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戛纳和贾法·帕纳西聊聊

作者：Devika Girish

译者：覃天

校对：易二三

来源：Film Comment

（2025年5月27日）

今年戛纳电影节最具意义的时刻，既不是汤姆·克鲁斯踏上红毯，也不是丹泽尔·华盛顿意外获得荣誉金棕榈奖，而是贾法·帕纳西时隔 22 年后的回归。

帕纳西的新片《普通事故》在主竞赛单元首映，这也是这位伊朗导演 15 年来首次能亲自出席自己电影的公开放映。

《普通事故》

在经历了二十余年的审查与迫害——包括入狱、软禁、禁止拍片与出国旅行之后，他终于在 2023 年 2 月获得转机：因「反体制宣传罪」被定罪的判决被撤销，他得以出狱，并恢复了相对自由的生活与旅行。这也使他得以摆脱自 2011 年《这不是一部电影》以来每部作品所面临的复杂而危险的秘密拍摄，重新以更自由的方式执导电影。

这些影片，包括2015年的《出租车》、2018年的《三张面孔》和2022年的《无熊之境》，以自反的方式探讨了在禁令之下拍电影所面临的现实与伦理问题。

《无熊之境》

而《普通事故》则偏离了这一叙事模式，采用更直接的新浪潮式写实风格：这部令人揪心又不乏黑色幽默的电影聚焦于一群昔日的政治犯绑架了一名男子，因为他们认为他就是曾在狱中拷问和审讯他们的情报官。他们在德黑兰及其周边驾车游走的过程中，陷入了复仇欲、悲痛、不确定与恐惧等复杂情绪的纠葛之中。尽管帕纳西不像他以往的作品那样亲自出现在片中，这部电影依然显然是一部极具个人色彩的作品，描绘了在经历国家暴力的恐怖之后，试图继续生活所面临的巨大挑战。

《普通事故》在戛纳首映的第二天，我采访了帕纳西，我们聊了聊这部影片的创作过程。一位口译员协助我们在波斯语与英语之间进行翻译。两天后，帕纳西的这部作品获得了金棕榈奖。

问：时隔多年，您终于得以重返戛纳。此刻您有什么感受？参加首映式时的经历又是怎样的？

贾法·帕纳西：这是我15年来第一次能够与观众一同观看自己的电影。我曾一度不知道自己是否还能再和观众、与电影之间建立那种联系。这种感觉就像第一次一样。某种程度上，我已经忘记了过去与观众共同观影的体验。所以这次对我来说非常动人——不仅对我个人而言，电影结束时，我看到和我一起坐在观众席的演员们都哭了，那一刻的感受非常特别。

贾法·帕纳西

问：您近几部作品都是在限制重重的情况下拍摄的，因此具有很强的自反性。这些电影不仅关于电影本身，也关乎在各种限制之下的电影创作。您在审查制度下发展出一种非常强烈的电影语言。如今，经历了这么多年，重新回到相对自由的创作环境，对您而言是一种怎样的体验？

贾法·帕纳西：这种变化更多体现在心理层面。毕竟，我被禁止拍电影长达20年，这自然让我变得更加内省，不断思考自己的处境。无论我试图思考什么，最终总会回到「我」这个问题上。即便我想拍一部关于出租车司机的电影，我也会将那个司机看作是我自己——一个无法靠电影谋生、只能去开车的人，通过这份工作倾听他人、观察世界。我无法逃离自己的现实处境。

但一旦禁令解除，我就回到了一个普通导演的状态——可以在一定条件下工作，可以自由出行。不过这在现实层面并没有带来太大改变。因为我能做什么呢？我可以去申请拍这部电影的许可吗？当然不可能获批。但至少在心理上，我不再觉得自己仍受禁令束缚，不再困于自我、不再执着于过去的处境。我能够敞开心扉，把我的创作、我的电影，献给那些曾和我在狱中共度时光的人们。

问：汽车一直是伊朗电影的重要元素——无论是在您的作品中，还是在阿巴斯·基亚罗斯塔米的电影里，甚至包括您儿子帕纳·帕纳西在2021年执导的《同车异路》。我觉得很有趣的是，您这部新片的故事也主要发生在一辆行驶中的车内。

