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赓哲 王昊斐：巴蜀还是岭南——唐天宝荔枝贡来源献疑

天宝荔枝贡来自哪里？这个问题在唐代并无异议，就是来自岭南，《唐国史补》及与杨贵妃同时期人的杜甫、鲍防等诗句均可证明。但中国古代荔枝产地，除今两广外，还有四川和福建等地。众所周知，荔枝保鲜期短，加之岭南路遥，至宋代开始有人认为天宝荔枝来自巴蜀，此说一直影响到现代史学界。持论者不乏一些名家，采信者众多，且有成为社会共识的趋势。

然问题果真如此吗？目前持巴蜀论者都是以荔枝易腐、巴蜀路近、数日可达长安为前提的。但是，翻检史料却发现，唐代众口一辞，都明指贵妃荔枝来自岭南，再加上前有东汉由交趾向洛阳进贡鲜荔枝的先例，后有北宋、金朝长距离递送鲜荔枝的史实。那么，巴蜀论者是否忽略了古人可能拥有的荔枝保鲜技术和蜀道之难？所以目前来看，很难下定结论说天宝荔枝贡尤其是鲜荔枝来自巴蜀。

有关天宝荔枝贡，最有名的记载当为杜牧《过华清宫》：“长安回望绣成堆，山顶千门次第开。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经此诗渲染，荔枝几乎已“符号化”，成为唐玄宗、杨贵妃奢靡生活之象征。然《过华清宫》一诗中并未指出荔枝产地，《唐国史补》则曰：“杨贵妃生于蜀，好食荔枝。南海所生，尤胜蜀者，故每岁飞驰以进。”也就是说杨贵妃儿时经历使得她爱上荔枝，后来发现岭南荔枝滋味胜于蜀，所以自此由岭南进贡。张九龄开元时期曾做《荔枝赋》，序言盛赞岭南荔枝之美：“南海郡出荔枝焉，每至季夏，其实乃熟，状甚环诡，味特甘滋，百果之中，无一可比。”严耕望《天宝荔枝道》认为可能是张九龄使得岭南荔枝蜚声京城，贵妃慕名。而杜文玉《杨贵妃、高力士与荔枝的情结》则认为是岭南出身的高力士向杨贵妃建议的结果。

一些当时人的记载也证明献于南海荔枝并非虚事。杜甫《病橘》诗曰：“忆昔南海使，奔腾献荔支。”唐天宝末年进士鲍防《杂感诗》：“五月荔枝初破颜，朝离象郡夕函关。雁飞不到桂阳岭，马走先过林邑山。”《新唐书》卷二二：“帝幸骊山，杨贵妃生日，命小部张乐长生殿，因奏新曲，未有名，会南方进荔枝，因名曰《荔枝香》。”这一条在乐史所著《杨妃外传》也有载：“明皇在骊山，命小部音声于长生殿奏新曲，未有名。会南海进荔枝，因名《荔枝香》。”内容虽大同小异，但“南海进荔枝”已明确了此处“南方”指的就是岭南。

杜修可在《杜诗详注》中认为杜甫所言的荔枝贡品来自“南海”是“借汉事以讥之”，严耕望在《天宝荔枝道》一文已经辩白，认为“杜翁用字遣词诚取汉事故实，然与四五十年后之史家记事相同，即不能视为仅取汉故实”。

在唐人眼里，荔枝就是远方化外之地的产物，《唐国史补》卷下：“李直方尝第果实名如贡士之目者，以绿李为首，楞梨为二，樱桃为三，甘子为四，蒲桃为五。或荐荔枝，曰：‘寄举之首。’”缪启愉、缪桂龙在《农书译注》注解道：“所谓‘寄举’，也许是寄托的意思，就是外地来的，则是外来果品的首位。”为何荔枝与其他水果不同，是“外来”的？那是因为唐人心目中荔枝来自岭南等不开化之地。金滢坤认为唐代岭南、闽地考生为增加登第的机会，前往京兆、河南等地冒籍获得解额的社会现象十分突出，故李直方将由“冒籍”途径而考中的进士比作荔枝，称为“寄举之首”。

