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笛：华工参加一战记

《中国记事（1912-1928）》是历史学家王笛的新书，2025年4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本书甫一上市，即荣登《出版人》杂志、《新京报书评周刊》、《新周刊》刀锋、春风悦读、探照灯、文学报等重要媒体图书奖的4月至6月月度好书书榜，并于上市的第二个月实现加印。本文摘自《中国记事（1912-1928）》第八章“要改变命运，就参战”，讲述华工参加一战的故事以及华工对一战所作出的贡献。

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时，中国作为中立国，很少知道“发生了哪些血战以及绝望的情形”，他们只能从英国和法国在中国的宣传上了解到一些。但是美国参战之后，关于战争的消息开始大量在中国传播。

在回忆录中，顾维钧回顾了美国参战以及中国怎样在美国的影响下参战的一些情况。美国于1917年4月对德宣战，但是在那之前，在北京政府内部，应该是有过参战的讨论。据学者的研究，北京政府在1915年便开始为参战努力。外交次长曹汝霖也在1915年10月向袁世凯建议说，中国遏制日本侵华野心的最好方式就是加入协约国方面。

华工奔赴欧洲前线

中国当局在1915年制订了“以工代兵”计划，华工出洋计划在中国加入协约国方面参战的战略中起到关键作用，而且是中国加入国际体系的重要手段。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法国战区的华工总人数大约为14万人。最初法、英等国来华招募华工时，民国政府为维持中国的中立身份，刻意避免以国家的名义进行。中国政府派往法国的华工，就是为了补充英、法两国的人力资源。

《纽约时报》1917年2月25日发表题为《华工帮助战争中的法国》（China’s Man Power Aids France in War）的报道，成千上万名中国劳工在法国的兵工厂和农场工作，他们都是强壮的劳动力。按照合同，他们可以挣双倍的薪水。一家英国制造和贸易公司驻华代表说，每周至少有1000名中国技工或半技术工人经天津前往战争中的法国，同样数量的劳工也从印度支那雇佣。华工乘船到法国，每艘船大约装有两三千人，他们实际上是被当成货物运输。每名华工在船上的空间还不如“一个白人的坟墓大”。这样大量的华工从天津运往法国，已经持续了一年多，在法国的中国和印度支那劳工的总数“可能早已超过十万人”。

在中国招募的合同工的工资非常低廉。在中国的英国工厂工作的中国技术工人每天挣12.5美分，而到法国的中国劳工日工资为20-25美分。只要招足，一有船马上就运走。合同规定，如果他们死在异乡，法国政府必须负责将他们的遗体运回中国，甚至详细列举了劳工丧葬所需的一切物品：有一身新衣服，提供米饭、烧鹅和猪肉之类的祭品，以供亡灵享用。还要按照葬礼仪式，烧纸钱、纸房子、纸轿子等。

拍摄：钟毅（一战华工纪念馆·威海）

这些华工虽然没有直接参战，但是对保证战时法国的生产意义非凡。他们勤劳，愿意长时间工作，对个人生活的要求很低。因为待遇比国内的工人要高，所以招聘华工出洋非常容易，报道说在天津和附近的英、法两国的招聘人员，很容易就招到他们需要的人。这些经过精心挑选的劳工，“比普通中国工人要更聪明”。在技术要求不高的行业，如弹药制造，每3名华工基本上可以抵2名欧洲工人的使用。而在农业生产方面，他们“甚至比欧洲人生产率更高”。

这些完全符合法国人的标准的“源源不断的劳动力”，被送往法国。运送华工的每艘船上都有若干会讲中文的英国人，也有其他欧洲人。他们也是工头和翻译，传达各种指令。不过《纽约时报》说，这些中国人一旦到了欧洲，“就能非常迅速地掌握外语，就不再需要翻译了”，这未免太乐观。根据一般的经验，留学生都需要几年的语言学习，才能用外语沟通，这些教育程度很低的劳工，不大可能在短时间内就掌握一门欧洲语言。

拍摄：钟毅（一战华工纪念馆·威海）

报道说，几乎可以肯定，华工会在法国甚至可能是所有的欧洲国家，建立起自己的移民群体。远离祖国的中国人最初是希望有朝一日返回故土，不过一旦他们在这里立足，“就会在这片土地扎根，犹如他们在美国那样”。记者甚至预测，等过一段时间生活稳定以后，他们就会回乡娶妻，把女人带到新的土地上，下一代诞生后，随着时间的推移，后代的“东方特征就会慢慢消失”。

