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父亲最后的记忆

今天是父亲节

1937年寒冬

无数孩子痛失父亲

从此只能在回忆中找寻

父亲的音容笑貌

夏淑琴

“1937年12月13日上午，一队日本兵来到我家门前敲门，刚刚打开门的哈姓房主遭到枪杀。父亲看到这个情况，跪在日本兵面前，恳求他们不要杀害其他人，也被日本兵用枪打死。全家9口人有7口惨遭日军杀害，我被日军用刺刀在背后刺了3刀。后来，我和妹妹被慈善机构和舅舅收养。从12岁起，我不得不自谋生计，卖过菜，做过佣人。”

陈德寿

“父亲陈怀仁当时30多岁。父亲被抓后，鬼子要他跟着走，父亲说家中有老有小不能走，另两个被抓的人也不愿意，那两个人一个被刺死，一个被砍头，父亲被戳死，刺刀从太阳穴刺进去，胸口也被刺了一刀。当时有相识的街坊在三山街承恩寺看到他的尸体，把他的尸体用被子裹着，摆在门板上，放在防空洞里。父亲死后，家里的主要劳动力没有了，日子一天不如一天，母亲还讨过饭。”

徐德明

“一群日本兵闯进我家，把父亲抓走，从此再也没有见到他。家人到处找他，连尸体都没有见到。听别人说，他们把父亲带到清凉山，跟很多人一起被集中射杀，父亲遇害时54岁。后来，我们全家到难民区避难，我们睡在二楼地板上，吃饭很困难。大哥和二哥被日本兵抓去做苦工，之后被放回来。”

马庭宝

“我们全家逃到难民区避难。父亲、舅舅和二姑爹在难民区被日本兵用绳子捆绑着押上卡车，从此再也没有回来。据逃回来的难民说，他们被抓到下关江边集体屠杀。为生计所迫，我17岁就进工厂工作，直至退休。”

石秀英（已故）

“冬月14日，父亲下山去买小菜，顺便看看住在山下的姑妈，他这一出去，再也没回来。亲戚告诉我们，他在水西门看见日军刺杀中国人，其中一个像是我父亲，他过去看，果然是我父亲，身上被刺了三刀。我的大哥被日军抓上卡车，拉走后失踪了。母亲守着家里的草棚不愿离开，5年后因积忧成疾去世，她说：‘你们把山上的草棚加固，就住在这里不要走。说不定哪天，你爸、你哥就回来了……’”

艾义英（已故）

“日本兵一共拖去七个人，父亲当时37岁。我拉着父亲，问他什么时候能回来，他说：‘我们去帮日本人搬东西，过不了多久就回来。’ 第二天一大早，就有村民来报信，说艾家一门七个人在平家岗都被杀了。现场实在是太惨了！父亲里面的棉毛衫全是血。那时艾家‘满门寡妇’，妹妹帮人家放牛，只要有一口饭吃，我和妈妈帮人家做三天，换人家男的到我家做一天。我18岁就嫁到黄家，弟弟才13岁，就跟着一块干活。”

李美兰（已故）

“父亲在傅佐路被日本兵抓走时，家里的老人孩子只能眼睁睁看着他离去。当时与父亲一起被抓走的有十多人，后来有一个人逃回来，大家欣喜若狂，可等到的却是噩耗：父亲和其他人都死了，他们被押到下关江边，被集体屠杀。母亲带着我们姊妹住在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每天领点稀饭吃，过了一年多，我们回到外婆家，搭个棚子开茶馆糊口，生活很艰苦。别人都有爸爸，我没有爸爸，想啊！”

袁桂龙（已故）

“父亲袁德福被日军押到王庄村，绑在大树下。兽性大发的日本兵排成队，手里端着刺刀，把父亲当做活人靶，冲上来你一刀，他一刀， 父亲全身是血孔，周身冒鲜血，刺了十几刀后死去。伯父袁德宏也被日军杀害。祖父母失去两个儿子，十几间瓦屋、草屋烧成灰烬，老人们眼都急瞎了，不久都病倒在床上，先后离开人世。母亲一人拉扯我长大。”

杨静秋（已故）

“我8岁时，父亲被日军杀害，他是家里唯一的支柱。父亲被抓走后如泰山崩塌，正在生病的妈妈晕倒，奶奶不堪打击去世。由于家中负担不起，母亲将妹妹送给一户王姓人家收养，改名王素明。哥哥在外面做工，因为个头矮，扛包扛不动，总是被日本兵抽打，背上被打得一条杠一条杠。”

刘兴铭（已故）

“清晨约8时，父亲刘家凤和许多青壮年村民被日军抓到晒稻场上，排成一队，日军逼迫他们跪在地上，脱一件衣服蒙起双眼，日军持枪对村民射击，包括父亲在内的42名村民全部遇难，遇难时父亲年仅29岁。我跟着母亲和姐姐逃难，姐姐当时才9岁，一直背着我，走到半道就死了，我们一家转眼只剩下两人。母亲苦苦支撑着这个家，经济非常拮据。”

王恒（已故）

“1937年，我和父亲到难民区去见一个亲戚，走到难民区门口，两个日本鬼子不给进去，对父亲拳打脚踢，我当时在看墙上的标语，一回头看见父亲正在挨打，我没敢动，继续看标语。父亲被鬼子打过后放进难民区，不久后全身水肿，不幸去世。这段经历深埋在我的心中，几年后我参加人民军队，保家卫国。”

父亲离去的最后瞬间

在许多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的余生中

无数次闪回

愿这样的伤痛

永不重演

·编 辑：潘琳娜

·审 校：李 凌 李雪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