值得注意的是，在李直方推崇的水果中，有蜀地产物“柑子”，也就是柑橘，它与内地的李、梨、樱桃并列，而荔枝则被视为远方来物。可见在时人眼中，荔枝来源地不是蜀，和寄举考生一样来自蜀之外的地方。李直方为官时间为唐德宗至宪宗元和时期，彼时天宝贡已经停止，而元和贡中巴蜀荔枝是荔枝制品而非鲜荔枝（见后文），故其观念应该是来自对天宝荔枝贡的记忆，即荔枝是岭南贡物。

晚唐郑谷《荔枝》：“平昔谁相爱，骊山遇贵妃。枉教生处远，愁见摘来稀。晚夺红霞色，晴欺瘴日威。南荒何所恋，为尔即忘归。”唐人语境中，“瘴日”“南荒”等常代指岭南，可见至晚唐，贵妃荔枝来自岭南的认知并未改变。

但这里有一大问题令人困扰不解：荔枝容易腐烂，保鲜期短，而岭南路途遥远，如何做到按期到达？

《旧唐书·白居易传》就一再强调荔枝易变质的特性：“若离本枝，一日而色变，二日而香变，三日而味变，四五日外，色香味尽去矣。”这句话就是目前“巴蜀说”的立论依据。岭南若以广州为起点，“去西京五千四百四十七里”，北上有三条路可选，距离最长的是“西北至东都取桂州路五千八十五里”，其他“西北至上都取郴州路四千二百一十里，取虔州大庾岭路五千二百一十里”。的确，岭南路途遥远，以至于朝廷为之特设“南选”，而正常的行旅花费三数月都是常事，娇贵的荔枝早已腐烂。

正因如此，自北宋以后，人们倾向于荔枝来自巴蜀。

有来自涪州说。宋人范成大《吴船录》卷下云：“自眉、嘉至此，皆产荔枝。唐以涪州任贡。杨太真所嗜，去州数里，有妃子园，然其品实不高。”《舆地纪胜》卷一七四“涪州”条也称：“妃子园，在州之西，去城十五里。百余株颗肥内（肉）肥，唐杨妃所喜。”《方舆胜览》卷六八引《洋川志》载：“杨贵妃嗜生荔支，诏驿自涪陵……”苏轼《荔支欺》诗自注：“唐天宝中，盖取涪州荔支，自子午谷路进入。”诗曰：

十里一置飞尘灰，五里一堠兵火催。颠阬仆谷相枕藉，知是荔支龙眼来。飞车跨山鹘横海，风枝露叶如新采。宫中美人一破颜，惊尘溅血流千载。永元荔支来交州，天宝岁贡取之涪。至今欲食林甫肉，无人举觞酹伯游。

这也被世人视之为“荔枝道”上递送荔枝的场景。实际上此诗中最有价值的只有自序和正文中“天宝岁贡取之涪”阐明了苏轼观点，即杨贵妃荔枝来自涪州，至于“十里一置飞尘灰，五里一堠兵火催。颠防仆谷相枕藉，知是荔枝龙眼来”等，实际上有出处。《后汉书》卷四描述汉代由岭南向洛阳进贡鲜荔枝的场景：“旧南海献龙眼、荔支，十里一置，五里一候，奔腾阻险，死者继路。”可见，苏轼不过是用汉代典故，词汇多接近《后汉书》，不能将其视为唐代实景描述。

蔡襄《荔枝谱·第一》在岭南和川蜀二说中取中，曰：“唐天宝中，妃子尤爱嗜，涪州岁命驿致……洛阳取于岭南，长安来于巴蜀。”但此处蔡襄失查，杨氏入宫为开元二十八年（740），天宝三载（744）立为贵妃，而在此之前的开元二十四年（736），裴耀卿漕运改革成功，关中粮食危机缓解，唐玄宗终其一生再没去过洛阳，也无贵妃单独前往的记录，故荔枝贡不可能前往洛阳。

此外，南宋吴曾曾经质疑巴蜀说，后来观点又发生动摇。《能改斋漫录》卷三《曲名荔枝香》：“按：《唐志》以荔枝贡自南方，《外传》以荔枝贡自南海，杜诗亦以为南海及炎方，则明皇时进荔枝自岭表，明矣。东坡诗乃以‘永元荔枝来交州，天宝岁贡取之涪’，张君房《脞说》亦以为忠州，何耶？当有辨其非是者。”此处他仍然延续唐人说法，坚持岭南说。但是在同书《贡荔枝地》一文中观点改变了：

