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亦中丨上海何以成为“电影之城”？

上海这座城市，沉淀了太多电影的印迹和故事值得追溯。正值上海国际电影节开幕，我们不妨从建筑的角度切入，作一次City Walk。

为叙述方便，纸上行程既非顺时针，也非逆时针，而是穿插着进行，类似“交叉蒙太奇”。

影院星罗棋布

上海自开埠后形成的开放性与商业化环境，为电影提供了在中国落地生根的理想土壤。19世纪末以来，“西洋影戏”在这个娱乐需求极为旺盛的大都市营造出得天独厚的市场空间。就建筑物来看，电影院无疑最具电影史鉴证意义。

电影在世界上问世后，最早是租借场地放映的，而后再建电影院。在“电影故乡”法国，首次商业放映的地点选择巴黎卡普辛路14号大咖啡馆地下室印度沙龙。

巧的是，上海早期放映电影的场所也是在茶馆里，即位于四马路（今福州路）的青莲阁茶楼。

1908年，西班牙片商雷玛斯在乍浦路搭建250座的“虹口大戏院”，挖到在上海经营正规电影院的第一桶金。

虹口大戏院

上海英文版《字林西报》从1896年5月15日起，连续刊登“理查饭店”放映电影的广告，较同年8月10日《申报》刊登“徐园”影戏广告早了三个月。

理查饭店即浦江饭店前身，始建于1846年，后迁址外白渡桥东侧，扩建成新古典主义巴洛克式建筑，内部设施豪华，入住旅客以洋人为主，率先提供观影娱乐。

该饭店与电影渊源颇深，电影巨匠卓别林两度来沪就下榻于此。1936年春，卓别林携妻宝莲·高黛来远东度蜜月，途经上海的“闪电之旅”仅一昼夜，由梅兰芳全程陪同，当晚赶往新光大戏院观看马连良演出京剧《法门寺》，并登台合影留念。

新光大戏院位于宁波路，建筑设计参照欧洲哥特式，1930年11月投入营业，作为首轮影院，专映从欧美引进的影片。

上海曾是中国电影市场半壁江山，上世纪30年代国内共有233家影院14万个座位，上海一地便拥有53家影院3.7万个座位，约占四分之一比例，市民看电影的风靡程度可见一斑。上海近年来多批次公布“优秀历史建筑名录”，数家老字号影院榜上有名。

首屈一指的是大光明影院，1928年12月开幕，梅兰芳亲临剪彩仪式；1930年2月22日，洪深在大光明愤起阻止好莱坞辱华片《不怕死》放映，酿成轰动一时的社会事件；

到了1933年，大光明聘请匈牙利建筑师邬达克担纲重建，设计风格饱含现代主义元素，外立面犹如远洋航行的风帆，享有“远东第一影院”美誉。

大光明影院外立面

另一家胜利电影院1929年建成，居处不远的鲁迅先生是一位常客。这家影院的名称屡作更改，历经好莱坞、国民、威利、昭南（日商）、民光等，解放后又曾冠名“新闻科教”及“艺术探索”，折射出上海电影业历史沧桑。

2023年胜利电影院焕新亮相，露天平台上飞檐翘角的中式塔楼分外夺目，运营方联手上海电影评论学会，共同打造电影文化绿洲。

胜利电影院（视觉中国）

影企有迹可寻

深入上海的大街小巷，现今还能寻访到若干与中国电影制片相关的旧址，物理空间的背后潜藏着不少轶闻，彰显上海所拥有的深厚电影历史积淀。

曾有人提出“一城电影”的说法，1949年之前摄制的三千多部国产片，80％以上出自上海，使上海当之无愧地成为中国电影业重镇。

夏衍先生回顾民族电影筚路蓝缕创业之艰辛，直言不讳“先天不足”。有一张早期拍电影的工作照流传至今，纪录上海电影起步于弄堂里搭置的露天片场。

弄堂里搭置的露天片场

从这张照片上可以看到背景中的民宅，以及阳台上晾晒的衣巾。当时拍影戏完全依赖自然光，因而早期影评作者惯用“光线清晰”的赞语。

画面里引人注目的是身穿长袍马褂的摄影师和身着西装的导演，这位导演很可能就是“半道出家”的张石川。

二十年代中期上海电影业畸形繁荣，涌现出120多家影片公司。市场大浪淘沙，逐渐呈现三足鼎立态势，即明星、天一、联华三家大公司。

明星影片公司由张石川、郑正秋等发起，成立于1922年,其厂标以启明星寓意电影启蒙，体现郑正秋的教化理念：“假若举世浑浑噩噩而无明灯之高烛,岂不人生有目等于无目？必有明星点点,大放光芒,拨开云雾,启发群盲。”

