吹牛皮成刀下冤鬼！1986年宣武区陕西巷“7·18”凶杀案侦破始末

1986年7月18日晚上，住北京市宣武区陕西巷的无业青年高瑞斌去北京站“蹬黑车”拉座儿。回来走到前门箭楼东侧，碰到一个正在路边等汽车的男青年。

高瑞斌问他要车吗？开价是：“车钱加上旅店介绍费，你给‘一张儿’。”

男青年背着旅行包上了高的板儿车，随他来到宣武区陕西巷头条旅馆，一瞧，已经客满，这位男青年说：“说好了是住上旅店给十块钱，现在没住上，我一分不给！”

到手的“大团结”要飞，高瑞斌眉头一皱，计上心来：“嗨，现在已经12点多了，不行就住我家吧！”

“你家远吗？都有谁？”

“不远，就我一人住。你要去，咱还按十块钱算。”

谁怕便宜咬着手？况且这会儿店难找，住半宿也亏。男青年欣然同意。

高瑞斌住的院子共有三户，此时那两户早已鼾声四起。男青年随高瑞斌开锁进了他的屋子，用眼一巡摸，大衣柜、双人床、锅、碗、瓢、盆，一应俱全，还好，没有《十字坡》里孙二娘酒店里那股子凶气。

躺下闲聊，男青年自我介绍姓李，是湖南某县的业务员，此行是“带了一万多块钱，打算在北京办点货。”

高瑞斌瞧着这位“侃爷”，气儿不打一处来，想拿自己的“光荣史”镇镇他，可惜困了，俩人就这样合衣而卧，同床共枕。

后半夜，下雨了，高瑞斌一觉醒来，听见李在身边打呼噜，起初吓了一跳。脑瓜转了转，才想起昨晚上的事。

夜雨潇潇，像催化剂似的，勾起高往事的联想……

自己三十有一，住了4回劳改场，可谓“多灾多难”；“圈里”上来这几个月，卖西瓜、豆角、茄子挣那两子儿，还不够喝酒的，昨晚上揣着几毛钱去蹬车，可谓“虎落平阳”；朝思暮想、但又没指望的媳妇……唉，“光棍好苦”！

对了，这小子说什么来的？“一万块”，那可是一大捆呢！自己“玩牌”欠了5000亏空，一万块还赌债还有富余。偷？虽然最拿手，可跑了和尚跑不了庙，这是在自己家；抢？也不成！干脆，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为了这“一大捆”，豁出挨枪子去了！

想到这儿，高瑞斌翻身下床，摸瞎从外面提拉来两块方砖，咬着牙拍了下去。蒙古刀，毛巾被一起上，没太费事。

擦了擦满手的血，高开始“探囊取物”。待翻遍了旅行包和死者的所有衣兜，气得差点抽自己的嘴巴——什么一万块，敢情就他妈100多！嘿！！！到了阎王殿，我也得跟小鬼儿喊“冤”去！

雨停了，天已经朦朦亮。

高“清醒”了：自己“杀错了”人，也该“料理后事”了！

7月19号上午，住东城的青年高瑞华正在家休班，大哥高瑞斌忽然来了。

大哥进家就哭，可把全家人哭糊涂了——他长这么大，一共才哭过几回？这简直跟闹地震前的动物似的，鸡飞狗跳，总给人以反常的感觉。

高瑞华问他，他说：“尽办对不起家里人的事。”

可到底是什么事？

他又说：“我在北京呆不下去了。”

那上哪去？又不能去月球？具体的，他不说，只好不问。

呆了会儿，高瑞华被大哥拉去一块买烟。回来，又被大哥“邀请”上厕所。瞧着四下无人，大哥郑重地“通知”他：“我杀人了。”

这个让人“肝儿颤”的消息，吓得高瑞华差点没出溜到茅坑里去：“那……尸首呢？”

“在我床底下塞着呢！”

“都谁知道？”

“这不，我跟你说一声，然后再想辙。”

大哥的“信任”，高瑞华觉得是个绳子套，一下套在自己脖子上。

高瑞华懵懵懂懂地和大哥回到家，妻子和母亲已经把饭做得了。吃过饭，大哥捋下手表，连同一包洗换的衣物，新买回的两条天坛烟，一块留在家里。他拿出一个信封，让高瑞华按地址给青海省跟自己一块服过刑的劳改犯寄去，然后骑车走了。分手时，大哥没忘了“安慰”他：“放心，这事与你们没关系。可是……你要敢报官……哼！也知道我的厉害！”他想得很“周到”。

