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鲁金斯学会深度报告：以色列空袭伊朗之后，未来局势将如何演变？

布鲁金斯学会的评估

近45年前萨达姆入侵伊朗后，伊朗羽翼未丰的神权政治利用战争巩固了权力，并团结伊朗人民保卫家园。最近，美国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的迅速胜利却被血腥的叛乱和长期的动荡所摧毁。如今，以色列在伊朗的早期成功不应蒙蔽世界，使其忽视过度扩张和意想不到的后果的风险，尤其是对于一位决心将华盛顿从长达二十年代价高昂、混乱不堪的中东冲突中解脱出来的美国总统而言...伊朗拥有庞大的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库，其中一些击中了以色列的城市地区，造成了重大破坏。伊朗还能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继续应对以色列的攻势。胡塞武装是唯一一个对伊朗战争贡献甚微的代理人。换句话说，代理人战争的概念已经被以伊直接开战的现实所取代...中国面临的长期挑战在于伊朗在地区力量平衡中不可避免的衰落。中国在中东地区建立了多元化关系，但伊朗一直是中国地区事务中一个独特的存在，而这一存在不可避免地，或许是不可逆转地因近期事件而动摇...

作者：阿斯利·艾丁塔什巴什 范达·费尔巴布·布朗 莎兰·格雷瓦尔 萨曼莎·格罗斯

路易森·萨尔 史蒂文·海德曼 玛拉·卡林 苏珊娜·马洛尼 伊塔玛·拉比诺维奇 孙云编辑：阿K

以色列的打击与美国的抉择

对于那些正在寻找世界进入历史性转折点证据的人来说，2025年的夏天无疑提供了诸多值得探究之处。

以色列在华盛顿与德黑兰举行第六轮谈判前数日发动的空袭，旨在摧毁伊朗军事领导层并削弱其核计划，此次突袭取得了非凡的初步成功。通过协同行动，以色列军队不仅成功摧毁了伊朗的防空系统，建立了空中优势，斩杀了伊朗高级将领和核科学家，更袭击了数百个目标，其中包括伊朗位于纳坦兹和福尔多的关键铀浓缩设施。

毫不意外，特朗普政府的语调迅速转变，从国务卿马尔科·卢比奥最初关于以色列单方面行动的声明（“我们没有参与针对伊朗的打击”），到唐纳德·特朗普吹嘘他事先了解了此次行动以及所使用的美国武器。但真正的核心问题在于，特朗普是否会超越言辞，正式加入以色列对伊朗的战局。

“雄狮崛起行动”虽然提升了以色列作为地区霸主的地位，却未能彻底摧毁伊朗的核计划。报告显示，福尔多的大部分铀浓缩活动仍在进行中——一旦敌对行动停止，德黑兰很可能会加速其核计划。为了实现大幅削弱伊朗核能力的目标，以色列将需要美国先进的武器，并可能需要空中支援，以摧毁福尔多多层地下设施。

这对特朗普而言，无疑是一个决定其政治遗产的巨大挑战。他曾以结束所有战争为竞选口号，但在乌克兰、加沙等地的和平进程中却收效甚微。**美国会否重拾其作为该地区霸主和治安官的传统角色，再次深陷中东泥潭？**抑或特朗普会听从“美国优先”阵营中那些主张克制的声音，与这场战争保持一定距离？

特朗普无疑正身陷两难：一方面他本能地保持克制，警告美国直接与伊朗开战可能给美国及其盟友带来毁灭性后果；另一方面以色列则力求终结这场战争。他的选择尚不明朗，但最终将决定世界历史的下一篇章将如何书写。

以色列的秘密行动：精湛与局限

无论以色列对伊朗的袭击是否完全实现了特拉维夫的战略目标，最初的打击再次展现了以色列在秘密行动方面的精湛造诣。如同2024年9月通过对讲机爆炸斩首真主党领导人一样，以色列再次精准识别并追踪到伊朗主要军事领导人的位置，包括被击毙的伊斯兰革命卫队负责人侯赛因·萨拉米。

这一次，以色列还将无人机秘密运送至伊朗腹地，用于实施一系列袭击。鉴于此前真主党领导人被斩首以及哈马斯政治领袖伊斯梅尔·哈尼亚于2024年7月在德黑兰被以色列刺杀后，人们普遍预期伊朗会显著加强其反间谍能力，此次无人机渗透的壮举更显得尤为重要。

伊朗反间谍能力的持续薄弱，将严重阻碍其重建代理民兵组织的能力，例如黎巴嫩真主党和也门胡塞武装，而以色列目前也正在打击这些组织。除了伊朗资源枯竭和专注于内部重建之外，伊朗对中东各地民兵组织的支持也已遭受重创。这为试图从政治、经济和制度层面削弱伊朗所支持的伊拉克民兵组织提供了契机。

