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那年春天，我踏上了通往西安的火车，手里攥着卖猪换来的九十三块钱，心里装着两年来的思念和不安。
我不知道，这趟寻夫之路会让我见证一个男人瞬间变白的脸色，也不知道真相会比我想象的更加残酷。
有些事情，一旦开始寻找，就再也回不到从前了。
01
我叫白秀芳，今年三十二岁，是陕西渭南马家村的农妇。说起我的故事，还得从1985年那个秋天开始。
那时候，家里的日子过得紧巴巴的。六岁的小虎要上学，需要买书本文具，家里的房子也该修修了，墙上的裂缝越来越大，每到下雨天就往里渗水。我和建国商量着，光靠种地这点收入，啥时候才能把日子过宽裕了。
建国是个老实人，平时话不多，但心里有数。他琢磨了好几天，跟我说：“秀芳，现在外面打工的人多了，听说城里工资高，我想出去试试。”
我心里不愿意，可又说不出反对的话来。村里已经有好几个男人出去打工了，回来的时候都带着钱，还穿着城里买的新衣服。我点点头：“你要去就去吧，我和小虎在家等你。”
建国走的那天是1985年11月，天已经有些冷了。他背着一个破旧的帆布包，里面装着换洗的衣服和我给他准备的干粮。村口送行的人不少，大家都说着吉利话，祝他在外面发财。
我送他到村口，看着他上了去县城的班车。车子开动的时候，他从窗户里伸出手朝我摆了摆。我眼泪差点掉下来，赶紧转过身去。
建国跟着同村的几个人去了西安，说是在一家建材厂干活。头几个月，他还能托人带信回来，说工厂不错，工资有六十多块钱一个月，比在家种地强多了。他还寄回来一些钱，虽然不多，但也够我和小虎的开销。
1986年春节前，建国托人带回话，说工厂效益好，春节后还要加班，可能不能回家过年了，让我和小虎好好照顾自己。我心里虽然失落，但也理解他的想法，在外面挣钱不容易，能多挣一点是一点。
春节过后，我就开始盼着建国的消息。可是一等就是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一直到现在，1987年的春天，整整一年多了，一点音讯都没有。
村支书老韩来过几次，劝我说：“秀芳啊，这年头男人在外面变心的多得是，你一个女人家，带着孩子，趁早另想出路吧。”
我不信，建国不是那样的人。我们夫妻这么多年，他什么脾气我最清楚。虽然平时话不多，但对我和小虎都很好。他要是真的不要我们了，至少也会托人带个话回来。
邻居赵大娘也常常叹气：“秀芳，你这孩子，心里怎么就这么死心眼呢？男人的心思，你哪里猜得透？”
我心里着急，但又不知道该怎么办。家里的粮食越来越少，小虎也懂事了，经常问我：“娘，爹什么时候回来？我想爹了。”
每次听到这话，我心里就像刀割一样疼。我抱着小虎，对他说：“爹在外面挣钱呢，很快就回来了。”
可是我自己心里也没底。建国到底去了哪里？为什么不给家里消息？是出了什么事，还是真的像村里人说的那样，在外面变心了？
1987年3月的一个晚上，我坐在炕上给小虎缝补衣服，外面春风吹得窗户纸哗哗响。我忽然下定决心，不能再这样等下去了。我要去西安找建国，不管花多少钱，走多远的路，我都要找到他。
第二天一早，我就去找赵大娘商量照看小虎的事。赵大娘听了我的想法，吃了一惊：“你一个女人家，去那么远的地方，这可怎么行？”
“我不能再等了。”我说，“要是再等下去，我会疯的。”
赵大娘看我态度坚决，只好答应帮我照看小虎。我又去找村里养猪的老刘，把家里那头猪卖了。那头猪养了快一年了，本来打算过年杀了吃肉的，现在只能卖掉换钱。
老刘给了我九十三块钱，这是我这辈子见过的最多的钱了。我数了好几遍，用手绢包得严严实实，放在贴身的口袋里。
02
1987年3月15日，我踏上了去西安的火车。这是我第一次出远门，也是第一次坐火车。
车厢里人挤人，到处都是说话声和孩子的哭声。我找到自己的座位，紧紧抱着那个破旧的人造革包，里面装着换洗的衣服和干粮。车票花了我八块钱，心疼得我半天没说话。
火车开了整整一天一夜才到西安。下车的时候，我的腿都有些发软。西安火车站比我想象的大多了，人流如潮水一般涌动，各种方言混在一起，我听得头都晕了。
我穿着那件补了又补的蓝布棉袄，拿着破旧的包，在人群中显得格外扎眼。有几个城里人看我的眼神，就像看一个乡下来的土包子。
按照建国信中提到的地址，我需要坐公交车去市郊的工业区。找公交站就花了我一个多小时，问了好多人才搞清楚方向。车票要两毛钱，我心疼得要命，但也只能买。
车子开了一个多小时，我才到了那个工业区。这里跟我想象的不一样，到处都是高大的烟囱，冒着白烟，机器的轰鸣声从各个厂房里传出来。空气中有一股说不出来的味道，让人有些难受。
我按照地址找了第一家建材厂，门卫是个年纪挺大的师傅。我走过去，怯怯地说：“师傅，我想打听一个人，他叫罗建国，是我丈夫...”