大哥走了，这回倒是要高瑞华的好瞧了。

他以上班为名，把妻子叫出来一起商量。

报案吧？杀人偿命，借债还钱，自古有论。可都是一奶同胞，眼瞧着大哥要去“芦沟桥看沙子”，兄弟良心上未免太有点那个……不报吧？现今有几个杀人越货不犯案的？他死了无牵无挂，自己赔着吃瓜落，值吗？

商量来商量去，两口子往市公安局来了。可走到大门外又站住了：大哥一向心黑手狠，他不是说了吗……

他让妻子先上班，自己回了家。母亲追问，他就说：“这回，我大哥算把娄子捅大了。”接着，他一根接一根地吸烟。

法律，良心；良心，法律。两个砝码在心灵的天平上来回折个儿，折了近两个钟头，觉得还是法律沉。一咬牙，一跺脚——报案！

他骑车来到崇文区的工作单位，把妻子从车间叫出来，然后两人去了崇文分局。

当宣武分局的民警根据转来的报案来到高犯的住处时，果真见到了尸体、血衣、凶器和挖了半截的埋尸坑。

那些被吓得不善的街坊们说：你们早来一步就好了。高瑞斌跟我们借铁锹，说是“堵耗子洞”，整折腾一下午。他出去工夫不大，不知干什么去了。

7月20日晚上，家住崇文区花市某胡同的青工胡某刚端起饭碗，忽然有个不常来的客人登门造访。

胡某共哥儿四个，有三个吃过劳改饭，胡某就是其中之一。劳教解除后，胡某在市内一家印染厂当了工人，有了让“哥们儿”青睐的铁饭碗。可责任区民警不放心，三天两头地找他谈话、教育，嘱咐他不要放着好日子不过，自暴自弃走老路。胡某被民警的真诚帮教感动了：“您放心，我要再折腾，我……”

民警对他说，不能满足于管好自己，还要为社会治安多做贡献。

胡某点头称是，答应民警有事就去反映。

眼下来的这位客人，胡某认识他：姓高，虽大名叫不上，但知道他“底儿潮”，跟二哥较熟。二哥不在，胡某代为应酬。胡某正在吃饺子，邀他一块吃，姓高的吃了几个就放下筷子了。胡某看出他那唉声叹气、愁眉苦脸的样子，自知他是夜猫子进宅——无事不来——事还没好事。

胡某挺机灵，提着酒瓶，端着盘子把姓高的让进里屋。酒斟上了，姓高的说：“我完了。早晚得死。”

胡某问他因为什么？

高闷着不讲，而是要烟抽。

胡某一摸自己的烟没了，便陪他一起出去，为他买了包红缨烟。回来胡某跟他“套瓷”：“你还不相信我？有事你就说吧。”

姓高的这才把昨日凌晨图财害命的事讲了，还对他说：昨天下午想把尸首埋起来。傍晚出去吃了顿饭，回来发现胡同里停着警车，门前围了好多人，知道案发了，吓得我扔掉酒瓶子和一瓶去味的来苏水，蹬车就跑。跑到和平门，扔了自行车，坐着出租车在市内瞎转，后来到了龙潭湖，在那眯瞪几个小时。现在没地方去，想暂时住一夜，然后再外逃。

胡某没想到来人的“事”会这么大。他冷静地打定了主意，劝慰姓高的“好死不如赖活着，不行先到外地躲躲风。”然后找个借口出来，把母亲拉到一边：“妈！你快去派出所报告，这小子杀人了！”接着又回屋“陪”客人。

胡某的母亲不敢怠慢，马上往派出所跑，一边跑一边嘀咕：“儿子喝了点酒，说话有谱没谱？这人命关天的事，可不是闹着玩的。”

到了东花市派出所，老太太打了“伤耗”，话说出来很“客观”：“我们家来个很可疑的人，你们派人瞧瞧去。”

即是“可疑”，不必兴师动众。责任区民警不在，值班所长便派两名民警陪同前去“瞧瞧”。

到了胡家，见胡某正和那姓高的一起吃喝聊着。民警盘问，姓高的自称是人民机械厂工人，住朝阳区，说得有鼻子有眼，说着要“上厕所”。本来胡某已经从屋内“撤”出来，一听里屋那话口，急了，马上把一位民警拽出来：“这小子是杀人犯，别让他跑喽。”他恨母亲误了事。

胡某让民警“谈着”，自己蹬车去派出所二次搬兵。民警闻讯赶来，嘁嚓咔嚓，手铐子欢叫，没太费事。

一审查，姓高的正是杀人犯高瑞斌。从发案到破案，没过3天。

1986年11月3日，高瑞斌被押赴刑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