荐读|杨立华：北大的元气

你也许在B站上见过他讲课的身影，也许在书店书架上屡屡撞见这个名字，也许被2023年北大开学典礼教师代表的发言所震撼……每一个时代总有人强有力地代表着北大的气质，让人对这所校园心驰神往，杨立华老师就是这样的人。

内核稳定，习惯独处

2024年的一个秋日傍晚，北大理科教学楼，406教室被挤得满满当当，其中不乏“蹭课”的同学甚至老师。两面落地窗外是夕阳、远山和红色屋檐。杨老师走进教室，按照多年的习惯，站在讲台上连续讲完了近两个小时的课。课毕，短暂的寂静后是掌声雷动……

杨老师在北大执教近30年，授课早已超过一万小时定律的时长。讲台上的他有着饱满的说服力，被学生尊称为“杨子”，被网友誉为“北大哲学系男神”。讲台之外，他说自己其实就是普通人，在家就是看看书。

您在课堂上给我们的印象是自信的、积极的、肯定的、幽默的，有一种很强的精神感召力。我们很好奇您平时过着一种怎样的生活呢？

杨立华：我私底下肯定是没有什么幽默感的，也不太爱和人聊天。我的学生都会对我有一些误解，以为我可能是一个比较外向的人，其实我是比较习惯也喜欢独处的。平时的状态跟上课肯定不一样，因为上课还是一种面向更多人的呈现。我平时其实就是普通人，在家里就是看看书。

我的确比较忙，几边的事情比较多，但我基本上能接受特别忙的节奏。当然，我不会尝试挑战可能带来比如身体上的某种问题的那些极限。忙一定有一个限度，忙到一定程度，我一定会暂时放下一些东西。比如特别忙的时候，我就只能不写作了，甚至阅读都非常有限。

大部分不忙的时候，其实无论在学校还是在家里，我独处的时间都比较多。但独处不是不跟人交流，因为还在做事——想自己的事、看书、写东西，只是说心态是一种独处的心态。

也还会有一些调适自己的东西，不能什么都是那么有条理的。如果一个人所有的地方都是合道理的，这其实很危险，要有一点“没意义”的事。比如极偶尔我会追个剧，前段时间看《我是刑警》，看得还挺上瘾的；再早有朋友推荐《平原上的摩西》，我下载到手机里在飞机上看。有的时候我会下棋。反正这是一种比较重要的身心的整理，这部分事情也要有。但大部分时候我做事情还是在条理和稳定当中的。

您在生活中会不会时而面临意义感的缺失或者现实的压力？您又是怎么克服它们的呢？

杨立华：迷茫和意义感缺失的情况，都是非常年轻时候的事。我这派的功夫不大会有这种情况，因为我们这是“义理派”，也就是“道理派”，它具有超强的稳定性，我的整个成长历程就是在获得越来越强的稳定性。所以，意义感的缺失和悲观的态度对我来说已经是很遥远的事情了，我认为这些东西是多余的、负面的，无论对自己还是对别人都没有实际的提高或者帮助。尤其随着年龄阅历的增加、随着阅读和思考，我现在对人对事的稳定性是会越来越强的。

压力永远有，但是总体上来说，我化解压力的能力还比较强。压力一般不太会被我转变成焦虑，特别是我个人的事。也许家人朋友的一些事情反而可能会让我焦虑，因为这不是我们要面对的事情，会有一种比较强的无力感。

我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越大的事我其实越放松。比如说第二天有个比较大的讲座或是直播，我反而没什么事儿。

您是什么时候才到达现在这样一种拥有非常稳定的内核的状态的呢？

杨立华：大概是45岁到达了这种状态吧，当然还会有起伏。我不是一个脾气特别好的人，可能50岁以后脾气越来越好了，这也是跟阅读、思考有关系。你就不断地深入到各种各样的经典里去，在经典里汲取智慧、汲取义理的养分，不断地获得提高。

这一年对我最重要的哲学家就是王夫之，他对我影响非常大。我一般一段时间会特别集中地读几位哲学家，就像当年朱子，再早阳明，有一段时间是海德格尔，还有一段时间是黑格尔和谢林，这些都对我影响比较大。