随着制片规模扩大，明星公司不断搬迁，1936年斥巨资在沪西枫林桥购地22亩，新建一座总厂，包括有声摄影棚，可以满足四部影片同时拍摄。

不料1937年“8·13”事变后，枫林桥被日寇占领。1939年11月15日，日本兵竟然在厂区内纵火，胶片爆燃迅速蔓延，所有建筑化为灰烬。明星公司成立十五年来累计拍摄默片、有声片、动画短片、新闻片二百余部，就此遭到毁灭性重创，这段痛史不容湮没。

在杨浦区荆州路上，2009年“国歌展示馆”和国歌纪念广场隆重揭幕。追溯历史，原址是1934年成立的电通影片公司，三位创办人是国产“三友式”录音机发明者，思想倾向进步，主要投拍左翼电影。

电通出品的第一部影片《桃李劫》，是中国电影史上第一部有声电影；出品的第二部影片《风云儿女》是抗战题材故事片，片中由田汉作词、聂耳谱曲的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日后成为新中国的国歌。

上海大学一名来自土库曼斯坦的留学生克丽丝深受触动，2021年制作短视频《新中国之歌》，迅速成为网络爆款，获得7000万点击量。

百代公司小红楼（视觉中国）

掩映在徐汇区衡山路绿地中的“百代公司小红楼”，始建于1921年，是一幢三层法式建筑，精致的平瓦陡坡屋面，四侧开“老虎窗”，拥有国内第一座现代录音棚。

1935年5月，《义勇军进行曲》在这里灌制黑胶唱片。

与此同时，《风云儿女》在金城大戏院公映，这家戏院位于贵州路口，向以放映国产片著称，在中国电影史上相继创下票房纪录的《渔光曲》（连映84天）和《一江春水向东流》（连映三个月），都是在金城献映的。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总理提议更名为“黄浦剧场”，并亲笔题字。2016年，黄浦剧场成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门厅的宣传语异常醒目——“《国歌》在此唱响！”

由此看来，《义勇军进行曲》在上海的红色叙事链是完整的，即杨浦摄制、徐汇录音、黄浦传播，这里就是响彻云霄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的诞生地。

目光转向徐家汇，这里有一处昔日称为“三角地”的区域，原名“殷家角”，上世纪四十年代联华、昆仑、文华等多家影业公司在此建立片场。

桑弧导演在《拍戏随笔》中有一段描绘：“徐家汇摄影场共有三只棚，最大的二号棚用钢骨水泥建造，算上海最优良的一只棚。其余两只用木材和砖瓦搭建，隔音设施非常简陋，每年夏天须雇临时工，阻遏蝉鸣和蛙叫的侵扰。下雨天两只棚的屋顶漏雨，有时恰处于摄影机和演员中间，镜头前就像挂了一串珍珠。”

新中国成立后，上海电影制片厂也在此扎根。

目前这里矗立着上海电影集团楼群和上海电影博物馆，保留了1960年代建造的“海上五号棚”，经常举办各类影事活动，传承上海电影的文脉。

《风云儿女》工作照（电通公司摄影棚）

影人的生活场

联华公司创办人罗明佑写过一篇《中国电影的广东精神》，文中罗列广东籍“银色战士”，如郑正秋、黎民伟、蔡楚生、胡蝶、阮玲玉、黄绍芬、郑君里等。

其实，宁波藉影人更多，有张石川、邵氏兄弟、袁牧之、应云卫、林杉、桑弧、徐桑楚、舒适、韩非、王丹凤等，浙江电影史收集达90多位。

那么，为何广东、宁波这两个地方并未成为中国电影人的集结地？原因在于上海具备了最适合电影业发展天时地利人和的优势。

诚如郑正秋所言：“中国之上海，犹美国之好莱坞。影片公司，星罗棋布；电影明星，荟萃于此。”中国第一代、第二代影人群体汇聚上海，珠联璧合，创作出《渔光曲》《大路》《神女》《马路天使》《一江春水向东流》《万家灯火》《小城之春》等经典名作。

