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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文无关。
在一个叫何头余的村子,我们大队的三治队伍,驻扎了不短时间。
冬天来了,河谷里的风,顺着河道肆虐。天下起了大雪,我们没有停工,还在河谷里抬石头,打滑坡。
破旧的袄子难抵严寒,我在腰间扎了一根䌁子,“䌁”字未必对,我是想当然,就是稻草拧成的粗绳,用来捆柴禾。扎上䌁子倒底好多了,寒风不会从袄子下面灌进身体里。脚下穿的什么鞋,已经不记得了,应该不是棉鞋,干三治的人,没有谁这么奢侈。
在石头塘子里站定,我说了一句“一将功成万骨枯”,显然是牢骚话,大约是说这么大的雪,漫天皆白,应该休息了。
第二天,大队三治队伍通知夜里开会,那时候白天干活,夜里开会是常事,在生产队也是一样。这个会,是专门针对我的,记得有人提前打招呼,说会上要我做检讨。
会议如期举行,还是在大队三治指挥部里,还是在老刘因偷米挨斗的那间屋里。
20多人,各自拿了凳子坐在堂屋里,油灯特别昏暗,气氛特别庄严。主持人讲了当天开会的内容,要我作检讨,大家“帮助”。
一个晚上的会议,议程设置就是我,你说这是什么会?批评?批斗?批判?老实说,我到今天也没有弄清应该用哪个词。批评显然不符合当时情形,批斗批判还不至于,因为,我没有看到会场群情激愤,领导也没有暗示让我站起来接受批评。还算温和吧。
大约是我做了自我批评,狠批了自己不该发牢骚,既没有万骨枯过,也没有一将功成,都是为了革命的事业,大家才与天斗与地斗与山斗与水斗,才来到了长堰河岸学大寨。
会议在深夜结束,明确要求我写检讨,并且第二天早上一定要交。
这明显是一种精神与身体的惩罚。
是在油灯下写的,还是在电灯下写的,哪里来的油灯,我敢不敢用东家的电灯,现在全不记得了,只记得,第二天早晨,我如期交上了检讨书。
检讨书返工没有,也不记得。我每次回老家去,春和叔叔都会提起这事,他说,领导接过检讨书,认为那字不是我的,我的字,应该比检讨书上的好,于是怀疑,这是我用左手写的,用来蔑视组织。春和叔学着领导的声音,模仿得惟妙惟肖。
检讨书应该没有返工,我今天回忆起来没有深刻印象,就是证明。大队指挥部无非就是借我这事压压水气,统一思想,在以后的工程里,拧成一股绳,争取在全公社上十个大队里,永远优秀。
在写这篇文章前,跟朋友说到这件事。朋友说,要是我,就不参加这个批斗会,打死也不参加。我说,我当时是一个21岁的青年,处在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时代,我能跑到哪里去?为了事态不再升级,我必须接受批斗。
过了严冬,春天来了,我们又搬到老鹳庙做了一段时间,最后搬到了长堰街上,居然住到了下届同学王香华的家里。在同学家里住,很不是滋味,倒不是同学家对我不好,而是自己在学校读书时,还算个学习优秀的学生,下届很多同学认识我,毕业后混得这般田地,见到王同学,总感觉抬不起头来。
我们生产队派出了3个人参加治河工程,我,春和叔,还有一位与我同龄的明清。春和叔在结束三治之后,在帮他人填炮时炸断了一只手臂,明清入赘武汉市郊青菱湖某家,8年前早逝,送回老家火烧桥安葬。以后有时间,再写写这两位“治友”的人生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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