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翻译官”形象的演变

本文转自：投笔肤谈

在人类发展的过程中, 不同地域的人们, 不同民族的人们要互相沟通, 进行交流, 翻译便是其中不可或缺的桥梁和纽带。不论在社会发展、科技进步、语言文学发展等方面都对中国发挥了巨大的促进作用。通过翻译外来典籍使旧文化中随时能注入新鲜血液。可以说, 没有翻译, 就没有社会的进步;没有翻译, 世界一天也不能生存。”翻译活动的作用之大是无容置疑的, 中国近两千年来翻译活动的主体———翻译人员的历史功绩是不可抹煞的。但是, 翻译人员的形象, 在很多时候是负面的, 尤其是抗日战争期间, 翻译官的形象常常等同于汉奸。翻译人员负面形象只是对翻译人员群体的片面的反映, 因此, 重塑翻译人员的形象是全面反映翻译人员地位和作用的客观要求。

1 文学作品中的翻译官形象符号化———汉奸

抗战时期有一首脍炙人口的歌曲, 歌词是这样的:“1937年呀, 日本鬼子进了中原/先打开了卢沟桥啊/又进了山海关/那火车都修到了济南呀哎嗨呦/鬼子就放大炮啊/八路军就拉大栓/瞄了一个准啊/啪———/就打死个翻译官/他两眼一翻就上了西天呀哎嗨呦。”这支歌是相当老了, 名叫《八路军拉大栓》。这首歌曲反映出大众的普遍心态:日本鬼子及其翻译官是中华民族共同的敌人。

影视片中翻译人员常常是一个小人物, 但是在抗战题材影视片中, 翻译官常常是片中的重要角色。抗战电影中的八大汉奸形象中, 有三个就是翻译官, 可见翻译人员在抗战片中的重要地位。幽默滑稽《小兵张嘎》中的胖翻译官:“吃你几个烂西瓜算什么, 老子在城里吃馆子都不给钱。”这是和刘江的那句“高, 实在是高”一样经典的“汉奸台词”。胖翻译官的欺软怕硬, 以及其滑稽的形象, 不但能反衬出嘎子的聪明伶俐, 还给几代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坏到骨头里汉奸形象———《烈火金刚》中的何志武:在《烈火金刚》中梁天饰演的翻译官何志武。小鼻子小眼的梁天身上有着极高的喜剧天赋, 由他饰演的喜剧角色都为观众所喜欢。他在《烈火金刚》中的这个翻译官何志武这个角色, 虽然没有太多夸张的表演, 可这个汉奸被他塑造得活灵活现。为了讨好鬼子, 何志武竟然肯牺牲自己的亲生妹妹, 真是坏到了骨头里头, 让人看得咬牙切齿。梁天在片中的表演要超过片中的高铁杆、何大拿等几个其他的汉奸角色, 成为了既让人恨, 又让人不能忘掉的一个汉奸。最复杂的汉奸《鬼子来了》中的翻译官:这个汉奸恐怕是中国电影史上最复杂的汉奸。他怕死, 为了不让抓到他的人杀死他, 他没有去翻译日本人的话, 而是这样说:“你是我的爹, 我是你的儿。”用这样的话, 来博得乡亲们的好感。同时, 他也同情乡亲们。他为他读过中国人的书, 也读过日本人的书而烦恼。最后, 他以汉奸罪被处死。

“汉奸翻译官”———长相丑陋、贼眉鼠眼、行为猥琐、表情谄媚, 从《小兵张嘎》中吃西瓜不给钱的那个胖翻译官, 再到《鬼子来了》里能把日军侮辱中国人之话语巧妙翻成“大哥大嫂过年好”的人物, 这历来是一个集万千丑恶于一身的令人忿恨的影像符号。翻译官通常给人一种阴险下贱的汉奸嘴脸。他们里通寇仇, 为虎作伥。一般西式打扮, 头发中分, 戴着圆眼镜。在野蛮的日本皇军面前, 是大摇其尾、媚态十足的巴儿狗;在百姓面前, 则狐假虎威, 阴阳怪气。在看惯了抗战题材文艺作品的普通民众眼中翻译官都应是这副模样。