不难联想，这么多电影人在上海生活和工作，至今留下哪些空间值得追寻呢？

以影人寓所来说，当年上海滩风行的电影期刊，时不时披露《明星住址录》《上海的几条明星弄堂》，以此满足影迷的好奇心。居住过著名影人的弄堂有：进贤坊（郑正秋）、日晖里（田汉）、业广里（夏衍）、花园坊（史东山）、明德里（王献斋）、延平邨（王人美）、元吉里（周璇）等等。

两位有冕、“无冕”影后的住址始终被跟踪，阮玲玉生前最后居住在新闸路沁园邨，关锦鹏导演的《阮玲玉》在此借景拍摄。胡蝶住地有四川北路余庆坊、巨鹿路四明邨等处，她和潘有声结婚后住在永嘉路。这些旧址目前有的已挂牌，成为独特的电影人文景观。

内山书店（视觉中国）

然而，尚有藏在深处鲜为人知的。虹口区山阴路口坐落着鲁迅生前常来常往的“内山书店”。这家书店的后门直通“千爱里”，由日商东亚兴业株式会社建于上世纪20年代，主要供日侨居住。书店老板内山完造居住过的3号，门前现已挂牌“内山丸造旧居”，标注他居住到1946年4月为止。

这里亟需补充一笔：当内山完造离去后，接着入住的正是著名导演蔡楚生和夫人陈曼云。

蔡楚生的作品“左翼”倾向明显，而陈曼云是负责中共地下党情报工作的，当年“白色恐怖”笼罩全城，夫妇俩深居简出，很少公开露面。此时《一江春水向东流》已经开拍，副导演郑君里每天早晨赶到千爱里，听取蔡楚生面授机宜，商定拍摄方案，随后赶回片场执导。

1948年年底，国民党特务机关在沪破获“李白电台”，潘汉年立即下令，陈曼云偕蔡楚生火速离沪撤往香港。其后的事态十分惊险，夫妇俩几乎前脚刚走，后门便闯进一帮特务，但已人去楼空，整个过程犹如惊险片。

千爱里3号后门（李亦中摄）

在闹中取静的徐汇衡复街区，文化名人寓所相当集中，目前建成“故居”对外开放的有三家。一处是著名编剧柯灵故居，位于复兴西路，1933年由中国建筑师奚福泉主持建造，建筑风格西班牙式。柯灵一生著述等身，1998年他为《上海电影志》撰序，以千字文叙百年影史，非大手笔不能为。

另外两处分别是巴金故居、张乐平故居，均为独立式花园住宅。巴金小说改编成电影的有《家》《春》《秋》《寒夜》和《英雄儿女》等；“三毛之父”张乐平的漫画更是热门IP，《三毛流浪记》《三毛学生意》《三毛从军记》相继被搬上银幕。

在影人社交层面，上海有不少咖啡馆、酒馆、饭店都留下电影人的传说。

在 1930年代，袁牧之、聂耳、赵丹、魏鹤龄等常到圣母院路（今瑞金一路）一家酒馆小酌，观察形形色色的小人物，酝酿创作出《马路天使》。评论家舒湮回忆说，明星公司编导夏衍、洪深、阿英、程步高等，习惯午夜相约四川北路“汤白林”咖啡馆，“往往谈笑之间，电影剧本的场景和镜头就商定了。”

位于南京西路一条弄堂里的“梅龙镇酒家”也值得一提，这家扬帮餐馆1938年开业，不久濒临倒闭，在文艺界进步人士资助下，由吴湄接盘经营。吴湄是电通公司、上海救亡演剧队的成员，梅龙镇酒家由此成为影剧界进步人士公开或秘密交往的首选之地。