虽然中国没有派军队到欧洲，但是美国舆论已经充分强调了华工到欧洲的重要性，认为这个行动显示了中国的强大力量，对协约国取得胜利“具有重大意义”。按照《纽约时报》在中国宣布参战后的估计，总共20万中国劳工将奔赴法国。

拍摄：钟毅（一战华工纪念馆·威海）

东亚问题专家加德纳·哈定（Gardner L. Harding）的看法是，中国参战具有巨大意义。哈定在亚洲协会（The Asiatic Association）的会刊上发表的文章说，意义表现在五个方面：一、中国的熟练工人为欧洲生产；二、中国的原材料可用于弹药制造；三、中国可以训练出大批士兵；四、中国可以提供粮食支持；五、中国加入协约国有利于远东的稳定。

哈定写道，在向协约国提出任何条件之前，甚至在与德国断交前，中国就已向法国派出了10万劳工。根据负责招聘华工的人说，英国从山东招募了1100名劳工。按照英方与中国政府签署的协议，华工到英国后，每人发两套新衣服、一套被盖、一个帆布包、饭盒、鞋子、雨衣、帽子等，总共大约值10美元，劳工大队还配备有厨师和全部中式厨具。另外，还有1名医生、3名官员和1名领队，他们都能够讲中文，是在中国长期生活过的英国人。但是工头和其他管理人员都是华人。所有人都不穿制服，劳工团完全是非军事化的。中国劳工也获得了保证，不会被送上前线打仗。战争结束后，他们“能够带着不少存款回到家乡”。

拍摄：钟毅（一战华工纪念馆·威海）

北京政府的混乱局面

《纽约时报》1917年6月10日发表题为《中国的叛乱领袖的反应》（China’s Rebel Leaders Represent Reaction），对那个时候发生的“府院之争”，进行了一个大致的描绘：袁世凯死后，黎元洪执掌临时政府，他周旋于激进的南方军政府和守旧的北洋军阀之间。当时的人们都是清楚的，亲日的段祺瑞试图倒向日本，而不是要与美国结成联盟。当国会激烈争论参战问题的时候，段祺瑞派军警和流氓包围国会，但国会仍然拒绝了段的参战要求，双方最终分道扬镳，绝大多数议员投票反对参战。

当时中国著名的英文报纸《京报》（Peking Gezette）发表文章，谴责段祺瑞试图“出卖中国给日本”。段逮捕了该报主编陈友仁，陈受过西方教育，是当时中国最独立、最强硬的报人。段祺瑞这样做，就是要宣示其对黎元洪总统权力的蔑视。1917年5月22日，黎元洪免除了段国务总理之职，他要制止段及其党羽“凌驾于宪法之上”的行为。段祺瑞愤然离京去津，并且根据《临时约法》，总统无权撤销总理职务，不承认黎的免职令。因一方为总统府，一方为国务院，所以它们间的争斗被称为“府院之争”。

黎元洪解除段祺瑞的职务，合乎宪法，并得到了国会与内阁大部分成员的支持。黎元洪对是否参加欧战，态度左右摇摆。虽然北洋军阀的将领们对是否参战犹豫未决，但是他们利用参战问题，要挟北京政府恢复段祺瑞的职务。段祺瑞的同党，实际上在北京发动了一场政变，他们集结了强大的军队对抗黎元洪，把他软禁在总统官邸，他们控制了中国18个省中的11个，切断了北京与外地的5条干道，并控制了华北和中原，实力令人瞩目。

徐世昌出面调解“府院之争”，实际上段祺瑞掌握了北京的权力，由王士珍任国务总理，曹汝霖任外交总长，陆军总长是段祺瑞的弟弟，汤化龙任内务总长。这些保守人物因袁世凯的倒台而失去权力，现在依靠段祺瑞卷土重来。他们都奉行袁世凯的哲学，即不管共和还是君主，“铁腕的领袖就能实现独裁”。

这篇报道指出，此次政变的真正出谋划策者是曹汝霖。曹早年留学日本，专攻法律，曾任国民政府外交总长，是亲日派的首领。1915年日本向中国提出《二十一条》最后通牒，当时他作为外交次长始终参与了这场对日谈判。其中最要命的是“第5号”条款，曹汝霖的政治对手一直宣称，曹向日本人秘密承诺可以就第5号条款进行谈判。由于这个指控，国会一直拒绝段祺瑞让曹汝霖担任外交总长的提名。