2 翻译官形象的重塑

抗战题材影视片中的汉奸翻译官, 都是符号化的典型例证。近来有两部反映抗战的电影就因为从人性的角度, 描述了日本兵或者日军翻译官性格的复杂性, 而备受诟病。同样是抗战题材, 电影《南京!南京!》一反战争影片的常规, 以中国民众的抵抗意志和一位日本普通士兵的精神挣扎为主线, 提供出一个与以往的历史叙述完全不同的南京。因此引起的广泛争议, 最大的争议就是影片中角川正雄这个日本兵的角色。很多影评认为渲染侵略者的人性的光辉是典型的“一叶障目”的行为, 是对历史的不公允的演绎。“角川等人的爱、仁慈, 换一个场景、换一个时代同样可以达到目的, 没有必要剑走偏锋.非得在民族的伤口和人性的丰富之间狭窄的如同刀刃一般的小路上跳舞。”从民族情感上, 能否容忍把我们这段不堪回首的历史放入人性拷问的命题之中?“从影片公映以来的反映看, 显然大多数观众是反对这样做的。虽然陆川的用意是想再现那段历史.但民众的情感上却不愿意把我们民族的伤口赋予这样的哲学思考命题。”影片《叶问》也因为塑造了一个有良知、受日军欺凌的较正面日军翻译官的形象而受到很多人的指责。有的人认为《叶问》的一大亮点就是翻译官这个角色, “电影《叶问》对翻译形象汉奸化脸谱化的颠覆, 应该算是一个进步”。抗战题材影视片中, 日军的翻译官一律是被打上汉奸的标签, 和日军勾结, 作威作福。而《叶问》中的翻译官却逆风而行, 利用自己翻译官的便利, 尽全力保护着叶问。“我是一个翻译, 我不是走狗, 我是一个中国人!”翻译官的这句话是他的中国心的明白体现。更多的时候, 翻译官是在用自己的语言和头脑在和日本人周旋, 尽量保护身边的人, 赚钱养活自己的家人, 甚至后来的叶问……千年恶人形象的翻译官在《叶问》中完成了自我的救赎, 让观众看到了在沦陷的情况下, 不是每个站在日本人身边的中国人的心都是姓“日”的。在战场上和日本人拼杀的中国人算得上英雄, 而在沦陷区和日本军队周旋的翻译官为何成不了英雄?影片塑造的叶问形象是神圣、高不可攀、难以企及的, 因为他是一个完美意象。与之相比, 李钊的人性魅力更加切实可靠也更加真挚可贵, 能做个不为走狗的翻译是一件高贵的事情。但是《叶问》中对日军翻译官的平反, 是很多观众无法接受的, 因为“不管一个人本身有多少优点、客观有多少难处, 当他突破了最起码的道德底线, 他不管得到什么结局都不值得我们同情。当然, 当他两眼一翻的时候, 我们可以、也必须‘呀哎嗨呦’地吹响号子!”, “不能就此认为日军翻译官是无辜良民, 是好人, 居然有的评论的回复 (注意是回复而不是评论) 认为这些人里面有英雄, 简直令人吃惊!倘若抗日英雄泉下有知, 倘若那些死在日军刀下的亡魂有知, 唉, ……!无语啊无语!固然过去的电影对这类小人物要么一笔带过要么直接一竿子打到, 这类做法有失偏颇。但是在那个特殊的年代, 在那段特殊的历史, 要给他们平反估计是不可能的了。”抗战题材影视片中汉奸翻译官的艺术形象, 切合中国人民的民族情感需要, 已经深入人心, 其艺术生命力坚强而持久。所以, 虽然有《叶问》这样的影片打破了传统的汉奸翻译官形象的这种俗套, 将日军翻译官塑造为有良知、受日军欺凌的较正面的形象。但是, 这种创新往往超越了人们的心理承受能力。将为日军服务的中国翻译人员塑造成汉奸翻译官, 仍然是大众乐见的。

3 结语

中国三千多年厚重的翻译文化史无与伦比, 中国今天翻译事业的进步有目共睹。抗战时期只是中国三千多年翻译文化史中的一个瞬间。即使在抗战时期乃至其他时期, 危害中华民族利益的汉奸翻译官也只是翻译人员中的极少数。（《科技信息》2013.3，作者：强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