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岔口”故事之九间房错杀张汉民（终 ）

长征“尾巴”

这位小战士之所以会“照顾”汪锋，主要是因为汪锋有机会跑而未跑。

部队夜渡丹江时，负责押解汪锋的这位小战士睡着了。

汪锋叫醒他，在他的押解下追上部队。

小战士问汪锋：你怎么不跑？

汪锋答道：红军是我的家，我回到咱们部队啦，为什么要跑呢？

小战士说：你是犯人哪！

汪锋说：我这个犯人将来会弄清楚的，我不是反革命，我是革命的。

这个情况，小战士向上级做了汇报。

有位领导问汪锋：能跑掉为什么不跑？

汪锋答道：如果从红军队伍中逃跑，以后无法证明自己。

戴季英

对张汉民遇害的情况，戴季英在1980年代的访谈中披露：“处决张汉民是经鄂豫陕省委讨论决定的”，“当时听汪锋说张汉民部有党组织，张汉民是党员，红二十五军负责人徐宝珊说张汉民部党组织是假的，张汉民是叛徒”，“省委书记徐宝珊、军长程子华找张汉民谈话，徐宝珊提出张汉民反动要枪毙，后由保卫部部长（又称政务科长）朱仰辛（兴）监督用刀杀掉。”

戴季英还说：张汉民被俘以后，在关押期间曾给汉中地下党写过几封信，找党的关系和证明人，但都没有回音。后因情况紧张，徐宝珊决定将其处死，杀于龙驹寨。

送出的信有没有回音，都救不了张汉民，因为二十五军对张汉民已经成见很深。

戴季英在西北局高干会上说过：关于张汉民问题，二十五军的同志认为他是叛徒右派反革命，据我们知道西安没有共党市委，就认为张汉民所说他与西安市委的关系，是右派叛徒市委，是张汉民等叛徒的党，认为他所说西安市委与陕甘党有关系，也是右派反革命关系。……。然而我们在思想上，从张汉民问题认西安市委与陕甘党有关系，而认为是右派关系的出发，就认为“陕甘有问题”，这样预先成见。

在给中央的报告中，吴焕先言辞恳切地写道：陕西党的阶级路线蒙糊，他们上层负责同志与法西斯蒂分子有经常的关系，如张汉民自认是二十二年加入法党，并布置有他的组织，利用党的关系，打入到我党而施行其反革命阴谋的破坏（陕西党内、红四军团及红二十六军中都有他派的布置）。陕西党的接头机关多在此种分子的家中，……，我们不是神经过敏诬蔑怀疑陕西的组织，确实党的无产阶级基础薄弱，大多是小资产阶级学生……不深入不刻苦下层劳动群众的工作，尽是上层阶级的活动，请中央审查他们的工作，并设法改造其组织，并防其奸细作用。当然我们不是说西安党无真正党员。

郭述申

郭述申两次从肃反中死里逃生，他对肃反问题的认识是非常深刻的。

在西北局高干会议上，郭述申一阵见血地指出：二十五军是有国焘路线的残余的。国焘肃反政策的一种思想——要推进工作、开展工作，中心的一环就是肃反，以肃反为推动工作的中心。……。国焘路线的并吞政策，表现在从个人主义、从局部的利益出发，从部分的利益出发。

二十五军系统非常抱团，在他们的集体叙述中，九间房虽有错杀，九间房战斗非打不可。

郭述申在1980年代的访谈中认为：（即使九间房真是非打不可），杀张汉民是不对的，不应杀俘虏，何况张汉民是共产党员。

汪锋

张汉民之死，以及一路跟随二十五军长征的跌宕经历，给汪锋留下巨大的心理创伤。

晚年之时，汪锋还常在梦中呼喊：“汉民！汉民！”

经汪锋、阎揆要一再向中央告状，张汉民等终获平反昭雪。

1942年12月，中央在《关于一九三五年陕北（包括陕甘边）“肃反”问题重新审查的决定》中明确指出：在陕南错误的处理张汉民。

1945年4月，中组部将张汉民列入《死难烈士英名录》，并在七大上追认张汉民为革命烈士。

二十五军军旗

据戴季英回忆：“省委书记徐宝珊同汪锋谈话后说汪锋是侦探，张汉民是反动分子，把汪锋扣留起来。”