“陈老师人很温和但气质严肃，汤先生就是一个‘宽厚’”

杨老师硕士、博士阶段先后师从陈来先生、汤一介先生。

如今，杨老师依旧时而在课堂上讲起两位老师。他自称“困之勉行”之人，以“孤峰峭壁，境界高”形容陈老师，以“世家子弟，雍容”形容汤先生，讲起自己很幸运在老师身边呆了比较久，一旦有所动摇、偏移，就能在老师身边得到矫正。他的言语间透露出蕴藉而深沉的力量。

在您的学生时代，老师对于您的学习方式、思考方式或者其他的方面产生怎样的影响？您是怎么和老师交流的？那是一种怎样的状态，会获得哪些启发？我们很想作为借鉴。

杨立华：陈老师其实人很温和，但是气质严肃，所以我有对老师终身的敬仰和敬畏。我读研究生时，最重要的阶段是陈老师给我们开课的时候。陈老师带我们研读了一学期他在博士论文基础上出版的《朱熹哲学研究》。每个同学分享其中一章，讲完之后，陈老师会解说一下。当时还有一门课叫“儒家资料选读”，对应现在的研究生课程“儒家哲学著作选读”。这门课上，我们就一条一条地读《传习录》上的语录，大概每次课能读5到10条。我们五六个同学轮流讲，讲完之后一起讨论，讨论到差不多了，陈老师会告诉我们哪个地方读对了、哪个地方读错了、谁说得更好一点，然后就接着往下读。这个课是正经教“手艺”的。硕士论文定题目，是我们上完课在路上陪着陈老师走时商定的。陈老师说：“你们都想做什么呀？”我说了一下我的想法，陈老师说可以。当时我想研究聂豹和王畿的辩论，陈老师说做辩论很难，你不要做辩论，做一个聂豹研究就可以了，于是定下来了。因为当时研究生少，陈老师还不能带博士，我们几个人每学期都还能去陈老师家里见一见、聊一聊。不过我那时跟陈老师聊的不太多，因为我在陈老师面前还是比较紧张。

陈来

汤先生就是一个“宽厚”，对我可能也比较放心，所以不太管我。他没有批评过我，只是提醒过我。那时候我在北大教书都十年了，有一次他对我说：“立华，你这个社会活动挺多呀，别影响学术啊。”我跟汤先生更多的时候是在具体做事，因为汤先生有各种各样的活动，比如我的很多师兄的博士答辩，常常都是我去做记录；组织会议、接待一些重要学者，我都参与其中，比如饶宗颐先生来是我接待的，金庸来也是我接待的。很多时候就是这样在做事当中。因为汤先生比我大44岁，其实年龄隔的有点远，所以他对我比较慈和。其他的我都在文章里写了，那篇文章也是汤先生去世三周年之前写成的。

汤先生逝世将三周年时，杨老师才做好准备写下文章《渊默而雷声：忆汤先生》。文章里写，汤先生永远沉静从容，最后留给杨老师的话是：“你是有可能成为大学者的。”

“建立喜爱比什么都重要”

作为有理工科背景的人文学科老师，杨老师在课堂上总会带有汪洋恣意的“串台”般的联想。老师曾饶有兴致地谈起《三体》《盗梦空间》，多次提及自己所笃信的热力学第二定律，也会认真严谨地阐释时空无穷的概念……老师还认真呼吁我们学好高数、做有实证的学科研究，同时也体察同学学业繁重，劝导大家不要自我怀疑。这些都为我们访谈组的三位理科同学带来了不少亲切感。

在北大这样一所文理兼备的大学，杨老师正是一位文理兼修的老师。我们该怎样追求全面发展呢？以下是杨老师的答案。

在北大这样一所综合性的大学，如何追求综合的提升呢？

杨立华：在北大，你们课业压力都大，将来要走科研道路的话，大一暑假基本上就进组了，一旦进组，时间就更紧了。在这种情况下，节奏不能乱。课业是一个节奏，组里的工作是一个节奏，社会活动是一个节奏，这已经是三部分了，剩下的时间没那么多了。