这篇文章总结道，辛亥革命以后，军阀混战，中国陷入了以军事力量对抗宪政运动的泥淖，这样使中国仍然处于落后和蒙昧之中。而那些策划政变的领导者，仍然难以驾驭目无法纪的军队。因此，他们的权力必须仰仗军阀的支持。

文章指出，中国的分裂对于南北双方皆是一个巨大的灾难。日本宣称密切关注这次政变。如果与美国站在一起的人下台，亲日派得势，那么美国应该警惕。中国原本是响应美国的呼吁，而与德国断交的，但是如果中国是在“亲日的独裁政权率领下”参战，就未必如此了。而且日本通过与中国签订秘密协议，获得在华的最大利益。文章还提出，美国应充分警惕在中国目前所发生的事件，各国在远东角逐，美国任重道远，很难说“一个动荡的中国是否符合日本之利益”，但对于美国是清楚的，“一个稳定的中国有利于美国的利益”。

就在《纽约时报》的这篇报道发表之后的第四天，黎元洪请张勋于6月14日入京调解。哪知道张勋入京后，竟然拥立溥仪复辟。但是为段祺瑞所镇压，黎元洪辞去总统职，改由冯国璋担任。府院之争才告一段落。

左：总统徐世昌；右：外长曹汝霖。

资料来源：New York Times, June 10, 1917。

图源：王笛《中国记事（1912—1928）》（人民文学出版社，2025）

孙中山反对参战

在上面已经提到的1917年夏与麦克唐纳的谈话中，孙中山谈到欧战的问题，明确表示他一直反对中国参战，“向北京政府和世界陈述了我的理由”。他说愿意相信所有交战方的官方声明，宣称这次战争不是征服战争，要维护弱小国家的权利。因此，如果战争要维护比利时、塞尔维亚和波兰的主权，那各国更应“尊重中国的独立和主权完整”。

鲍威尔在他的回忆录中，也讲到孙中山反对参战的事情。1917年鲍威尔刚到上海不久，便采访了孙中山。那时，孙中山和宋庆龄在上海居住，鲍威尔到孙中山的府上拜访，专访了孙先生。孙先生身穿传统服装，由薄料子做成。这时孙中山51岁，“头发稀少，两鬓发灰，显得沧桑”。

一番寒暄之后，孙中山邀鲍威尔谈谈中国之行。鲍威尔讲述了到中国的途中，在火奴鲁鲁（檀香山）逗留过的事情。孙先生对此饶有兴趣，他在火奴鲁鲁读过书。鲍威尔又谈到在长崎逗留时，话题随之转入日本。“就现时日本的状况，我们进行了激烈的讨论”。

他们聊得正酣，忽然孙中山严肃地说：“美国不应该纵容日本，应该将其驱逐出朝鲜。”听了孙中山的话，鲍威尔很是惊奇。孙先生忙解释说，美国与朝鲜曾经签过这样一个协议：当朝鲜遭到外国侵犯时，美国应该予以援助，保护朝鲜安全。事实上，当日本进犯朝鲜时，美国没有出动一兵一卒。甚至日本将朝鲜吞并之际，美国也没有支援。孙中山郑重其事地说：“倘若美国积极抵御日本的侵犯，日本将很难在亚洲实施其侵略计划，世界局势将不会是现在的状况。”

孙先生谈道，朝鲜的战略位置非常重要，它是亚洲的门户。在被占领前，朝鲜像一把长矛一样插入日本的心脏地带；而在被占领之后，它成了日本与亚洲大陆之间的桥梁，如此加快了日本侵略亚洲的步伐。在孙中山看来，朝鲜这一亚洲门户大开，世界形成混战局势，这在很大程度上与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总统有关，因为罗斯福为了日俄和平问题，置朝鲜于不顾。

后来，鲍威尔又拜访过孙中山，就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中国参与欧洲战争的问题进行了交流。孙先生与黎元洪总统持一致意见，他们都认为中国不应卷入这场战争。在孙中山看来，第一次世界大战与中国没有多少利益瓜葛，向德国宣战表明自己立场的做法没有任何实际意义。