门卫师傅打量了我一眼，不耐烦地摆摆手：“农民工？这么多人，谁记得住！你到别的厂子问问去。”
我又去了第二家、第三家...每到一个地方，得到的都是同样的回答。有的门卫根本不让我进门，有的听了我的话就摇头，说没见过这个人。
天快黑的时候，我已经问了七八家厂子，脚都走疼了，还是没有一点消息。我坐在一个厂门口的台阶上，看着来来往往的工人，心里越来越着急。
这时候，一个好心的张师傅注意到了我。他大概五十来岁，穿着工作服，手上都是机油。
“大妹子，你在这儿坐着干啥？”他问我。
我把找丈夫的事跟他说了，张师傅想了想，说：“罗建国...这个名字我好像听过。你说的那个人，是不是个子不高，人看起来很老实？”
我赶紧点头：“是的，就是他！师傅，你见过他？”
张师傅又想了想，说：“我记得有这么个人，但他不是在我们厂，好像是在东方建材厂。那个厂子效益更好一些，离这儿不远。你明天去那里问问看。”
我激动得差点掉眼泪：“师傅，谢谢你！东方建材厂在哪里？”
张师傅给我指了路，还告诉我：“那个厂子的领导挺正派的，你去找找看，说不定有消息。”
天完全黑了，我在附近找了个小饭馆，要了一碗最便宜的面条。两块钱一碗，比家里贵多了，但我实在饿得受不了。
吃完面条，我问老板有没有便宜的住处。老板说最便宜的旅馆也要五块钱一晚上，我一听就心疼了。我想到花钱如流水，这样下去，不用几天就要把钱花光了。
我最后决定在附近的小公园里过夜。三月的西安还很冷，特别是晚上，风吹在脸上像刀割一样。我找了个避风的地方，把带来的旧棉袄裹得紧紧的，蜷缩着身子过了一夜。
第二天一大早，我就去找东方建材厂。这家厂子果然比昨天看的那些大多了，门口还有保安。
我走到门口，对保安说：“师傅，我想打听一个人...”
保安看了我一眼，问：“打听谁？”
“我丈夫，叫罗建国，陕西人，前年来这里打工的。”
保安想了想，说：“我不认识，不过你可以等等，下午我们厂长会从这里经过，你可以直接问他。”
我心里一阵激动，连声说谢谢。
03
我在东方建材厂门口整整等了四个小时。期间有工人进进出出，我逮着机会就问，但都说不认识罗建国这个人。我心里开始打鼓，难道建国根本就没在这里干过？还是用了假名字？
下午三点左右，门口的保安师傅朝我招了招手：“那就是我们李厂长。”
我顺着他指的方向看去，一个中等身材、戴着眼镜的中年男人正从厂里走出来。他穿着一件灰色的中山装，看起来有些严肃，但眼神还算和善。
我赶紧跑过去，双手搓着衣角，紧张地说：“李厂长，我是从陕西农村来的，想打听我丈夫的消息...”
李厂长停下脚步，打量着我这个憔悴的农村妇女。也许是看我可怜，他的语气还算耐心：“你丈夫叫什么名字？什么时候在我们厂里干活的？”
我深吸一口气，清晰地说道：“他叫罗建国，三十五岁，陕西渭南人，1985年来西安打工，说是在建材厂干活，已经两年没有消息了...”