余昔记唐世进荔枝于《辨误门》云：“唐制以贡自南方，《杨妃外传》以贡自南海。杜诗亦云南海及炎方。惟张君房以为忠州，东坡以为涪州，未得其实。”近见《涪州图经》，及询土人云：“涪州有妃子园荔枝。盖妃嗜生荔枝，以驿骑传递，自涪至长安，有便路，不七日可到。”故杜牧之诗云：“一骑红尘妃子笑。”东坡亦川人，故得其实。昔宋景文作《成都方物略记图》，言荔枝生嘉、戎等州。此去长安差近，疑妃所取。盖不知涪有妃子园，又自有便路也。

可见宋代时，“贵妃荔枝巴蜀说”就已经蔚然成风，再加上受到当时民间传说的影响，吴曾便改变固有看法，认为贵妃荔枝来自涪州“妃子园”，又认为涪州到长安路短，可以递送新鲜荔枝。

△ 宋徽宗《写生翎毛图》中的荔枝

有认为是忠州的，《碧鸡漫志》卷四：“《脞说》云：‘太真妃好食荔枝，每岁忠州置急递上进，五日至都。’”此事亦见于《能改斋漫录》卷三，《脞说》即北宋初期的张君房《缙绅脞说》。

也有根据杜诗认为来自戎州的，杜甫《解闷十二首》：“忆过泸戎摘荔枝，青枫隐映石逶迤。京华应见无颜色，红颗酸甜只自知。”王嗣奭《杜臆》：“今涪州有荔枝园，相传贵妃所云‘一骑红尘’者出此。今读公诗，乃知出泸、戎者是。公年与相及，必不妄。然已‘无颜色’，涪去京更远，能神输鬼运乎？”实际上，杜甫《解闷十二首》中另有一阙：“先帝贵妃今寂寞，荔枝还复入长安。炎方每续朱樱献，玉座应悲白露团。”唐代以樱桃为太庙荐新，而樱桃季节之后就是荔枝成熟的季节，所以称荔枝进贡为“炎方每续朱樱献”。“炎方”可作两解：一是雅乐迎俎歌词，“迎俎用《雍和》：昭昭丹陆，奕奕炎方”，以此借喻太庙荐新之礼。二则可能是一语双关，指岭南地区。如李白《古风》之三四：“怯卒非战士，炎方难远行。”白居易《夏日与闲禅师林下避暑》：“每因毒暑悲亲故，多在炎方瘴海中。”柳宗元《祭崔君敏文》：“某咸以罪戾，谪兹炎方，公垂惠和，枯槁以光。”吴曾《曲名荔枝香》就认为此处“炎方”指的是岭南。故可见杜甫并未否定岭南进贡，只是在泸戎摘荔枝时睹物思情（杜甫在此之前应该是无缘吃过新鲜荔枝），由荔枝想起玄宗与贵妃之事，挥笔而成，并不是说荔枝来自于此。否则其《病橘》明确所说的荔枝来自南海就无法解释了。

实际上天宝时期戎州的确有荔枝进贡，但并非鲜荔枝，而是荔枝煎。《通典》卷六“天宝贡”曾提到南溪郡（即戎州）的荔枝煎贡物：“南溪郡，贡葛十疋，六月进荔枝煎。今戎州。”《南部新书·辛》：“户部式云：‘安曲西偏桃仁一石，安州糟藏越瓜二百挺、瓜荳豉五斗，戎州荔枝煎五斗，兼皮蜜浸四斗……’余久主判户部，逐年所上贡，此物咸绝，但杭州进糟瓜耳。”戎州荔枝煎可能是当地长期的贡物。而荔枝煎乃荔枝制品，类似蜜饯，非新鲜荔枝。

