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地理”名称由日本学制传入中国说发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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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历史地理”一词由日本学制传入我国是学界共识。侯仁之关于“历史地理学名称在20世纪初由日本传入中国”的判断，不能作为该说成立的前提。比较清末癸卯学制与日本近代学制，历史地理一词不可能在1904年初从后者舶来，前者只是采纳了日本使用汉语词“历史地理”对译“historical geography”。在西学东渐和中日交流的双重背景下，复原20世纪初西方历史地理学的概念范畴，有助于重构中国历史地理学近代知识转型叙述的前奏与起点。

关键词：历史地理；癸卯学制；日本学制；中日交流

侯仁之撰《中国大百科全书·地理学》“历史地理学”词条指出：“历史地理学名称在20世纪初由日本传入中国。但其内容仍未超越沿革地理的范围。”踵迹此说，韩光辉揭示“历史地理”在《奏定学堂章程》中被列为京师大学堂文科中外地理专业必修课；台湾学者姜道章认为“历史地理”和“历史地理学”两个词汇在20世纪初从日本舶来，后者最早见于1912年民国政府颁布的《大学令》及《大学规程》。然而，以上学者均未阐明该名称由何种渠道引进。对此，侯甬坚主张“历史地理”通过清政府颁行模仿日本近代学制的《奏定学堂章程》引入国内，这为侯仁之的判断提供了关键佐证，也深化了学界认识。“历史地理”一词在20世纪初由日本学制舶来的观点，从此成为叙述本土历史地理学近代知识转型前必会交代的语词来源。

为人所忽略的是，侯甬坚认为《奏定学堂章程》（亦称癸卯学制）的“基本框架和材料都来自日本，里面的分科大学（经学科大学除外）、科目、主课的制定，以及各种名词概念及其相应内容，也都来自日本”。事实上，癸卯学制虽与日本学制关系密切，但并非全盘抄袭，尤其文科学门及其课程更不是照搬，且以往研究也未提供可资印证的日方学制文献。笔者曾研究指出，《中国大百科全书》中的“历史地理学名称”意指“历史地理学”而非“历史地理”。后者作为整词在20世纪初以前传统文献涉及地理沿革时已有所运用，所以“历史地理学名称在20世纪初由日本传入中国”的结论无法推导出“历史地理”一词同样来自日本。

“历史地理”词汇引自东瀛的看法尚存疑窦，遑论借鉴日本学制。鉴于此，拙文尝试回归清末学制变迁的文本语境，对比中日近代学制，讨论“历史地理”一词来自日本学制的可能性，以期深化对我国历史地理学科早期现代化研究的认识。陋塞之处，敬请专家指正。

一

历史地理课程：晚清学制与地理教育

中国近代地理专业教育的发展与清末学制密切相关，作为课程的“历史地理”名称也与当时学制革新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深入解读以《奏定学堂章程》为代表的近代学制文献，是研究20世纪初历史地理一词来历的重要基础。

（一）先立后废：壬寅学制地理专业消失之谜

1898年清廷创立京师大学堂，颁布《总理衙门奏拟京师大学堂章程》，计划按照“泰西日本通行学校功课之种类”分“溥通学”和“专门学”。“溥通学者，凡学生皆当通习者也。专门学者，每人各占一门者也。”两学各有10门，前者含初级地理学，后者包括高等地理学。戊戌变法失败后，两学皆因具有西学性质而遭搁置。

1901年秋，刘坤一和张之洞联名奏请“按科递减科举取士之额为学堂取士之额”，“多设学堂，分门讲求实学”。他们不仅重提溥通与专门之学，强调“国教、格致、算学、地理、史事、绘图、体操”等方面的教育，还对欧洲及日本高等教育的分科体制做了初步介绍，希望清政府自上而下进行学制改革。一年后，随着京师大学堂复校，管学大臣张百熙奏拟《钦定学堂章程》（即壬寅学制），将大学堂分为大学院、大学专门分科和大学预备科三等，另设仕学和师范馆。其中大学院“主研究不主讲授、不立课程”，大学专门分科因无生源，无法确定课程，只能“略仿日本例，定为大纲”，酌分政治等七科，各有所属学门（专业），如表1所示。