影片的取景框

在上海市区版图上，龙华塔是最古老的建筑，相传三国时期（238-250年），孙权为其母所建；又于北宋太平年间重建（977年），塔身的宋砖保存至今。

龙华塔高40.4米，共七级八角，每一层上有檐，下有廊，檐角高翘，挂有风铃，塔顶塔刹高达8米，成为遐迩闻名的地标。

龙华塔（视觉中国）

这座千年古塔同现代电影艺术结缘始于1959年，上影厂开拍一部向新中国成立十周年献礼的故事片《聂耳》，导演郑君里要求影片造型基调“突出聂耳的乐观主义和浪漫主义”。

片中有一段重场戏在龙华塔顶楼拍摄，规定情景是聂耳（赵丹饰）和革命引路人郑雷电（张瑞芳饰）两人之间的离别，这两位演员激情表演的火候，达到了那个年代塑造异性战友情谊的上限。

龙华塔上上下下里里外外构成典型环境，尤其郑雷电身穿红色服饰赴约，摄影机从高处俯拍，只见龙华塔下情景交融，“万绿丛中一点红”，渲染了主人公不惧反动派白色统治，向往革命胜利的坚定信念。

就世界电影审美潮流来看，银幕空间和现实空间相互交融，相辅相成。

美国好莱坞电影注重“造梦”，从早期“黑玛丽”简陋摄影棚，到1930年代八大公司营建巨大的“梦工场”，偏好在摄影棚里搭置内景和外景（甚至海滩、沙漠）。而欧洲电影人更偏好实景拍摄，上世纪40年代，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电影崛起，纷纷“把摄影机扛到街头”。

实际上，上海电影人在1930年代摄制的《都市风光》《十字街头》《马路天使》等一批现实主义影片已开风气之先。乃至1982年在意大利都灵举行的“中国电影回顾展”上，意大利影评家卡拉西奇郑重提出：“新现实主义的故乡在上海。”

德国电影理论家克拉考尔认为：“电影按其本质来说是照相的一次外延，因而也跟照相手段一样，和我们的周围世界有一种显而易见的近亲性，可以说是一种特别擅长复原物质现实原貌的手段。”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跟着电影游上海”，从相关影片中关注上海留下的都市景观。

科学会堂（视觉中国）

举例来说，上影出品的中国第一部立体故事片《魔术师的奇遇》（1962），其中有场戏表现男主角到杂技团排练场寻亲，取景地是位于南昌路的“科学会堂”。

这幢建筑建于1913年，呈现法国文艺复兴风格，南向有一块大草坪。剧组正是在大草坪上开拍杂技演员练功的一组镜头，渲染趣味十足的“立体效果”。

1981年，桑弧导演率《子夜》剧组来到位于瑞金二路的“瑞金宾馆”拍戏。这是一座1926年落成的花园别墅，最初系英国探险家私人豪宅。新中国成立后曾作为国宾馆，于1956年接待来上海访问的印尼总统苏加诺。《子夜》中的“吴公馆”在这里取景，看中的就是这栋建筑的质地与民族资本家吴荪甫的身份气派相匹配。

《子夜》工作照

上海享有“万国建筑博览会”美誉，而外来客往往对本地的石库门建筑更感兴趣。位于陕西南路的“步高里”建于1930年，是目前保留较完整的石库门弄堂，共有79幢砖木结构民居，融合西洋联排房屋的布局，每幢有一方小天井，溢出浓浓的市井风情，先后吸引两位香港导演取景拍戏，即许鞍华的《上海假期》（1991）和李国立《股疯》（1994）。

步高里（视觉中国）

三月份召开的上海市旅游发展大会，公布了基于大数据的“上海全域文旅图谱”，拥有国家级和市区两级文旅资源数十项，包括各类休闲特色街区，但遗憾的是电影主题尚付阙如。

“影旅联动”的资源尚待挖掘，缺的不是景点，而是故事，亟需通盘规划City Walk打卡路线，“跟着电影游上海”，以此满足海内外游客的需求。上海作为“电影之城”，承载着电影故事、电影遗迹、电影史影像，值得温故知新，增强文化自信和传承，让这座“电影之城”焕发出持久的璀璨星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