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后,如何发展经济成为了重中之重。而在这个过程中,自然不会是一帆风顺的。关于如何发展、怎么走自然也是充满了不同声音的。如是之下也相继出现了“大跃进”、“浮夸风”等一系列的问题。
而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彭德怀的一封“万言书”犹如惊雷,直接改变了无数人的命运。
经济上的踟蹰,以及接下来政治上的方向、路线斗争都尽显波谲云诡。而对于一些“有心人”而言,这却又何尝不是一次“化龙”的机会。
聂元梓就是其中一个。她凭借着在特殊时期的“敏锐”嗅觉,瞬间被快速拔擢到了高层。只是眼看高楼起,也得眼看楼塌了……
在特殊时期聂元梓受到了重用,在康生的帮助下不仅加入了北京市革委会,担任革委会副主任职务,而且成为当时公认的红卫兵“五大头目”之一,在政坛的影响力很大。
只是与早年的“辉煌”相比,晚年的聂元梓甚至沦落到捡菜叶子充饥,这又何其嘲讽。
那么她是怎么走到这一步的呢,我们还要从头说起。
她的老家是河南省滑县,她的父亲是一位职业医生,在河南省内很有名。长期行医,也积累了一些财富。
土地革命开始后,聂家好几个人投身革命,到1937年抗战时期,原本殷实的家境已经破败,但好在这一切没有影响她接受系统的教育,在学校期间,只有16岁的聂元梓投身到抗日活动中。
期间她接触到了很多新思想,萌生了参加革命的想法。不过和大部分善于表达的热血青年不同,聂元梓的性格总体上比较孤僻,不太善于和别人交流。所以她没有很早引起领导的重视,入党比较迟,直到1938年才入党。
但因为她爱学习,读书多,所以文化素质比较高,上级领导安排她到延安工作,长期担任文职。
抗战结束后,为了争夺在东北地区的主动权,尽快在东北建立起根据地,组织上安排她去东北开展宣传工作,因为表现出色,当上了哈尔滨市委理论部长。
新中国成立后,她被调入北京大学陆续担任了经济系副主任,北大哲学系总支书记等职务,当时她42岁。
虽然她在学校里任职,但北大毕竟不是一般的学校,所以她的行政级别并不低,属于中层干部。
国内形势发生微妙变化后,在“四清”运动期间,她积极参与其中,打击了一些人,导致她在学校里的人缘变得更加糟糕。于是北大党委找她谈话,这件事在北京教育界传开了,动静不小。
特殊时期到来前夕,康生想在北大打开局面,思来想去,想到了她。于是安排妻子曹轶欧去找她谈话告诉她,毛主席准备发起行动,聂元梓当场表示愿意配合。
1966年5月,中央政治局举行了扩大会议,毛主席做了决定,准备通过文化运动批判一批领导干部,她第一时间接到通知后立刻开始准备。在康生的策划下,她在北大校园组成了七人小组,打响了第一炮,贴出了特殊时期全国的第一张大字报《宋硕、陆平、彭珮云在文化大革命中究竟干了什么?》
正是因为这件事,聂元梓一夜之间成为了名人,被推举为红卫兵领袖。但随着这波行动的逐渐白热化,也产生了不少问题,很多科学家被打压,学者都吓得不敢再说话。
1969年,她当选为第九届中央候补委员。周总理发现问题后,努力纠正此事,但越来越偏激的聂元梓拒不接受,还同江青发生了分歧,于是在同一年,她被下放到江西劳动改造。不到一年后,聂元梓又重出江湖,成为了林彪的马前卒,但没过多久, “九一三坠机事件”发生,她被关入监狱。
“四人帮”被粉碎后,围绕她的审查还在继续。1983年,她被判刑17年,但问题没这么简单,1984年,她成功申请保外就医,获得假释。‘’离开监狱后,她租住在一间6平米的小房间内,其实按照当时的新政策,与“两案”有关的人员能领取少量生活费,但因为她“太出名”,所以没有单位敢接收,一度只能在菜市场捡叶子充饥。于是她长期过着粗茶淡饭的生活,坚持健身,这一坚持就是十几年,反而锻炼出了好身体。
时间来到90年代末,外界不再关注她,政策再次调整,她每月可以从北京市民政局领取600元生活费,=。1999年又领了医保,2006年,市民政局给她分配了一套小面积住房。她的生活开始变好,撰写了一些回忆录,讲了她的一些经历和想法。
2019年,她在北京病逝,享年98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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