伊朗未来很可能会采取更多暗杀行动，例如针对以色列目标，甚至可能在以色列境外实施。它曾试图暗杀伊朗政治异见人士，例如在纽约和欧洲，以及前美国政府官员。尽管这些袭击即使失败也会给受害者造成严重伤害，因为目标的生活会长期受到严重干扰，并消耗目标国家的反间谍和执法资源，但伊朗的秘密行动往往收效甚微。伊朗经常依赖相当无能的犯罪分子（有时甚至不是犯罪集团），并且未能发现执法部门的诱捕行动。

内塔尼亚胡：特朗普的潜在包袱

唐纳德·特朗普总统在竞选时曾承诺结束所有战争，特别是乌克兰和加沙的冲突。然而如今，每场战争都在持续升级。以色列对伊朗的袭击，无疑削弱了特朗普自诩的和平缔造者形象，以及他“在他的领导下永远不会发生战争”的论断。

尽管国务卿马尔科·卢比奥试图将袭击事件描绘成以色列的单方面决定，但将美国大使馆工作人员和军人家属转移出危险区域的决定，实际上是以色列得到了“绿灯”的明确信号。特朗普声称“我们都知道一切”，并表示袭击是因为他向伊朗发出的60天最后通牒到期而发生的，这同样表明了一定程度的协调。以色列方面则声称，美国在今年早些时候提供了情报、针对伊朗报复的防御措施以及掩体炸弹。

如此深度地介入以色列与伊朗的战争，无疑让特朗普陷入艰难境地。他原本希望达成协议，以巩固其和平缔造者的形象，甚至可能有一天赢得诺贝尔和平奖。然而，与伊朗的谈判却被搁置。尽管伊朗最终可能重新加入谈判，但它对美国和以色列的信任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薄弱，这使得达成协议变得更加困难。

最后，以色列的袭击加剧了共和党内部的分歧：伊朗鹰派人士林赛·格雷厄姆敦促美国“与以色列携手”，而“美国优先”人士塔克·卡尔森则呼吁美国“放弃以色列”。冲突持续的时间越长，特朗普失去一方支持者的可能性就越大。

剧变：全球石油市场格局被颠覆

过去两周，全球石油市场经历了一系列令人震惊的事件。5月31日，OPEC+（由OPEC成员国和其他大型产油国组成的联盟，成立于2016年）成员国宣布了最新一轮增产配额。油价看似下跌，市场供应充足，一切波澜不惊。

然而，瞬息之间，很多事情都可能发生变化。以色列的军事打击最初集中在伊朗核计划上，但6月14日，袭击范围扩大到世界最大天然气田南帕尔斯的一座炼油厂以及生产和加工设施。全球基准布伦特原油价格在袭击发生的第二天（6月13日）上涨了7%，并在6月16日上午进一步上涨了0.5%。

担忧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首先，尽管受到国际制裁，伊朗目前仍是世界第九大产油国。OPEC+的闲置石油产能大致相当于伊朗的产量，因此伊朗石油产量的大幅中断将导致全球供应的极度不稳定。

更令人担忧的是，伊朗控制着霍尔木兹海峡，该海峡是全球能源运输的关键咽喉要道，全球约有20%的石油运输都要经过这里。封锁霍尔木兹海峡或严重中断石油运输可能引发全球能源危机，并将其他海湾产油国卷入冲突，这些产油国的石油运输和收入将受到直接影响。胡塞武装在红海的行动已经清晰地表明，对战略目标的几次袭击就能对全球贸易造成巨大影响。伊朗无需完全封锁，便足以清晰地表明其立场。

阿拉伯世界的“以色列问题”

近年来，一个以阿拉伯国家为主导的地区安全秩序在中东地区初具规模。2011年大规模抗议活动后爆发的冲突与竞争，正逐渐被妥协、合作与外交手段所取代。在沙特阿拉伯、卡塔尔和阿联酋的领导下，这一新的安全秩序希望通过为历史上的对手提供经济和政治一体化的前景，弥合海湾国家与伊朗之间以及以色列与海湾国家之间的分歧，从而稳定该地区。然而，自2023年10月7日以来，以色列采取咄咄逼人的单边行动，强行推行其扩张主义的地区安全秩序愿景，摧毁了加沙地带，削弱了真主党的军事能力，促成了叙利亚阿萨德政权的推翻，如今又以伊朗核威胁迫在眉睫（尽管尚未得到证实）为由直接攻击伊朗。