北大的好处就是讲座比较多，可以适度地听一些讲座。比如给自己规定，选择各种各样的讲座，然后一学期听个五六场、六七场人文方面的讲座。听太多了时间是不够的。

选几种书反复读，真正有专精阅读的经验。有一种完整阅读的经验，就会和别人不一样。比方说你将来见到一个人，他只能读让他舒适愉快的、小品一样的、营养成本低的、对心智提高没有什么太大意义的东西，相比之下，你就和他产生了区别。我们是有完整的阅读的经验，而且最好能够有受用，进而对有挑战的完整阅读真正建立起喜爱。建立喜爱比什么都重要。

艺术方面也应该有所关注。有所关注不是你要达到什么水平，比如说一定要掌握某个乐器。你们小的时候都会被逼着“砸钢琴”，但是你知道那种培养其实是无效的，最主要的问题是没有建立起对古典音乐的真正的喜爱。一个人就是再通乐理，但他感受不到其中的美、感受不到其中的好，不会在一首曲子快结束的时候有一点小伤感，那这种通乐理也是无效的。我们今天切忌“为人之学”，学东西就是为自己，就是因为我自己喜欢，听了之后能得到那种激发的美感，进而塑造我的审美判断力，这是最重要的。真正喜欢一样东西的人，内在真正发生了深刻改变的人，外面一定显得出来。这就是孟子所讲的“晬然见于面，盎于背，施于四体，四体不言而喻”。所以千万不要为了跟人吹牛而去喜欢什么，虽然年轻的时候难免这样，但是最重要的不能是这个。所以你一旦目标特别明确，实际上你在北大是能够有特别大的收获。你知道到处都是好东西，但是不可能都要，因为没那么多时间，所以只能从里面选。

“真的追求真理，不顾毁誉”

杨老师曾在不止一个场合讲：北大的“大学”之大，在于人格之大、思想学术之大。大学生应当有君子的自我意识，大学不能停留在狭隘的“专业化”，要有超越任何功利目的之外的专注和宁静。

杨老师还说，每个时代的元气，要凝聚起来，就是靠每个领域内的一些人。

我们问老师，“元气”是什么。老师片刻不语，而后凝视着我们，一字一字说出：“真的追求真理，不顾毁誉”。老师目光深邃如渊，沉静的气息仿佛凝住了窗外疏朗的枝叶。

什么是一个时代的元气？

杨立华：那个元气是什么？真的追求真理，不顾毁誉。（漫长的静默）

毫无杂念我承认我做不到，我当然是在追求真正意义上不为名利所动，但还有相当的距离，但是我也是在努力地争取超越名利这些东西对我的负面的影响。虽然杂念存在，但你要知道，你是做学术研究的，念兹在兹的是沿着你所在的那个学科的方向去探索真理追求真理。如果你没有这个信念是不行的，那真的就不是元气。

什么叫不顾毁誉？就是要有学术和思想的勇气。其实一切学科都一样，如果大家都是在追求多快好省地发表成果，然后做那些比较容易出成绩的小题目，这样的学术永远没出息，这不是元气。真正的元气，比如在人文学科，现在讲自主知识体系、“两个结合”的必要性，这个必要性不用再反复谈了，重点是，做出“两个结合”的典范，真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但做出这样的东西反响如何呢？不知道。我只能念兹在兹，就是我讲的“用心”——再忙，我念念不忘地想的就是这个事儿。我现在写新的书就是，遇到一个环节，可能会花一个多小时犹疑向哪个方向写。我的思考状态就好像探索道路一样，有的时候到分叉的地方，要决定是往这个方向进行体系的建构，还是往那个方向进行体系的建构，这是会犹豫。最近半年多我只要一动笔，就是要想清楚。有的时候我会停顿，一个是因为忙停顿几天；一个是我一个环节卡在那了，怎么做系统的论证性的阐发我没想清楚、它往哪个方向展开我没想清楚，然后就顿下来，顿下来之后基本上我的状态就是念兹在兹。我就不断地想，我在想的时候想，我没想的时候其实也在想，就是这个事儿其实没从我脑子里离开过。