孙中山进一步讲到，参战会影响到中国内部的稳定，因而国民党不主张中国参战。孙先生说：“中国人见识浅薄，可能分不清不同民族的外国人。此外，中国老百姓没经历什么大风大浪，比较淳朴。倘若这些中国人收到歼灭德国人的指令，他们或许会将矛头直指境内所有的白人，疯狂杀戮那些白人。”

资料来源：New York Times, July 15, 1917。

图源：王笛《中国记事（1912—1928）》（人民文学出版社，2025）

国会参战问题上的争论

参战遭到国会中一些派别的强烈反对，“这些派别得到首都和南方大多数国民党人的支持”。顾维钧认为，从中国的国际地位看来，美国让中国参战的建议，“完全是为了中国在世界上的利益”，反对参战是毫无道理的。按照顾维钧的分析，这不过是南北政治斗争的结果。南方反对参战，显然主要不在反对中国站在美国一方，而是担心中国参战会使北方有借口，来取得美国，甚至整个协约国的各种援助，以增强其武装力量，用以进攻和征服南方的反对势力。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顾维钧感觉到，他给政府参战的建议，本来“完全是为了中国作为世界大家族中一员的利益，而在两个对立党派之间，则变成了争夺最高权力的大赌注”。

伍朝枢在1917年7月19日给芮恩施的信中指出，段祺瑞率兵到北京召开不合法的国会，中华民国未来的管理由这个国会掌握，会引起新的纷争。他说，“当一个国家的人力和物力都必须保留作为应付可能发生的内战，中央政府的权力只能实行于全国最多一半的地区的时候，对一个外国强国宣战，该是多么可笑！”所以协约国敦促中国政府参战，“这一步行动对于中国的最高利益是有害的，也违反了美国对中国善意的劝告。”

其实，伍朝枢的这个看法从道理上讲是合乎逻辑的。中国面临内乱，却对外宣战，一个如此不稳定的政府，如何能登上外交舞台？巴黎和会上中国的失败，根子应该也是在这里。不过，历史并不是单线的，就看我们从什么角度来看问题。在1917年一战已经接近尾声、胜负已定的情况下，中国宣战实际上已经没有任何风险，而且使中国在和会上被视为胜利国，而有了席位和一定的发言权。

正如研究者所指出的，中国参战之前的和会筹备，主要以加入和会为目的。中国参加一战，实因山东问题而起，参加和会的种种努力，实际为收回山东而设计。参战标志着中国外交政策从消极回避到积极参与发生了一个重大转变，北京政府后期的积极外交由此发端，为中国提出和解决这些问题提供了可能的机会。一战也是中国人世界建立新秩序观念的重要转折，防止日本侵略，也是中国急于参战的原因之一。中德宣战只是一种形式，因为德国不是中国的敌人，只是中国实现“伟大外交战略蓝图的替罪羊或者说是工具”。

1917年8月2日，国务总理段祺瑞把中国参战的决定告诉了芮恩施。但是这个时候，其实美国政府“主张中国不应被迫宣战”，他认为中国对德断交，对战局“已有足够的贡献”。但是日本在法国的支持下，“却在极力敦促中国政府同他们联合起来”。后来中国人才发现，法、英、意与日本订有密约，“保证日本战后在中国要求任何权利”。当时中国并不知道“有这些秘密勾当”，认为跟参战的列强联合，会使他们取得一个盟国的地位。［27］顾维钧指出段祺瑞的决定是“很有勇气的”，因为遭到强烈的反对。但是这一决定至关重要，影响到中国的国际地位，也让中国能有机会在和会上提出自己的诉求。

至于芮恩施，根据他在回忆录里的说法，要让中国人感觉到，“美国政府希望他们根据自己周密的考虑来决定这一问题，并希望可能找到一种使大战局势符合于公平对待中国的办法。”芮恩施认为当时的中国政府应该利用准备参战这一有利的形势，要求列强发表一个明确有效的声明，即不在中国发展它们的特权和势力范围，就是要各国政府宣布他们的政策，“赞成中国独立发展，不得单独或联合在中国谋取含有领土权或优惠权性质的权利，不管是地方性的或全国性的。”另外中国还应该要求各国政府另外发表声明，给予中国充分援助，以帮助中国得到列强在国际关系中一律平等所产生的利益，还应该“允许中国在国际关系中，从当前形势和对一个大国应有的尊重方面得到利益，保证给予友好的支持。”