阿拉伯国家政府公开批评以色列的袭击，尽管许多国家暗自为伊朗及其代理人势力的削弱而欢呼。然而，他们也可能深感不安，因为他们的外交投资被以色列的袭击摧毁，而从长远来看，他们自身的安全将受制于一个决心以武力强加其自身地区秩序愿景的以色列。

制衡一个拥有强大力量且咄咄逼人的以色列，很可能成为阿拉伯国家政府未来一段时间的首要任务，即便阿拉伯国家政府正在采取措施应对以色列袭击的潜在后果，包括伊朗袭击海湾地区美军可能引发的冲突蔓延风险，以及伊朗现在加速研制核武器的可能性。

以色列的袭击：伊朗面临抉择

三十年来，政策制定者们一直被伊朗核计划的进展以及以色列可能对其发动军事打击的担忧所困扰。上周，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因伊朗未能履行核承诺而对伊朗进行谴责（这是二十年来的首次），仅仅几个小时后，不可避免的事情终于发生了。美国和以色列——有时单独行动，有时携手合作，并且经常与国际社会协调——运用了各种手段来延缓以色列的袭击，包括外交手段、定点清除、经济制裁和供应链中断，为双方争取了宝贵的时间。然而，以色列对伊朗意图和进展的深切担忧最终转化为军事力量。

这场冲突需要长期深入的研究。它表明，战争的一些关键特征并未改变。以色列国家安全机构历时八个月的认真而密集的战略规划奠定了基础，卓越的情报、出其不意的攻击手段、协同一致的信息作战行动，以及从先进战斗机到无人机等各种高低端军事能力的结合，塑造了迄今为止的战局。这进一步表明，当以色列国家安全机构优先应对威胁时——例如伊朗和真主党——它就能获得巨大的收益。

展望未来，历史给出的信息喜忧参半。以色列曾两次打击对手的核计划——1981年的伊拉克和2007年的叙利亚——但长期结果却截然不同。从作战层面来看，以色列成功摧毁了这两个核计划。但在战略层面，大马士革选择了暂停核武器研发，而巴格达则加倍追求终极武器。可以想见，德黑兰可以选择任何一条道路。而且，只要福尔多铀浓缩设施基本完好无损，它就无需立即做出选择。

“辉煌运营”的局限性

上周，以色列对伊朗发动的“崛起之狮”行动，给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带来了自1980年萨达姆·侯赛因入侵以来最惨重的打击。对数百个核目标、导弹目标和领导人的精确打击，摧毁了伊朗的指挥系统，严重削弱了其军事和经济基础设施，彻底暴露了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在其最大对手面前的严重脆弱性。

德黑兰已使用无人机和弹道导弹进行反击，并能持续数周，但几乎没有其他选择。伊朗曾经令人生畏的民兵网络已基本瓦解，其升级行动可能包括小规模恐怖袭击、网络攻击以及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威胁。所有这些选择都无法恢复威慑力，而且都存在风险，尤其是可能引发美国的军事干预，而德黑兰更希望避免这种情况。

尽管以色列的开局令人震惊，但德黑兰三十年来在其核计划上的投资大部分仍然完好无损或尚可挽救。而且，如果没有美国帮助摧毁伊朗福尔多核燃料浓缩工厂，以色列就无法实现其战争目标——彻底摧毁伊朗的核武器能力。唐纳德·特朗普总统已转而支持以色列的行动，但出于政治和政策方面的考量，美国目前极不可能以如此直接和戏剧性的方式介入这场冲突。

外交也是如此。伊朗领导人坚称他们不会投降，以色列则将目标转向更广泛的地区，希望瓦解伊朗伊斯兰共和国，而特朗普暂时乐意让两国“决一死战”。这种做法非常危险，因为该地区的军事行动虽然取得了惊人的成功，但很少能取得持续的战略突破。近45年前萨达姆入侵伊朗后，伊朗羽翼未丰的神权政治利用战争巩固了权力，并团结伊朗人民保卫家园。最近，美国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的迅速胜利却被血腥的叛乱和长期的动荡所摧毁。如今，以色列在伊朗的早期成功不应蒙蔽世界，使其忽视过度扩张和意想不到的后果的风险，尤其是对于一位决心将华盛顿从长达二十年代价高昂、混乱不堪的中东冲突中解脱出来的美国总统而言。

从依赖代理人到以色列与伊朗的直接战争

二十多年来，伊朗在中东的地区政策及其与以色列冲突的开展，都建立在一个代理网络的构建和管理之上。这些代理——黎巴嫩真主党、叙利亚阿萨德政权、伊拉克亲伊朗的什叶派民兵组织、加沙地带的哈马斯和伊斯兰圣战组织以及也门胡塞武装——是伊朗谋求地区霸权的基石，并被指定为未来与以色列战争的伙伴。伊朗国家安全政策的第二个支柱，则是发展军事核能力。