汪锋自己总结的没有被杀的第二个原因是：陕西省委派来的人要求见我。一次，陕西党（实为姜旭初）派秋宏把一批文件送到红二十五军。秋宏来时，化装成农民，在杨家斜找到红二十五军。秋宏向他们打听我，并要求见我，他们同意了。这时，红二十五军还搞不清楚我究竟是不是反革命。

汪锋的总结没有抓住要害。

如前所述，鄂豫陕省委和二十五军对陕西党根本就不信任，但不知为何，他们还是允许秋宏会见汪锋。

汪锋作为“犯人”，一路跟随二十五军走完长征，他自嘲自己是长征“尾巴”。

7月2日，二十五军在山阳县袁家沟口设伙，全歼杨虎城部警1旅，俘虏旅长唐嗣桐。

战斗结束后，红二十五军再度转移到商县杨家斜休整。

7月初的一天，看管人员通知汪锋多打几双草鞋，

这时监管已宽松很多，汪锋可以和张明远说话了。

汪锋和张明远各打了一双草鞋。

第二天清早，一个战士把张明远打的草鞋交给汪锋。

汪锋问：这不是那个“犯人”打的吗？

战士说道：那个犯人放走了，给你穿吧。

汪锋凭着直感知道：坏了，张明远已被杀！

真正保住汪锋性命的是他的上海中央局军委特派员的身份。

吴焕先在给中央的报告中特地提及：由敌人便衣队中来一个自称中央军委特派员，名王烈君（汪锋当时的化名），使命是中央派来找陕西党的线索及张汉民部；据张汉民供，他是去年派到中央军委去发生关系。此人又无介绍信及证明，此人究属何种人？请示悉。

汪锋总结的他取得二十五军的信任的第三件事是：河南信阳道委派人来二十五军联络，联络人员证明他是上海中央局派来的，他认为这是关键。

信阳道委来人后，二十五军对汪锋的监管明显放宽，头上的“狗头帽子”取掉，也不用每天背上几十斤大米了。

待遇改善后，汪锋和戴季英、朱仰兴谈过一次话。

汪锋表示：杀张汉民是不对的。张明远是警3旅党的负责人，我离开陕南时把党的关系交给他了。我有问题，他也有问题。我既然没有问题，他也不应该有问题。

汪锋所说的信阳道委来人，即是原鄂豫皖省委交通员石健民。

石健民是吴焕先的发小，是老资格的鄂豫皖领导人。

他长期默默无闻地从事交通工作，成仿吾从鄂豫皖苏区到上海中央局汇报工作，程子华从上海到鄂东北苏区，都是经由石健民一路护送。

吴焕先向中央提交的报告也由石健民带走。

石健民赶到上海时，上海临时中央局已撤离，石健民想尽方法，不能找到接头人，只好慕名找到鲁迅，请先生代为转交。

鲁迅把这份报告和方志敏《可爱的中国》的遗稿，一起转交给宋庆龄。

抗战爆发后，石健民继续担任新四军交通员，被捕后牺牲在立煌县。

石健民历尽千难万险，于7月15日找到二十五军在终南山下的驻地。

石健民带来中央文件、密码本，以及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在川西会师的消息。

当晚，鄂豫陕省委在长安县沣峪口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立即率领二十五军西征北上。