比较京师大学堂初创时的10个专门学和壬寅学制的35个学门，前者除兵学“应请广立专门学堂，不在各学分科之内”外，高等算学、高等政治学、矿学等仍保持独立地位，高等格致学、农学、商学、卫生学已成为大学专门分科，其中唯有地理学失去独立的专业地位，不是壬寅学制的学门之一。该原因从“略仿日本例”的角度推测，应与地理学未在日本大学取得独立学科的地位有关。否则，在业已确立为专门学的前提下，它没有被取消的理由。甲午战争前，无论是传教士创办的教会学校，还是清政府举办的新式学堂，地理都是普遍开设的基础课程；壬寅学制在仕学、师范馆以及预备科设有不少舆地课程，也与大学分科忽视地理专业的现象格格不入。

（二）失而复得：癸卯学制地理专业的重生

壬寅学制颁布后，因自身不够完善且清廷对张百熙存有戒心而未能实行。为加快修订步伐，1903年夏，张百熙、荣庆趁“第一通晓学务”的湖广总督张之洞进京之机，联名奏请与其一同商定学务事宜。经过半年“会同商办”，张之洞等人重拟章程上奏：

臣之洞伏查上年大学堂奏定章程，宗旨办法实已深得要领。惟草创之际，规程课目不得不稍从简略，以徐待考求增补······数月以来，臣等互相讨论，虚衷商榷，并博考外国各项学堂课程门目，参酌变通，择其宜者用之，其有过涉繁重者减之。

新方案经批准名曰《奏定学堂章程》，即癸卯学制。它在壬寅学制基础上博采各国经验完善而成，是中国近代历史上第一个由政府颁布正式推行的学制。该方案对大学分科和诸学门及课程均有详细说明，内容远比壬寅学制丰富。表2胪列其非地理学门所开设的地理课程，以供参考。

相较壬寅学制，癸卯学制学门增至46个，“地理学”重获新生。学界通常认为，该学制的中外地理学门及其课程（表3）“完全是新式的近代地理学教育”，“是中国近现代高等院校设置地理学系的第一个部分得到实现的地理学教学大纲，是中国现代地理学的一个重要方案”。可以说，这既是19世纪中叶以降新式地理课程在我国普遍开设的结果，也是延续京师大学堂专门学传统的体现，同时弥补了壬寅学制的结构性缺陷。

由表2、表3可知，癸卯学制与历史地理有关的内容涉及两门主课——中国史学门的中国历代地理沿革略和中外地理学门的历史地理。“历史地理”一词一次出现在解释中国史学门补助课“中外今地理”的学书讲习法，说该课与沿革地理、历史地理皆有不同；另一次即历史地理课程本身。阙维民指出，中国历代地理沿革略与历史地理“在当时是中西相映的两门并列地理学课程，一门是‘西学’地理学的分支学科，一门是‘中学’历史学的分支研究”。

综合癸卯学制“历史地理”一词出现的文本语境可知，它首先是一门主课名称；其次属于西学，归地理学门；再次，因讲授内容涉及过去，不同于今地理课程；最后，虽与历代地理沿革略课程的时间对象具有共性，但分属两个学门，后者是中国史学门的主课。

二

中日近代学制比较

国内历史地理名称以往被指源于日本近代学制，作为被模仿对象，日本大学理应开设地理学门和历史地理课程。那么在清末学制变迁过程中可资借鉴的日本学制，其学科、课程设置情况如何？是否和中国一样设置了西学的地理专业并开设相应课程呢？

（一）世纪之交的日本大学未设地理专业

19世纪60年代末开始的明治维新开启了日本教育的近代化进程。1872年，日本颁布第一部学校教育法规《学制》。1877年，东京大学成立。1886年，颁布《帝国大学令》，东京大学改名帝国大学，参考德、英、法、美等国学制设置分科。1893年，日本修订《帝国大学令》，设立讲座制度。1897年京都帝国大学成立，但其文科晚至1907年才开办。所以癸卯学制颁行前就地理学科而言，清政府可资借鉴的日本高等教育实例只有东京帝国大学。

据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藏《东京帝国大学一览》记载，1892—1904年间该校文科设有9个学科，即哲学、国文、汉学、国史、史学、博言、英文、独逸文和佛兰西文，没有地理学。日本学者河野通博对此释道：

直到1919年，才在其后身东京帝国大学的理科大学内设置地理学科，招收地理学专业学生。本来东京帝国大学文科大学在1887年设置史学科后，即规定在一、二年级讲授地理学课程（实质上是历史学意义上的历史地理）。人们认为这是1887年供职于此的里斯（Riess）强调史学意义上的地理学的结果，然而，东京帝大并没有在史学科内开设讲座培养专攻地理学的学生。

