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新颖：记得没读过这两本书

格雷厄姆·格林的两本自传中译本，刚出版就到了我的书架上。每次瞥见它们，总想，要读，找时间读。这个念头反复出现，都超过了十年，终于在这几天落实。

《生活曾经这样》刚拿到时，有些兴奋，因为作者，也因为译者。间谍小说的作者做过间谍，他的经历想来必不一般；译者陆先生，对于复旦人来说，敬重加上亲切，何况我还跟他借过徐燕谋先生自印的线装旧体诗集，在他的办公室短暂地闲聊了一会儿。

《生活曾经这样》，陆谷孙 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年出版

我急切地翻开书，没想到的情况发生了：读了十几页，读不下去。只好在书架上给它找了一个位置，安顿好，再也没有翻开过。两年后，自传第二本《逃避之路》出版，我翻都没翻一下，就插在了第一本的旁边。

《逃避之路》，黄勇民 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4年出版

这一次我准备了足够的耐心。《生活曾经这样》读到100多页，疑惑来了：盯着一行句子——“从牛津远距离求爱，真是到了可笑又自私的地步”——下面划的铅笔线，发愣。谁划的？毫无疑问，我。怎么一点印象没有？在书快要结束的地方，又出现了下划线，当然还是我划的，我还是没有印象。

原来我当时读完了这本书，却一点也不记得了？

比不记得任何内容更糟糕的是，我连读过这个事实，也不记得了。

读到译者后记，陆先生上来就说《托尔金的袍子》，转述格林把纳博科夫赠的《洛丽塔》签名本卖给书商的事。似乎想起来一点儿：当时读到这里，不禁会心一笑，因为我之前刚写过短文介绍《托尔金的袍子》，复述了同一个故事。

接着读《逃避之路》。这本我以为以前压根不曾翻开的书，序言页就出现了铅笔下划线，我惊诧地看着画出来的文字：“写作是一种治疗方式；有时我在想，所有那些不写作、不作曲或者不绘画的人们是如何能够设法逃避癫狂、忧郁和恐慌的，这些情绪都是人生固有的。奥登说过：‘人类需要逃避，就像他们需要食物和酣睡那样。’”

也许我只是读了序言。但很快，下划线密集地出现——

第38页，格林写赫伯特·里德，“他走进挤满人的房间，你根本不会注意到他的到来——你只会注意到整个交谈的气氛悄悄发生了变化，甚至客人的相互关系也变了，再也没有人说话追求效果……”

第39页，“当我收到里德来信邀请我出席晚宴时，我感到自豪、意外，还有点胆怯。‘艾略特会来，没有其他人，一切都很随便。’对于我来说，这有点儿像收到柯尔律治的邀请——‘华兹华斯会来，没有其他人。’”

第40页，晚宴上他们谈侦探小说，艾略特无拘无束——“也许，这一话题使他一时觉得安全地远离了来回走动谈论米开朗基罗的女士们。”——我猜想，在这句话下面划线的时候，我很可能有一丝得意：一眼看出了这个“用典”，来自年轻时代就十分熟悉的《普鲁弗洛克的情歌》。

但是现在，这一条又一条的铅笔线令我无比沮丧。书页上划得这么清晰，可是没有用，没有划到记忆里，不要说痕迹，连一点儿模糊的影子都没有。

我就像读一本从未读过的书，却不断碰到过去做下的标记：

1951年，格林在马来西亚，碰到一位追杀越盟游击队的法国指挥官说，这是“体育的生活，运动的生活”；格林不以为然，“对于英国人来说，战争背离正常，就像情感背离一样。对于法国人来说，战争只是人类生活的一部分：它可以是愉悦的也可以是不愉悦的，就像通奸一样。”而在危险丛生的马来西亚，他才明白，这里的战争国外几乎无人明白。

在自传就要结束的时候，格林这样来说他的经历和他的创作：“1929年至1978年是一段漫长的工作生涯，不过在我考虑退休以前，我与自己有个约定。战后我的雄心壮志就是写一部没有常规暴力的间谍小说，常规暴力（詹姆斯·邦德除外）不是英国特工的一个特色。我想把情报间谍活动作为一种生活的方式不具浪漫色彩地表现出来：男人们每天去办公室挣他们的养老金，其背景很像其他任何职业，毫无危险地例行公事，对于每个人物来说更重要的是私人生活。二战期间，我有几年在情报部门工作，起先在西非，然后在伦敦，事实上我在工作中很少遇到刺激或传奇事件。”“回到伦敦时，我面对的是档案、档案、无穷无尽的档案……没有传奇或暴力事件打扰我们：只有封闭生活导致的某种无聊和厌倦……”

他完成了小说《人性的因素》，却不满意：“我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不满意，我背叛了自己的意志。书中有暴力——戴维斯的死亡——珀西瓦尔医生几乎不是英国特工的典型人物。小说不像我原先打算的那样真实，只是书名《人性的因素》救了它。作为一部爱情故事——一位老头婚后的爱情故事——我想它也许会成功。”

我抄下我曾经划线的文字，以此作为例证，证明忘记的力量。这种力量不仅表现为忘记的形式（不记得）：不记得读过这两本书；更进一步，它以记忆的形式（记得）加强了否定的力量：记得没读过这两本书。

在这种力量面前，划线，或者其他各种各样的标记方式，都儿戏似的，大大高估了自己。

我抄下这些文字，还有一个比较的意思：如果划线不行，抄写一遍，是不是能好一点儿？

张新颖，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