《同车异路》

贾法·帕纳西：我也说不清这是什么原因。我记得有一阵子，伊朗导演拍了很多关于孩子的电影，人们就会问：「你们为什么总拍孩子？」现在又变成了汽车：「你们为什么总在车里拍电影？」不管我们换什么题材或场景，总会有人问为什么。但我想，对于地下电影来说，在车里至少能提供一种最低限度的安全感，更容易躲避情报人员的监控。不过，我并不是为了拍「车」才拍这部电影的。其实只有大约百分之二十或三十的戏份发生在车里，它只是连接不同段落的一种方式。那我还能让人物怎么移动？我总不能把故事设定在19世纪，让他们骑骆驼或坐牛车吧（笑）。

问：您提到「孩子」让我觉得很有意思，因为我本来确实想问这个问题（笑），不好意思！虽然这部电影并不是关于儿童的，但它的开场就将整部作品奠基在一种「儿童式的道德观」之上：一个孩子提出一个问题——一场意外究竟是上帝的安排，还是人为造成的？而这一想法在影片结尾以更深刻的方式再次回归。

贾法·帕纳西：也许这么说听起来有些老套，但这确实关乎对新一代的希望。在「女性、生命、自由」运动中，正是年轻一代挺身而出，打破了一切规则——以至于今天的伊朗已经被划分为「玛莎·阿米尼之前」和「玛莎·阿米尼之后」两个时代。（译者注：玛莎·阿米尼因未规范佩戴头巾，在拘留期间疑似遭到警方的暴力执法，最终在德黑兰身亡。阿米尼的死在伊朗引发一系列大规模抗议活动，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关注。）

问：我听说您在拍摄过程中曾遭到警方的阻拦，但由于当时正值选举，他们害怕负面舆论，所以并未过多干涉。您能否多谈一些在那段时间里拍摄时所面临的政治环境？

贾法·帕纳西：一般来说，拍地下电影必须非常迅速，因为随时都有可能被叫停。所以我们的工作节奏很快，警察来的时候，拍摄其实已经接近尾声。他们没能拿到我们的素材或任何拍摄资料，因此只能作罢。不过他们威胁了很多剧组成员，警告他们必须停止参与这个项目。他们不知道我们其实已经快拍完了，还以为我们还有很多工作没做。

问：很多关于政治犯的电影往往聚焦于被捕、拷打，以及狱中的生活。而去思考「这一切之后的生活」——是很难想象的。所以，看到一部讲述经历了监禁后，个人生活的电影，会让人感到非常震撼。您能谈谈这方面的想法吗？

贾法·帕纳西：生活注定要继续，但那段经历已经留下了深深的印记。你可能从一个「小监狱」里被释放了出来，但依然困在一个更大的「监狱」里，那段经历敲骨吸髓，挥之不去，任何事物都可能让你重新回到那个记忆里。

我在《出租车》里其实也拍过类似的情节：有一幕我在开车，听到了一个声音，我问我侄女：「你也听到了吗？」我一直在寻找那个声音。后来人权律师纳斯林·索托德上了车，我跟她说起这件事，她说，几乎所有坐过牢的人都会对声音异常敏感，尤其是对审讯者的声音。所以其实那部电影里已经有这个暗示，而在这部新片中，这种创伤被表现得更加深入。

《出租车》

问：这部电影的出现恰逢其时，因为当下全球范围内的审查正愈发严苛。我想知道，您会给艺术家们什么样的建议，让他们更加勇敢？尽管面临各种威胁，您始终没有停止发声。人应该如何找到那样的勇气？

贾法·帕纳西：我不知道你是否真正见过那些真正勇敢无畏的人，因为我担心大家对「勇气」有些误解。我并不是什么勇敢的人，我只是做着自己的工作——拍电影而已。

有很多人正在监狱里承受巨大的痛苦，他们才是真正做出了惊人之举的人。他们经历了无数次绝食抗议，在狱中奋斗，甚至坐上几十年的牢。而我只在监狱里待了七个月，绝食也只坚持了两天。和他们相比，那根本不算什么。我只是继续做我自己的工作，仅此而已。

当人们把这看作「勇气」时，我其实感到有些惭愧。这对那些真正承受风险的人，尤其是那些走上街头、勇敢反抗的年轻女性来说并不公平。人们常常把她们的牺牲视为理所当然，但她们比我勇敢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