27岁的驻美公使顾维钧。

资料来源：New York Times, May 28, 1916。

图源：王笛《中国记事（1912—1928）》（人民文学出版社，2025）

中国宣布参战

1918年11月6日，国会追认对德奥宣战案，全体赞成通过。当时钱能训为代总理，说明提案宗旨，他概述了参战的过程：1914年6月，欧洲战事发生，政府因为恐怕“战期蔓延太大，将来难以收拾”，所以“特守中立”。1917年1月，德国“藐视公法”，以潜水艇封锁海面。美政府认为德国这等举动，蹂躏公法，不能再忍，向德国宣告绝交。驻京美国公使，亦通知中国政府，“同美国为一致行动”。

1917年3月14日，中国宣布同德国断绝外交关系。8月14日，对德国、奥国宣战，废除中德、中奥条约，收回天津、汉口德奥租界，并“尽我力量所能及，帮助协约各国，取得最后的胜利”。钱提到威尔逊的十四条：

列举各条，其中如和约必须公开，排除经济障碍，缩减军备，设万国公会，国无大小，互相保护，正式独立，领土完整，志向何等光明正大。这些条款，都是世界人人良心上主张，人人口里讲的话。这种主张焉有不得最后胜利的道理。……我国全体人民，敢说是对于威大总统所主张，没有一个人不赞成的。

对于成立国联的计划，中国也是非常支持，“现在美国威大总统热心主张国际联合组织，希望办得极有力量。这种计划若能成功，一定能保持将来永久的和平。”政府打算在国内传播这种主意，“使全国国民确信此举为保持世界和平独一无二的方法，庶几乎这种办法才能持久”。这样，钱能训对美国在参战中的重要作用，从北洋政府的角度进行了概述。

中国的参战，使中国与美国的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而且得到了美国社会广泛的关注。而且，中国的外交官们在国际的舞台上，进入了一个非常活跃的时期，为即将到来的巴黎和会进行热身活动。如中国驻美公使顾维钧在纽约格林伍德公墓举行了一场纪念活动，有数千人参加，他阐述了“中国对于自由事业的贡献”。人们都被他“所展示的东方风采和精神所打动”。

参加活动的中国人，无论男女老少，都穿着中国传统服装，虽然“行为举止是中国式的”，但是他们都接受了“美国现代思想的影响”。《纽约时报》说：“公使顾先生学贯中西，是来自东方的使节，在1909年时，他就是哥伦比亚大学的‘杰出演说家’”。

人们望着中国国旗冉冉升起后，顾公使说：1917年8月14日中国宣布参战，这是一个郑重的决定，理性的选择。尽管中国不在战场的中心，但一直认为自己对大战负有责任。自1897年起，德国就侵犯中国山东省，这是孔子故里，“是中国的圣地”。1900年，德国军队对中国人民犯下滔天罪行，杀害无辜，伤害妇女儿童。德国人在中国横行霸道，中国人永远都会记住德军的罪恶。

然而，中国参战“并非是由于报复”的目的。中国还有其他的原因，德国入侵和平的比利时，进攻优雅美丽的法国，在公海对中立国发起潜艇战，击沉商船，草菅人命。残酷的事实面前，人道和法律都不足以阻止德国人的暴行。中国人民清楚地知道，德国在战争中获胜，那么这个世界将会是多么地可怕。

顾维钧告诉在场的人们：中国人民明白了，战争已不再是欧洲的斗争，而是人类为庄严神圣而战。因此，当美国宣布与德国断交并号召其他中立国同它一致行动时，中国成为第一个响应的国家。为此，“我们感到自豪”。他要让世界知道：“如同伟大的美国一样，中国参战不是出于私利，也不求物质回报。”日本与中国都是协约国成员，它已“承诺会将德国权利归还给中国。”但是他完全没有想到，收回山东权利的道路，后来竟然是那么艰苦和崎岖。

顾维钧透露，“现在有20万华工在西线为协约国服务”。他还表示，中国不仅可以为欧洲提供船只和劳工，还将“派百万士兵参战”。另外，中国自然资源丰富，可以开采大量矿产，制造武器弹药；中国也是世界上最大的粮仓，可以保障协约国的后勤供应。

最后他说：“美国人民致力于为人类的自由事业而奋斗，他们激励了并肩作战的协约国的人民。我想特别指出的是，华人无论是身在美国，或是身在中国，在美国精神的感召下，积极认购美国政府发行的公债。我相信，只要你们继续发行公债，中国人民就一定会继续支持。这是人类史上最大规模的战争，希望永远不要再出现了。”