在此期间的大部分时间里，伊朗避免与以色列发生直接军事冲突，而是将其交由其代理人处理。这种情况在2024年发生了改变，伊朗分别于4月（在一名伊朗将军在大马士革被杀后）和10月（在哈桑·纳斯鲁拉在贝鲁特被杀和伊斯梅尔·哈尼耶在德黑兰被杀后）向以色列发射了弹道导弹。以色列在4月的回应较为温和，但在10月摧毁了伊朗大部分地对空防御系统。伊朗当时的决定既反映了其愤怒，也反映了其认为其地位因该地区认为其正在利用其阿拉伯代理人来保护伊朗人的生命和资产而受到损害的感受。

过去几年，代理网络开始瓦解。建立和管理该网络的核心人物卡西姆·苏莱曼尼被美国击毙。真主党遭到以色列的重创，并受到复兴的黎巴嫩政府的制约。哈马斯和加沙的伊斯兰圣战组织作为军事力量被基本消灭。阿萨德政权的倒台导致大马士革组建了一个反伊朗政府。在伊拉克，变化更为微妙，但有迹象表明，一些亲伊朗的什叶派民兵组织正在采取更加独立的路线。

多年来，伊朗向真主党提供了大量火箭弹和导弹，以威慑以色列或美国对其核设施的袭击。上周以色列发动攻势时，真主党并未作出任何回应。伊朗不得不自行回应，向以色列发射导弹和无人机。

这一点不容小觑：伊朗拥有庞大的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库，其中一些击中了以色列的城市地区，造成了重大破坏。伊朗还能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继续应对以色列的攻势。胡塞武装是唯一一个对伊朗战争贡献甚微的代理人。换句话说，代理人战争的概念已经被以伊直接开战的现实所取代。

中国下一步何去何从？

以色列对伊朗的袭击加剧了中国的多重担忧。从能源安全到中国资产和人员安全，从地区动荡到重要合作伙伴的显著削弱，中国在中东的传统策略正面临日益加剧的困境。自伊朗在该地区“抵抗轴心”的瓦解以来，北京对伊朗的内部困境和外部压力愈发清醒。因此，中国不仅在对伊朗的经济投资方面极其谨慎——这与2021年3月签署的雄心勃勃的25年期4000亿美元经济合作协议背道而驰——而且还在积极拓展其区域伙伴关系的多元化，尤其是与海湾国家的伙伴关系。

短期内，中国已表达了在缓解紧张局势方面发挥“建设性作用”的意愿，这表明中国有潜力进行调解和外交努力。6月14日，中国外长与伊朗和以色列外长的通话暗示了这种可能性。中国也可能将冲突提交联合国安理会或联合国大会，但前提是，任何一方都无法达成以色列愿意遵守的、具有约束力的决议。

中国面临的长期挑战在于伊朗在地区力量平衡中不可避免的衰落。中国在中东地区建立了多元化关系，但伊朗一直是中国地区事务中一个独特的存在，而这一存在不可避免地，或许是不可逆转地因近期事件而动摇。

作者

极简阿斯利·艾丁塔什巴什：布鲁金斯学会美国和欧洲研究中心外交政策研究员、土耳其项目主任。

范达·费尔巴布·布朗：布鲁金斯学会非国家武装行为者倡议主任、非洲安全倡议联合主任、外交政策高级研究员、斯特罗布·塔尔博特安全、战略与技术中心研究员。

莎兰·格雷瓦尔：布鲁金斯学会中东政策中心外交政策非常驻高级研究员。

萨曼莎·格罗斯：布鲁金斯学会能源安全与气候倡议主任、外交政策、能源安全与气候倡议研究员。

路易森·萨尔：布鲁金斯学会斯特罗布·塔尔博特安全、战略与技术中心、能源安全与气候倡议高级研究助理。

史蒂文·海德曼：布鲁金斯学会中东政策中心外交政策非常驻高级研究员。

玛拉·卡林：布鲁金斯学会斯特罗布·塔尔博特安全、战略与技术中心外交政策访问学者。

苏珊娜·马洛尼：布鲁金斯学会副总裁兼外交政策主任。

伊塔玛·拉比诺维奇：布鲁金斯学会外交政策杰出研究员。

孙云：布鲁金斯学会全球经济与发展、外交政策、约翰·桑顿中国中心、非洲增长倡议非常驻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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