说到这里的时候，我注意到李厂长的脸色有了变化。他原本和蔼的表情瞬间变得凝重起来，眼神中闪过一丝我看不懂的复杂神情。
他沉默了足足十几秒，我能听到自己的心跳声。
李厂长紧张地问：“你再说一遍，他叫什么名字？哪里人？”
我被厂长突然的反应吓到了，声音有些颤抖：“罗建国，就是罗建国啊！陕西渭南马家村的，他...他是不是在你们厂里出了什么事？”
李厂长又问了一遍建国的特征：身高、年龄、家庭情况。我一一回答，心里越来越不安。为什么厂长的反应这么奇怪？
“身高一米七左右，不算高也不算矮，人很老实，不爱说话，家里有我和一个六岁的儿子...”我说着说着，眼泪就掉下来了。
李厂长深深地看了我一眼，他的脸色已经变得很难看了。过了一会儿，他说：“你跟我到办公室来，我们详细谈谈。”
他的语气变得非常严肃，让我心里更加不安。我跟着李厂长走进厂区，一路上他都沉默不语，脚步显得很沉重。
我心里七上八下的，不知道等着我的会是什么样的消息。
04
李厂长的办公室不大，但很整洁。墙上挂着“安全第一”的标语，桌上放着厚厚的文件。他给我倒了一杯热水，然后严肃地坐在桌后。
“罗建国确实在我们厂里干过。”他开口说道，但语气很沉重。
我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那他现在在哪里？为什么不给家里消息？”
李厂长停顿了很久，似乎在组织语言。“他在厂里表现不错，人也老实肯干。但是在1986年春节前的一个夜班，发生了一起事故...”
“什么事故？”我紧张得手心都出汗了。
“当时他正在清理设备，机器突然出现故障...”李厂长的话说得很含糊，“现场比较混乱，等我们赶到的时候，他已经不见了。我们以为他只是受了点轻伤，自己回家了。后来托人打听，也没有消息。”
我听得云里雾里的：“那为什么不直接通知家属？为什么其他工友都说他年后没来上班？”
李厂长支支吾吾的，说当时情况紧急，后来又找不到人，就没有联系家属。
我越听越觉得不对劲。如果建国真的只是受了轻伤，为什么要躲着不见人？如果他回家了，为什么没有到家？一年多的时间，一个大活人能失踪到哪里去？
“我要见当时在场的工友。”我坚持说。
李厂长摇头：“那几个人都已经调走了，现在联系不上。”
“那事故报告呢？医院的记录呢？”
“这些...时间太久了，不好找了。”李厂长劝我说，“你还是回家吧，如果有他的消息，我们会通知你的。”
我觉得李厂长在隐瞒什么，坚决不肯离开。我对他说：“我不走，不找到我丈夫，我就不回去。”
李厂长的脸色变得很不好看：“你这样闹下去也没用，厂里的事情不是你一个农村妇女能搞清楚的。”
我听出了他话里的威胁，但我不怕。我已经走到这一步了，不能轻易放弃。
当天晚上，我就在厂门口用塑料布搭了个简易的棚子。我告诉门卫师傅，不找到丈夫就不走。这件事很快传开了，厂里的工人都知道有个农村妇女在门口“安营扎寨”。
第二天，开始有工人过来问我的情况。有几个年纪大的工人对我很同情，其中一个老师傅悄悄对我说：“那个罗建国的事，厂里处理得不对。你要真想知道真相，去找当时的夜班班长，他现在在机修车间。”
“他叫什么名字？”我赶紧问。
“王师傅，五十多岁，瘦瘦高高的。但是你问的时候小心点，这事厂里不让说。”
老师傅说完就走了，我心里又燃起了希望。
05
第三天下午下班时间，我在机修车间门口等着。工人们陆续出来，我挨个打听王师傅。
“你找王师傅干什么？”有人问我。
“我想问点事情。”我不敢说得太详细。
终于，有人指给我看：“那个就是王师傅。”
我看到一个瘦瘦高高的中年男人，脸色有些蜡黄，走路的时候有些驼背。我赶紧追上去。
“王师傅，王师傅！”
他回头看我，明显有些紧张：“你是谁？找我有什么事？”
“我是罗建国的妻子，从陕西来的。”我直接说明了来意。
王师傅听到这个名字，脸色一下子变得很难看。他左右看了看，拉着我走到一个僻静的角落。
“你...你怎么找到这里来了？”他的声音都在颤抖。
“我丈夫失踪一年多了，我想知道他到底出了什么事。”
王师傅犹豫了很久，最后长叹一口气：“跟我来，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
我跟着王师傅走了很远，来到工厂后面的一片空地。他点了根烟，手都在抖。
“那天晚上的事，我到现在还做噩梦...”王师傅说话的声音很轻，好像怕被别人听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