以上证据表明，19—20世纪之交的日本大学并未设置地理学科，更谈不上专门的课程体系。而与地理有关的课程，正如河野氏所说，是设在史学科下“历史学意义上的历史地理”。《东京帝国大学一览》显示，1892—1904年间该校设有两个史学专业，分别为史学科和国史科，二者在12年间开设的所有课程参见表4。

由表4可知，河野氏所提及课程的规范名称应是“史学及地理学”和“国史及地理”，当时德籍史学教授里斯称其为“史学性质的地理学”。里斯以国史科“国史及地理”课为例解释道：“需讲授日本自太古以来所知道的疆界及政治区划，还包括尔后疆界、区划之沿革及其名称和普通地理，同时及于从前属于日本的土地之区划名称等等。”参照该表述可知，史学科“史学及地理学”课程应包含西洋史上诸国的疆域政区及其地名变迁等内容。

里斯对史学性质地理课程的具体介绍足以消解“历史地理”这类汉语词即史学与地理学机械拼合的误会。上述近代日本大学课程其实与中国传统史学有关疆域政区变迁的地理沿革史极其相似，只不过两者讲授的国别对象不同；且这门学问的历史渊源，我国无疑更为久远深厚。由于里斯的德籍背景及东京帝国大学仿效柏林大学办学的实际，上述两门课程往往被认为包含浓厚的德式教育思想。但癸卯学制的“中国历代地理沿革略”课程应是我国传统学问进入近代高等教育的自然结果，与日本学制并无太多关联。二者在设置西学的地理学科及历史地理课程方面差异显著（表5），因而也不存在从日本学制引入历史地理名称的可能。

（二）日本历史地理研究会与学制无关

1899年，日本成立历史地理研究会（次年改名“历史地理学会”），出版会刊《历史地理》。以往研究认为该会与国史科、日本史学会等均由“东大文科大学”建立。东京帝国大学成立后，举办过不少学术组织，如哲学学会、史学会等。历史地理学会的主要成员大多来自东大文科大学史学科，此外还有民间学者，但这些组织主要面向社会研究而非高等教育，不在学制范畴内。学校官方组织编写的《东京帝国大学一览》没有任何学会相关的记录，可见历史地理学会作为民间学术组织并不隶属于大学，也不可能是国家教育制度的组成部分。

1900年，日本《历史地理》杂志刊发署名麻乡的《关于历史地理的名称》一文，其中谈道：“吾之学界自何时采用此语，虽尚不清楚，其初系由文科大学使用，世人对此语作为学名合适与否，并不深加考虑，径直采用之，至今几乎成为学界之通用语。及至吾等创设日本历史地理研究会，出版本志，此语之流布益广。”侯甬坚指出，“历史地理”是日方文科大学对应“historical geography”采用的“课堂教学用语”，当时“historical geography”的译法未定，有“历史的地理”“史的地理”等多种，因“不够简练，也不符合日语的表达习惯，故而都不如‘历史地理’一词流行”。尽管当时身为东大“史学、地理学第一讲座”教授的坪井九马三曾提出“历史地理是地理学一部分”的观点，但整个日本学界对历史地理的主流认知仍是站在历史学家的立场进行考证式研究，即侯仁之所言“仍未超越沿革地理的范围”。

总之，日本历史地理学会将“historical geography”对译“历史地理”的做法与其学制无关。1902年清政府颁布壬寅学制，恰因仿效日本学制而导致缺失地理学门，此后癸卯学制出现的历史地理课程名称不可能来自日方学制。

三

湖北模式与欧美新地理学趋向

癸卯学制尘埃落定的最大推手非张之洞莫属。正是依靠设置地理学门及其课程体系，“历史地理”一词才能现身于近代中国的学术舞台，成为今天叙述本土历史地理学知识转型发展的前奏与逻辑起点。

（一）湖北模式与近代地理教育

张之洞在各地多年的教育实践为主持编订癸卯学制积累了经验，在其学制改革中，尤以运用“湖北模式”为代表。该模式的特点是借鉴了西方近代教育理论和日本兴学经验，既注重经世致用和实业教育，又强调经学对统治基础的维护作用，集中体现了张之洞所倡导的中体西用思想以及调和中西新旧的手法。