这时，中国留学生对美国的信任也达到最顶点。一位名叫刘天道（译音Liu Tien-Tow）的学生给威尔逊总统写了一封信，说他招募到1500位中国人为美国服兵役，这千余人包括中国籍和在美国出生的华裔。据他所言，他已经组织纽约的300名中国人训练了三个月，得到了芝加哥和旧金山同胞的支持，他表示“有能力组织起一个中国独立团与美国海外部队协同作战”。这篇文章称，刘是已故的辛亥革命领袖黄兴的外甥。

关于刘的更具体的信息不多，但是根据美国中国学生同盟（Chinese Students' Alliance i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所编印《中国学生名册》称，刘是哥伦比亚大学的学生，湖南人，是否是黄兴的外甥是没法确认了，倒的确是黄兴的老乡。［33］另外，据《亚洲与美洲》（Asia and the Americas）杂志上的信息，美国华人同盟（The Chinese American Citizens—Alliance）在刘天道的领导下，组织了600人的队伍，在纽约的唐人街进行演习。

而就在中国对德宣战几天之后，即1918年11月19日，孙中山给芮恩施写信，指出现在中国内外交困，中外军阀勾结，“美国总统和人民只有通过您才会知道中国的真实情况。您的责任确实重大，中国究竟是民主政治还是黩武主义获胜，主要取决于阁下对我国无助的人民在现阶段所给予的道义上的支持。”

芮恩施认为，中国人是相信舆论的力量，愿意让中国的局势被国外所了解。说他和孙中山商定了解决统一中国问题的办法。芮很郑重地写了一个报告递交美国政府，并致电总统，说明“中国对和平前途的重大关系”。在报告中，他说忍不住要谴责日本的政策，并概述了使华五年中所积累的证据。

他说，过去他抱着佩服并对日本人友好的心情，来到远东。他对日本人民仍然友好，但是对日本政府“根本缺乏公正观念的帝国主义政治手腕以及极其残忍和卑鄙狡诈的行为，不能熟视无睹。”如果日本继续采用这种方法，“只会带来灾祸”。日本只能抛弃这种政策，才能得到和平和真正的幸福。日本在亚洲的军事政策和方法，“不会给任何人带来好处，日本人尽管暂时或有所得，但终究对他们不会有丝毫好处。这种野心不会永远得逞。”从后来日本所发生的事情，不能不说芮对日本的认识是深刻的。

芮恩施对日本在中国的所作所为，给威尔逊做了比较详细的汇报。他说，日本用尽一切方法“使中国败坏”，例如制造并支持动乱，支持和资助一群贪污、罪恶的督军，雇佣煽动制造动乱的人，保护土匪，输入吗啡和鸦片，“用借款贿赂和威胁等方法使官吏腐败堕落”。还破坏中国的银行钱庄和地方货币，非法输出中国的银元，企图破坏地方上的盐政管理。又极力阻止中国参战，“利用大战和协约国的自顾不暇情况，使中国落入与它缔结秘密军事同盟的圈套。”

拍摄：钟毅（一战华工纪念馆·威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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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记事（1912-1928）》

王笛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25年4月

内容简介：探讨1912-1928年中国的历史，展示西方人眼中的民国初年中国政治和社会变迁。

还原巴黎和会、华盛顿会议的历史场景，深入讨论顾维钧等中国外交官收回山东权益的艰难过程，观察美日博弈如何影响中国命运。

透过《纽约时报》《基督教科学箴言报》等西方媒体对中国的报道，对宏大的政治运动乃至微观的个人命运进行全方位的分析。

讲述这个时期来华的外交官、记者、作家、学者、旅行者像司徒雷登、芮恩施、鲍威尔、史迪威、赛珍珠、阿班等的曲折经历和精彩故事。他们用自己的眼睛观察中国，就像拍电影一样，记录了那个时代的许多特写镜头。

描绘中国青年到西方留学的艰难道路以及他们带给中国的长远影响。

在那个风云激荡的年代，中国传统思想和文化面临怎样的挑战？中国人民怎样选择他们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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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笛 | 《中国记事（1912—1928）》| 人民文学出版社

初审：李 磊

复审：薛子俊

终审：赵 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