客在抗战金融机构旧址前打卡，触摸历史的层垒；三峡库区的移民新村，脐橙林已亭亭如盖。

从秦时巴郡到抗战陪都，从三线重镇到长江上游经济中心，重庆的三次直辖，恰是中国三千年治乱兴衰的缩影。

江风一次次吹过歌乐山麓，这座城市仍在续写它的双重喜庆——历史赋予的使命，与未来寄予的期许。

山河为凭，直辖为契 三度临危担国命， 两江潮涌启新程。 莫言蜀道青天外， 已见云帆济苍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