也有笼统说巴蜀的，曾巩《福州拟贡荔枝状》：

臣窃以《禹贡》扬州厥包橘柚锡贡，则百果之实列于土贡，所从来已久，二帝三王所未尝易也。荔枝于百果为殊绝，产闽粤者，比巴蜀南海又为殊绝。闽粤官舍民卢，与僧道士所居，自堦庭场圃，至于山谷，无不列植。岁取其实，不可胜计。故闽粤荔枝食天下，其余被于四夷。而其尤殊绝者，闽人著其名至三十余种。然生荔枝留五七日辄壤，故虽岁贡，皆干而致之。然贡概以常品，相沿已久。其尤殊绝者，未尝以献。盖东汉交阯七郡，贡生荔枝，十里一置，五里一候，昼夜驰走，有毒蛊猛兽之害。而唐天宝之间，亦自巴蜀驿致，实开侈心。

曾巩认为，闽粤两地的荔枝优于巴蜀、南海，有日常进贡，但皆为干货，他无法否认《后汉书》中交趾向洛阳的生荔枝进贡，但是强调了“唐天宝之间，亦自巴蜀驿致”。

《涪州志》称自涪陵到长安的荔枝道需行七日。严耕望对此有所疑问，涪州至长安陆路多则二千二百余里，若满足贵妃所嗜，疾行五百里外，还要增加速度，如果按《涪州志》七日夜计算，一日需三百里，“人马毙于路者甚众”就比较夸张，但“或云七日者，正为由岭南驿贡之日数欺？然七日驿到，荔枝已败坏矣”。

如前所揭，《通典》和《南部新书》都有巴蜀向长安进贡荔枝的史料，但都是“荔枝煎”。另有元稹《浙东论罢进海味状》：“臣伏见元和十四年（819），先皇帝特诏荆南，令贡荔枝。”但是这些史料所述年代距离杨贵妃时代已然过去了数十年。唐代贡籍大约有开元贡、天宝贡、元和贡、大中贡等体系，这期间还有各种修正、改变和零星的进贡，贡物产地也多有变化，宋人“巴蜀说”大概就是依据《元氏长庆集》启发才有此断言。唐代荆南指的是荆州、澧州、朗州、峡州、夔州、忠州、归州、万州一带，而目前可见的宋代史料中，张君房《缙绅脞说》是最早说贵妃荔枝来自巴蜀的，而他所指正是隶属于荆南的忠州。但同为宋人的司马光、宋祁等人在《资治通鉴》和《新唐书》中倒还坚持南海说，不过这并不妨碍“巴蜀说”逐渐开始流行。

现代的严耕望、冯汉镛、蓝勇等一些历史学家明显倾向于“巴蜀说”。严耕望《天宝荔枝道》虽已注意到汉代有从南海向洛阳进贡荔枝的记载，并且注意到了《唐国史补》以及杜甫等人关于荔枝来自岭南的论述，但还是相信宋人的说法，支持巴蜀说，即荔枝来自涪州而非岭南。其立论的基础就是白居易所说的“一日而色变，二日而香变，三日而味变”，认为涪州可在期限内到长安，而岭南万万不可。至于唐人众口一辞指向岭南，严先生做了这样的推测：“唐人以此为杨氏罪，故偏指远地欤？”

张生也提出若依据气候这个客观因素，岭南荔枝无论是在产量还是质量都应在巴蜀荔枝之上，但为何还会是唐宋贡在四川？其分析原因有二：一为道路近便，二是唐代对四川荔枝的评价居于首位，对宋代有较大影响，故呈现出“荔枝贡”隋唐以前在岭南、唐宋在四川、元明清在福建的现象。对于该文结论的第二点笔者不敢苟同，唐人并不视巴蜀荔枝为最佳，宋人心目中，荔枝以闽地为最佳，详见后。

生活经验告诉我们，荔枝的确容易腐败，难以长时间保存，所以这一点就成为本文问题的节点。笔者认为，这个问题似不可依据常识轻易下定论，岭南说依旧不可轻易否定，关键点有三：

第一，荔枝有无办法长时间保鲜？第二，岭南道远，蜀道路短，可是蜀道运输效率如何？第三，唐代以前和以后，有无超远路途进贡鲜荔枝的案例？

古今思维模式不同，“了解之同情”的原则甚为有理，按照近现代思维模式对古人技术进行揣测可能就会与真正的古人技术之路大相径庭。更何况现今技术思想是工业时代思维，是基于技术本身和社会成本的综合考量。但是，假如为所爱不计成本呢？在不计成本的情况下，古人所做的事情可能是今人难以揣测的。