引进西方近代地理学教育是湖北模式的重要内容。1890年，张之洞开办两湖书院。1896年，《两湖书院各分教规程》和《两湖书院学规课程》颁布，课程设置为中西合璧的经学、史学、舆地（附图学）和时务四门。张氏曾夸耀所聘诸门师资“皆为海内绝学也”，而舆地一门有所谓“杨守敬治旧地理，邹代钧治新地理”之说。他在改造旧式书院的同时也积极发展地理教育，如1899年的《札两湖经心江汉三书院改定课程》中，即有原西学课程之一“系讲求舆地之学”的解释。

1901年，张之洞秉承湖北新政推进学制改革。到壬寅学制颁布前，他已将两湖书院改为“文武高等学堂”，“中外地理”明确为专业科目，俨然成为后来制定癸卯学制的模本（表6）。湖北模式亦重视对日本学制的借鉴。张之洞不仅专门遣员赴日搜求各种学校章程、规则、科目等信息，还曾致函张百熙，建议朝廷派遣学务官员前往考察。不过，彼时可资借鉴的不仅限于日本，时任湖北巡抚的端方就曾清醒地指出：“近日中国人士怵于日本之自强，往往径赴东洋游学······实则日本学制亦皆步武泰西。”既然前文无法从日本近代学制求得“历史地理”一词的可靠来源，放眼泰西或许就是必由之路。

（二）国际新地理学趋向与大学地理专业及课程设置

自从两位终结古典地理学的大师洪堡（1769—1859）和李特尔（1779—1859）去世，尤其1874年德国政府决定在国立大学设立地理学讲座，高等教育专门领域由专业教师讲授的地理学开始在欧洲出现。数十年间，提供类似高级学位教育的地理系不仅在德、法、英等国建立，也趋向全世界普及。西方地理学史将这一发展时期称为“新地理学”（New Geography）。此前，德国只有少数大学开设孤立的地理课程。19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李希霍芬、拉采尔等人先后获得教授讲席。1897年，赫特纳任图宾根大学地理学教授，是经专业训练取得该职位的第一人。在法国，从1877年起，维达尔·白兰士先后任巴黎高等师范学院、索邦巴黎大学地理学教授。在英国，麦金德积极推动新地理学，1887年任牛津大学地理学高级讲师，1899年任该校地理系首届主任。在美国，戴维斯引入新地理学，制定课程，建立地理学科。1899—1903年间，哥伦比亚师范学院、康奈尔大学、加利福尼亚大学和芝加哥大学等先后创设地理系。

当地理学在19世纪末成为大学专业时，各学校即已开始讲授历史地理课程。不过，由于地理学尚处于从田野考察和史学领域逐渐独立的发展阶段，大部分历史地理课程往往是史学性质的地理学课程。例如，基佩特在1874—1899年担任柏林大学地理学教授期间，把讲授地理学当作讲授古典历史学的一项附带工作，美其名曰“历史地理学”。在法国，1900年前后法兰西学院的一些历史学家同样在讲授所谓“历史地理学”——一种讲述历史背景、探险史、地名和领土划分的肤浅的自然地理学。在英国，直到20世纪20年代，剑桥大学地理专业课程中仍有颇多关于古希腊、罗马和拜占庭帝国疆域变迁、德国封建制、俄罗斯兴起以及欧洲海外扩张等方面的内容。到20世纪初，西方“historical geography”的概念主要涉及复原圣经所描述的地理位置、政治疆域沿革史、地理探险史、地理学思想史、地图学史以及逐渐出现的地理条件对历史发展的影响等知识领域。随着地理学地位确立，开设历史地理课程是客观存在的事实。秉持“博考外国各项学堂课程门目”原则编订的癸卯学制，设置地理学门及历史地理课程也应是借鉴西方学制的结果。

一些细节也能反映癸卯学制的地理学门与日本无关。例如，谈及教材时有描述称“外国均有其书，应择译善本讲授”（表3）。日本《历史地理》杂志创办初期，“历史地理”一名尚存争议，遑论可供教学之用的完备书籍；而当时西方以历史地理为题的著作数量和影响均已颇为可观，如弗里曼（Edward A．Freeman）的《欧洲历史地理》（

The Historical Geography of Europe

The Historical Geography of the Holy Land

清末档案保存着一些引自西方学制的重要史料。如1902年初，张百熙为复办京师大学堂，“编翻西学课本，请向外部商取大中小学堂官定课本全分”。同年十一月，即壬寅学制颁布当月，驻美国大使伍廷芳回复张百熙，将在美国所“取授课章程，共十三本，即日邮寄”回国。其中包括哈瓦特大学堂课程总录、艺术科和深造科课程全例，可（哥）伦比亚大学堂课程全例及条目、政治科课程全例，耶路大学堂深造科课程全例以及宾西洼尼亚大学堂课程总录等。从时间上看，这些收集自大洋彼岸的资料虽一时难以被壬寅学制吸收，但引进类似西方学制信息恐非个案。

