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郑春荣
在就职后向联邦议院所做的第一次政府声明中，德国总理弗里德里希·默茨特别强调，在应对全球挑战以及经贸领域，中国依然是德国及欧盟的一个重要伙伴。但是，与此同时，他强调要在“战略性去风险”框架里进一步减少对中国的单方面依赖。按照德国默茨政府《联合执政协议》的说法，这种“战略性去风险”的目的是为了增强德国的韧性，包括科研体系的韧性，为此需要建立“独立的中国（学）能力网络”。
提出打造“独立的中国能力”，并非本届政府的发明。上届德国政府于2023年7月13日发布的《中国战略》，就突出要传授“独立的中国能力”，并认为“这对于促进相互理解以及长期成功捍卫和维护德国利益至关重要”。根据当时德国联邦教育与研究部的说法，“独立的中国能力”建设主要是指不依赖来自中国方面的财政资助，并认为，“只有这样，才能确保能力的传授符合德国教育与科研体系的要求，特别是教学与科研自由的要求”。在默茨政府的《联合执政协议》中，“独立的中国（学）能力网络”建设更是被与扩大针对虚假信息活动的研究关联在一起。
从促进“中国能力”建设，到强调“独立的中国能力”培养，反映了德国对华定位的变化和政策调整。最初，在中国国际影响力日益上升以及中德交往日益密切的背景下，德国政府越发意识到增强各界“中国能力”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中国能力”这一概念最早出现在2015年10月德国联邦教育与研究部颁布的《中国战略（2015-2020）》文件中，这份文件是作为在教育与科研领域与中国开展合作的战略框架，其目的显然是为了加强中德双方之间的合作。
但是，在美国加大力度联合盟友遏制中国的背景下，欧盟及德国越发强调对中国的“竞争者”乃至“制度性对手”定位，并奉行对华“去风险”政策。于是，与中国的科教和人文交流也成为风险领域，包括要在“中国能力”的建设中“去风险”，这意味着对华“去风险”从经贸领域，溢出到了教育与科研领域，也因此，德国的“中国能力”建设议题被越发政治化、安全化。
由此，原先旨在加强与中国合作的“中国能力”建设，异化成了对华“去风险”能力培养。这不仅违背了建立和加强“中国能力”的初心，而且也无法真正形成德国所需要的“中国能力”。其中的道理很简单，因为如果从一开始就抱持“去风险”的想法，就不会想着与中国伙伴进行交流，也不会作出到中国进行更长时间逗留的安排，由此，只能在空中楼阁里想象如何与中国及中国人打交道，最终形成的“中国能力”很可能与现实脱节。更为重要的是，这种凭空构造的“中国能力”一旦固化，可能在现实中碰壁后，依然没有能力去进行自我调适。
其实，过于强调“独立的中国能力”建设，也多多少少反映了德国方面心态的变化。德国方面担心，在与中方的交往中，会受到中方的“过度”影响，这本质上也是一种缺乏自信的表现。这和经济领域的情形具有类似性，如果对本国的经济和产业竞争力有信心，就会保持对外开放的政策，通过相互竞争不断提升自身的竞争力；但是，如果自信心下降，就有可能以“去风险”的名义行贸易保护主义之实。
总之，“独立的中国能力”建设不应寄希望于“自我孤立”，因为这样的能力培养路径势必走向歧途，误以为可以通过减少与中国的交往来增强“中国能力”建设，最终只会使德国的“中国能力”越发缺失，这显然不符合德国的利益。在笔者看来，恰恰相反，“独立的中国能力”需要在与中国及中国人的互动中才能真正形成。只有积累了现实的、与中国及中国人打交道的经验，才能“独立地”思考自己存在哪些“中国能力”上的优势和短板，也才能“独立地”思考与中国合作的机遇和风险何在。
在这个意义上，中德双方都应该搭建更多的平台、创造更多的机会，加强双方的人员往来与学术交流合作，尤其是需要架起两国年轻人之间对话与交流的桥梁。据笔者所知，近来德国年轻人来中国走走看看的愿望很强烈。可以想见，在实地观察中国、与中国年轻人交流之后，他们不仅可以加强自己的“中国能力”，中国的年轻人也会在与德国同龄人的交往中，提高自身的“德国能力”，由此形成一个相互成就的能力培养过程。这无疑对德国、中国以及中德合作都是有益的。
（作者是同济大学德国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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