坦白地说，笔者还没有找到唐代荔枝保鲜的史料。但是这大概只是史料阙如罢了。现在看来，那时荔枝保鲜期大概比“四五日”为多，而且大约有特别的驿送制度。其实前面所提的白居易那句话是有前提的，就是“若离本枝”，即指单独的荔枝颗果而言。事实也是如此，单独的荔枝颗果容易变质，但若连枝摘下，保鲜期便会有效加长。古人的确也是这么做的，甚至于“荔枝”一名的由来可能就是对这一行为的描述。

荔枝最早在司马相如《上林赋》中被称为“离支”，钱伟《“荔枝”释名》：“在上古汉语中‘离’有割取之意，如‘牛羊之肺，离而不提心’（《礼记·少仪》），句中的‘离’就是‘割取’。‘支’通‘枝’。……古人已经认识到这种水果的一个显著特点：不能离开枝叶，假如连枝割下，保鲜期会加长。”另外《扶南记》云：“南海郡多荔枝树，荔枝为名者，以其结实时，枝条弱而蒂牢，不可摘取，以刀斧劙取其枝，故以为名。”“劙”通“剺”，即分割之意也，也就是说荔枝是“砍下来的枝子”的意思。

前文提到唐代荔枝保鲜史料阙如。但是宋代有多条史料，文同《谢任泸州师中寄荔支》：“有客来山中，云附泸南信。开门得君书，欢喜失鄙吝。筠奁包荔子，四角俱封印。……相前求拆观，颗颗红且润。”筠奁即竹制筒盒，这是一种用竹制容器密封保存的方式。范成大《吴船录》卷上记载：

乃知寻常用篮络盛贮，徒欲透风，不知为雨露沾洒，风日炙薄，经宿色香都变。试取数百颗，贮以大合，密封之，走介入成都，以遗高、宋二使者，亦雨夕到。二君回书云：“风露之气如新。”记之以告好事者。

这都是短途运输，也许帮助不了问题，但宋代还有别的方式保证鲜荔枝的长途运输，只是不考虑成本而已。宋代重闽地荔枝，宋徽宗时期太师蔡京自仙游选荔枝栽瓦瓮中，以海船运出湄洲湾直抵汴京。《三山志》卷三九《土俗类·土贡》：“宣和间，以小株结实者置瓦器中，航海至阙下，移植宣和殿。”还有诗云：“蜜移造化出闽山，禁御新栽荔子丹。琼液乍凝仙掌露，绛苞初绽水精丸。酒酣国艳非珠粉，风泛天香转蕙兰。何必红尘飞一骑，芬芬数本座中看。”这是整枝移植。自福建湄洲湾直抵汴京，路途也很不短，尚能保鲜。据此宋人还特地嘲笑唐人“何必红尘飞一骑”。

明代也有多种方式，明初朱权《臞仙神隐》云：“收生荔枝，临熟时……以新芭蕉截断，连根插上亦可。”即将将熟荔枝树枝插在芭蕉上，可能是藉此吸取水分和营养，保证荔枝在连枝摘下后进一步成长、保鲜。徐渤《荔枝谱》：“乡人常选鲜红者，于林中择巨竹，凿开一窍，置荔节中，仍以竹箨里泥封固其隙，藉竹生气滋润，可藏至冬春，色香不变。”有人不信，徐渤竭力辩白，还邀请对方来验看，似乎对此法很有信心。这种办法的原理应是借助鲜竹的水分实现保湿。而且密封有利于累积二氧化碳、降低氧含量，也有利于荔枝保存。

清代荔枝保鲜的记载更多，例如屈大均曾提出“蜜水荔枝”保鲜法，就是“就树摘完好者，留蒂寸许蜡封之，乃剪去蒂，复以蜡封剪口，以蜜水满浸，经数月，味色不变。是予终岁皆有鲜荔支之饱。”这可能就类似于现在的糖水罐头，唐“口味贡”中的“蜜浸荔枝”可能就属此类。还曾出现整枝甚至整树运输，乾隆帝《食荔枝有感》小注：“闽中岁进荔支，多连树本，鲜摘，色味绝佳。”但因为成本昂贵，即使皇帝也不能饱啖。