汪锋继续以“囚徒”身份，跟随二十五军长征。

汪锋不知自己会不会在哪天突然被处决，他的恶梦不断，无法解脱。

二十五军行经周至秦岭山区时，押解的战士告诉汪锋：杀了一个人。

汪锋感到即将大难临头，为此惶恐数日。

直至建国后，汪锋也没搞清这次被杀的是张汉民部被俘人员，还是二十五军人员。

与汪锋一起被保卫部押解的劳役队中，还有300余名从鄂豫皖一路走来的被冤屈人员，他们的罪名多是“AB团”、“改组派”之类。

中央红军抵达陕北后，红十五军团军团长徐海东看到中央开始纠正陕北肃反，向毛泽东汇报二十五军还有300多名受冤枉的同志在服苦役。

毛泽东问徐海东：这些同志跟着长征一路，吃了很多苦，为什么还当“反革命”？

老人家要求徐海东亲自去给这些同志“摘帽子”，是党员的恢复党籍，是团员的恢复团籍。

徐海东传达毛泽东的指示时，被冤屈人员当场和徐海东哭成一片。

徐海东

7月下旬，二十五军抵达留坝县江口镇进行休整。

在整编部队时，因为鄂陕游击师师长阮英臣等8人不愿离开陕南家乡北上，二十五军再开杀戒。

得知二十五军在江口又杀了10余人，汪锋胆战心惊，非常担心自己被视为“累赘”而被杀掉。

9月12日，二十五军抵达陕甘边区苏所在地甘泉县下寺湾。

经陕甘边区苏负责人证明，汪锋获释。

汪锋的安心日子没过几天。

张汉民事件是陕北肃反的重要诱因。

就如郭述申所言：处理张汉民以后，就认为陕西的党不可靠，有许多右派、取消派，也就是反革命，是抱着不信任的态度进的陕北。

9月15日，二十五军抵达永坪，与西北红军会师，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军合编为十五军团。

合编后，朱理治、聂洪钧、程子华、徐海东、郭洪涛、戴季英六人召开座谈会。

座谈中，程子华、徐海东、戴季英介绍了在陕南围歼警3旅的情况，以及张汉民在被俘后交代的他与军委、西安党组织、二十六军之间的联系的情况。

据程子华回忆：张（汉民）供词内谈有不少学生在二十六军，这使我、徐（海东）、郭（述申）、戴（季英）对二十六军内部混入反动派动摇分子，已有成见。

朱理治本来就“怀疑刘(志丹)、高(岗)有问题”，听完程子华、徐海东、戴季英的介绍，更是觉得“陕甘边右派问题很严重”。

与会六人共同商定：立即开始“肃反”，重点在张汉民已有“布置”处，即红二十六军和陕甘边苏区。

“张汉民已有‘布置’”，真是一点都不冤。

如果不是不幸被错杀，张汉民就是当之无愧的陕西现代革命史前半部的见证人。

张汉民从驻守三原期间开始，一直和陕甘边游击队（后改为红二十六军）有密切联系，被誉为陕甘游击队的“模范运输队长”。

张汉民部被同志们称为“党的干部仓库”，他不仅秘密协助地方党和红军游击队工作,向陕甘边游击队提供枪支弹药，还向他们输送了不少干部。

1930年，上海中央局任命张汉民为陕甘特派员。

张汉民在西安设立三处交通联络站，为过境的中央派出人员提供便利。

令人扼腕的是，因为领导人成见在先，红二十六军、陕甘边苏区被他们和已被错杀的张汉民绑定在一起，成为陕北肃反的重点。

陕北肃反启动后，汪锋再次被捕，从下寺湾押解到瓦窑堡，投进省政保局监狱。

西北军委主席聂洪钧负责对汪锋的审讯。

因为戴季英已在陕南审过汪锋，已有汪锋的材料在手，聂洪钧对汪锋的审讯基本上是走过场，汪锋因此免受不少皮肉之苦。

汪锋被定为“AB团”，重新戴上“狗头帽子“，一遍一遍地写检查。

中央红军在吴起镇休整期间，保安独立营教导员龚逢春和营长马福冀赶到吴起镇，代表陕甘边游击队欢迎中央红军，向中央汇报陕甘边和陕北苏区的基本情况。

龚逢春就肃反问题作出特别汇报。

毛主席非常重视，当即下令“刀下留人”、“停止捕人”，派国家政保局局长王首道紧急前往瓦窑堡接管陕甘晋省保卫局，汪锋等被捕人员获释。

汪锋对17路军的工作被毛主席誉为“统战工作的典范“，他也因此进入老人家的法眼。

从陕甘晋省保卫局获释后，汪锋受命出使西安，代表红军与杨虎城联系、谈判，争取联合抗日。

在和杨虎城的交往中，汪锋最难自圆其说的是杨虎城的一个问题：张汉民是共产党，你们为何要杀自己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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