北大到今天为止，还可以说是在整个中国学界有元气的地方。在北大的学者当中还是有相当一个比例的人是把学术真正当成自己一生的志业，而不是把学术当成获取某些东西的途径和手段。北大还有这个元气，但是需要鼓舞更多一些人有思考的勇气。

所以您特别强调学术界凝聚元气的作用吗？

杨立华：就中国学术界而言，我觉得无论是文科、理科，文科里面无论是人文学科、社会科学，都是一样——到底能不能给这个社会提供一点指引性的东西。大家都这么迷茫，而学者居然表现得比人家还迷茫；大家都这么悲观，而学界居然表现得比人家还悲观，那么要读书人干什么？很多人迷茫是因为“无法解释”。其实困顿是可以的，艰难的局面是可以的。但是如果这个困顿和艰难的局面得不到有效的解释、没有有效的分析的可能，就会不知道下面要做什么。现在的事情没有解释，就意味着未来要发生的事情根本无从理解，大家需要理论的时候我们没有。如果知识界的判断力平庸得跟知识界外是一样的，要这个知识界干嘛呢？

理工科还好一些，当然也有很多形形色色的人——哪儿都有，对吧？这些人总是在替中国学界妄自菲薄。其实妄自菲薄又怎么样呢？承认自己不行，没问题，那现在问题是能不能改善、怎么改善，能不能超越、怎么超越。我们的差距到底有多大？真的有那么大差距吗？我是不相信的。中国的科技水平跟西方的科技水平差距是100年前的差距吗？这种论调实在荒唐。我形象点说，其实就是这个差距：看到人家做出一个成果，一拍脑门，“哎呀，我想到了，就是没试”。

所以说，悲观是无力的？

杨立华：关键是，要这种非理性悲观干什么呢？是什么差距就具体说清楚。一个老师，不要总是总体做判断，你得把你自己专业的事说明白——比如你的实验室和别人的实验室到底有多少差距，这种差距是因为经费、实验设备、知识水平，还是研究能力、创造能力。我对没有分析性的各种情绪化表达极为反感，不管这种情绪化的表达是乐观的还是悲观的，你还是要面对事情。学者是做事的，不是做官的。学者就是要创造出自己的作品来，至于别的工作，那都是附属。

采访手记

2023年的北京大学优秀中学生暑期学堂上，三千人坐在邱德拔体育馆，杨老师一人于台上侃侃而谈，最后只是轻轻留下一句“别的也不多说了，我在北大等你”。成为北大学生后，我们落座课堂，他还是身着西装笔挺地站着，洋洋洒洒地讲下来，满座安静谛听，又时而哄堂大笑。

老师身上有许多学术的、行政的、社会的光环，耀眼而光鲜。老师并没有否认个人的专精的努力，但也谦和地笑着强调自己总能受人提点的幸运，也毫不避讳地谈及自己青年时期的困顿、迷茫和求索。拨开时间的雾霭，我们仿佛遇见那位曾和我们一样迷茫却也坚定的北大青年。

光环的背后必然是忙碌。杨老师的日程被安排的很满，写书、授课、出差、讲座，他的研究生总是每周课下才有机会和他交流。虽然他总在感叹“实在太忙”，但你还是能够在点开一场讲座直播后，看到老师饱满而真诚的状态。

再忙也不会耽误上课。两节五十分钟的课，老师会课间无休讲到一个小时五十分钟。有一次课因为其他安排冲突了，就拆成四节课填在另外四周，一次讲两个小时二十分钟。对于上课时间，老师总是“向上取整”，笑称“不会欠你们课时的”。

“望之俨然，即之也温”。期末结课前的最后一周，校园里弥漫着紧张的复习备考氛围，冬日暖阳下的静园草坪却格外安宁，我们穿过藤条半掩的院门，在文研院一楼的一间会议室里采访到了杨老师。一个多小时的访谈时间里，老师认真思考和回应我们提出的每一个问题。访谈后我们问可否留影，老师爽快同意并主动请来其他老师用专业相机为我们拍了合影。

课堂内、课堂外，杨老师就这样真诚而温润地，给学生带来朴素的提点和深刻的提升。

文章来源：元培学学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