《新唐书·杨贵妃传》强调：“妃嗜荔支，必欲生致之，乃置骑传送，走数千里，味未变已至京师。”可见，唐代荔枝是能做到保鲜期抵达京城的。笔者虽然找不到唐代荔枝保鲜的具体史料，但那只是史料佚失的结果，很难想象其他朝代能够想到的办法而唐人完全想不到。

保鲜措施之外，毫无疑问最要紧的是传递速度。早在汉代即有飞邮荔枝之事。汉武帝破南越始得知荔枝美味，曾试图移植，当然这种不顾环境条件的做法自然无果而终，“汉武帝元鼎六年（前111），破南越起扶荔宫。宫以荔枝得名。……荔枝自交趾移植百株于庭，无一生者，连年犹移植不息。后数岁，偶一株稍茂，终无华实，帝亦珍惜之。一旦萎死，守吏坐诛者数十人，遂不复莳矣”。但他并不甘心，“其实则岁贡焉，邮传者疲毙于道，极为生民之患”。东汉也有交州（越南）荔枝向洛阳进贡的先例，这个路程之长基本不亚于岭南到长安，《后汉书》李贤注引《谢承书》：

唐羌字伯游，辟公府，补临武长。县接交州，旧献龙眼、荔支及生鲜，献之，驿马昼夜传送之，至有遭虎狼毒害，顿仆死亡不绝。道经临武，羌乃上书谏曰：“臣闻上不以滋味为德，下不以贡膳为功，故天子食太牢为尊，不以果实为珍。伏见交阯七郡献生龙眼等，鸟惊风发。南州土地，恶虫猛兽不绝于路，至于触犯死亡之害。死者不可复生，来者犹可救也。此二物升殿，未必延年益寿。”帝从之。

《太平御览》卷九七一引晋《广州记》云：“每岁进荔支，邮传者疲毙于道。汉朝下诏止之，今犹修事荔支煎进焉。”以上史料，一则侧面证明汉代进贡的的确是鲜荔枝，二则证明晋代进贡荔枝皆为干货。汉代由岭南进贡荔枝的手段是设置专门的驿送制度，《后汉书》卷四：“旧南海献龙眼、荔支，十里一置，五里一候，奔腾阻险，死者继路。”置即驿站，候即堠，为锥形里程碑，“十里”“五里”的距离大大小于一般的驿站距离，虽然铺费但好处就是可以频繁换马，保证冲刺速度，用这种速度来保证荔枝的新鲜。当然，和唐代一样，推测可能也有保鲜技术，只是细节缺乏记载。

杜文玉在《杨贵妃、高力士与荔枝的情结》一文中计算，假如快马加鞭，频繁换马，唐代由岭南到长安时间可以缩短为11天。11天送达的荔枝，如果再加上合适的保鲜手段，纵然不算新鲜，也不能称腐败。

唐之后，除了前文提到的北宋由闽地进贡鲜荔枝外，金朝也有从南方递送鲜荔枝到中都之事，《金史》卷八《世宗纪》：

[大定二十六年（1186）]十二月甲申，上退朝，御香阁，左谏议大夫黄久约言递送荔支非是，上谕之曰：“朕不知也，今令罢之。”丙戌，上谓宰臣曰：“有司奉上，惟沽办事之名，不问利害如何。朕当欲得新荔支，兵部遂于道路特设铺递。比因谏官黄久约言，朕方知之。夫为人无识，一旦临事，便至颠沛。宫中事无大小，朕常亲览者，以不得人故也，如使得人，宁复他虑。”

这里被谏议大夫黄久约指摘的“新荔支”，应该指的是鲜荔枝。金世宗口碑较好，体贴民力，于是代价高昂的荔枝贡被叫停。可是清赵翼对此持有疑问：“然荔枝出闽、粤、蜀三处，金时皆无其地，不知其设铺驰递者何地所出也？”确实，金朝统治区域并不包含荔枝产地，那么“新荔支”来自何处？不能排除是金朝与南宋榷场贸易的产物。