以往研究并未否认欧美国家占据传入历史地理名称的源头地位，但又往往强调“以日本为先，其影响当以日本为大”的看法。就学制中的地理学及其课程设置而言，通过中日比较可以发现，20世纪初日本高等教育不仅没有独立的地理学科，也不可能开设西学意义上的历史地理课程，其保守程度似较癸卯学制更甚。因此，在接受欧美新地理学趋向所带来的冲击时，中国未必全面晚于日本，西方学制也未必皆绕道日本才对我国产生影响。

（三）历史地理名称由日本传入说检讨

事实上，引进欧美学制的历史地理课程，如何翻译“historical geography”才是容易忽略的方面。有证据表明，直到20世纪20年代后期，在国内学术语境中“historical geography”一词仍被译为“沿革地理”。可以想见，在中国史学门已开设中国历代地理沿革略课程的前提下，癸卯学制如果将中外地理学门的“historical geography”课程也译为“地理沿革”，会面临怎样的困境。

当时京师大学堂虽设有译书局，但能“中西兼通之人实不多观”，导致“间有译出之书，大都一人口授一人笔述，展转删润，讹误滋多”。为了尽快引进西学，译书局“拟先聘日人先译东文。因日本人兼通汉文、西文之人尚多，收效较速”。而张之洞早先在湖北设立译书局时也主张“以日本为中介，翻译西书”。因此，癸卯学制的历史地理课程名称借鉴当时日方已有翻译的可能性极大，1900年前后日本学术界的讨论也为实现这种可能性提供了必要条件。

尽管如此，笔者认为不能完全排除“历史地理”一词是国人直接对译“historical geography”的可能。据查，1862年日本学者堀达之助等人所编《英和对译辞书》较早将英文“historical”译为形容词“歷史ノ”（历史的）；而将“geography”译为“地理”则在入华传教士在19世纪上半叶出版的地理书籍之中。故在20世纪初国人利用上述英和与英汉的固定译法拼合“historical”和“geography”的对应汉语得到“历史地理”这一整词是有可能的。表3提到中外地理学门的“交涉地理”课程，据《奏定学堂章程》解释：“日本名国际地理，可斟酌采用，仍应自行编纂。”这表明当时确实存在不采纳现成日译而直接进行英汉互译的现象。

四

余论

1923年，地理学者张其昀将名为

The Geography of History

中日学制均模仿西方，却在设置地理学上存在明显差异，这与两国各自模仿的对象不同有关。19世纪下半叶起，德国李特尔、基佩特等人以柏林和格（哥）廷根等大学为中心，讲授为历史学研究提供背景的地理学，这种类似于法国把地理学附庸于古典历史学的做法一直维持到1899年基佩特去世。此间，东京帝国大学开设带有地理性质的课程以及所谓史学、地理学讲座皆是模仿德国的产物，这是造成日本高等教育长期不设置地理专业的主要原因。当时日本的史学及地理学、国史及地理课程被后人称为“历史地理”，只是以今推古的浮泛之语。直到1907年京都帝国大学文科设立两个“史学、地理学”讲座，其中之一被明确为地理学方向并开始招生，新的格局才得以形成。

清末高等教育对德国的关注较为有限。据《总理衙门奏拟京师大学堂章程》规定，溥通学设英文教习12人、日文教习2人、德文教习1人。后来德教虽拟加增，但也不过3人。对此，德国驻华大使表示：“中国于德国、俄国、法国来往，与英国来往，均属要紧。因此，不得以学校偏重英国，使其余各国向隅。”又据京师大学堂《教习执事题名录》显示，1903—1906年各外语教习分别有日文10人、英文9人、德文5人、法文3人、俄文2人。可见，除日文外，英文最受重视。总之，清政府在19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对西方学制的模仿集中于英美等国，彼时也是其地理专业高等教育发展的关键阶段。

作者：李大海

来源：《历史地理研究》2024年第3期

选稿：易欣嘉玉

编辑：宋柄燃

校对：郑雨晴

审订：欧阳莉艳

责编：杜佳玲

（由于版面内容有限，文章注释内容请参照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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