绍兴和议（1141）后，金设置了十二个榷场与南宋进行交易，泗州场是最大的，《金史·食货志》载：“所须杂物，泗州场岁供进新茶千胯、荔支五百斤、圆眼五百斤、金橘六千斤、橄榄五百斤、芭焦干三百个、苏木千斤、温柑七千个、橘子八千个、沙糖三百斤、生姜六百斤、栀子九十称，犀象丹砂之类不与焉。”史料中明确记载的是“荔支五百斤”，而不是像同样保鲜困难的芭蕉为“芭焦干”，所以金世宗时期的“新荔支”也应该有过“奔腾险阻”的经历。

这些荔枝的出发点很可能是南宋的蜀地、岭南或福建，其中福建可能性更大，因为宋人特别推崇闽地荔枝，金人大概率会受“供货方”观念影响。荔枝以水运或水陆联运的方式到达淮河流域泗州，然后由金兵部主管再从泗州榷场以陆路运输、快马加鞭的方式递送中都（今北京）。仅泗州到中都就超过了1600华里，再加上从产地抵达泗州榷场以及榷场贸易耗费的时间，不论如何计算，鲜荔枝从采摘到递送中都，耗时都远超四五日，再考虑到初夏长江淮河流域的高温，如果荔枝依旧能保持风味，足以帮助当时有特定的保鲜技术。

前有汉代南海献荔枝，后有北宋闽地进贡、金朝榷场转运，都侧面印证鲜荔枝超远距离运输完全有可能，依据白居易的四五日之说所设的日程限制可破。

荔枝问题，看似事小，实际上涉及研究理念问题，一个原本在唐代有较为明确答案的问题，唐以后却出现了不同的说法。盖因出发点错设在了“若离本枝，一日而色变，二日而香变，三日而味变，四五日外，色香味尽去矣”的前提上，这个前提本身就忽略了极有可能存在的保鲜技术，具有局限性。假如这个出发点不存在，那么巴蜀说便就难以立足。

本文也许不是定论，但以下问题恐怕是相关研究者不可回避的：

1.《唐国史补》以及杜甫等与杨贵妃同时代人都认为荔枝来自南海，唐人指岭南难道仅仅是为了“罪贵妃”？

2.从汉代和后世北宋、金朝事例来看，超远距离驿送鲜荔枝技术上可行。

3.唐代有巴蜀进贡荔枝的记录，但可能不是鲜荔枝，且多数为唐后期。

4.唐人有可能有保鲜技术，但是我们并不掌握其细节。但也不能断言唐代毫无措施。从汉、宋、金史料来看，如果不考虑成本，实现荔枝长时间保鲜是可以做到的。

5.路途远近是问题，行路难易也是问题。而且是大问题，蜀道短，但蜀道难，照样难以在四五日内到达长安，“巴蜀说”所依据的“优势”可能并不存在或者说优势甚小，这是必须考量的一个问题。

荔枝贡研究实际上牵涉到我们以何种视野看待古代的技术问题。我们经常用今天的科学思维和逻辑水平试图去解释古代所有的技术问题。其实未必然，很多时候，看待中国技术史的各种成就必须坚持“点、线、面结合”的原则，既要明了传统技术曾经达到过的高度（所谓各个“点”），又要顾及传统技术“经验科学”特色所塑造的继承模式（所谓“线”），还要考虑这项技术是否得到发扬光大，能否转化成公共技术，从而对当代及未来产生重大影响（所谓“面”）。

其实，并非所有的技术成就都会经历点一线一面的历程，有的“点”永远是“点”，未能产生深远影响。但是不能就此否定这个“点”的存在。人类历史上的“技术树”很多枝杈是枯死了的，就如唐代荔枝保鲜，它本属于乡野技能之事，进入贡籍后也属于伎术官员之事，在“百工之人，君子不齿”的思想环境中，当然不入掌握史料话语权的士大夫之法眼，在史料中留下印记的概率也就缩小了，但是种种侧面证据显示，它可能的确存在过。它在史料中的阙如，导致了今人研究视野的偏差。

（节选自《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2024年第1期，原文有删节）《中国历史评论》编辑部选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