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骥才与文坛大家的故事（四）：与张贤亮的美国之行

与张贤亮的美国之行

（摘自《天生我才：冯骥才传》，杜仲华著，中国言实出版社）

1985年春，冯骥才接到中国作协通知：应美籍华裔作家聂华苓和她的先生、美国诗人保罗·安格尔的邀请，他将在8月赴美，在爱荷华（现译艾奥瓦）国际写作中心进行交流和写作，为期四个月。他很高兴，一方面去美国是一个梦，另一方面因为与他同行的是张贤亮。叶圣陶先生有言：在外旅行最重要的是伙伴。

爱荷华的聂华苓，在他的印象里很美好。因为她长期从事文学和绘画创作，代表作有长篇小说《失去的金铃子》《千山外，水长流》《桑青与桃红》等。他与丈夫合作创办的“国际写作计划”，邀请世界各地的作家和诗人参与其中，有力促进了国际文化交流事业，曾被300多名作家联合提名为诺贝尔和平奖候选人。

赴美的日子到了。冯骥才第一次横跨太平洋，来到大洋彼岸的旧金山，又从旧金山赶赴美国中部小城爱荷华。聂华苓亲自到机场迎接他和张贤亮。一见面便觉得像老友相逢。眼前这位烫着短发、鼻梁上架副金属框眼镜、充满活力、笑容可掬的女作家，怎么像个和气可亲的老大姐？是因为读过她的书，还是同为作家、画家，具有相同的天性和爱好？他来不及多想，便被聂华苓请上了她的小轿车。

爱荷华城区散落在一片大自然中，人在城中开车，不时会进入一片密林，车窗内外霎时笼罩在一片绿色的光影中，鼻孔中还会钻入一股好闻的松香和树叶的气味。聂华苓一面缓缓地驾车行驶，一面给他们介绍爱荷华概况和国际写作计划，好似散步聊天。

“你们看！”聂华苓忽然指向窗外。

原来，被路灯照亮的大树上，出现了一簇红叶，红得像花一般。

“哎呀，真好，这是今年我看到的第一片红叶，你们和秋天一起来了！”

到了爱荷华大学，冯骥才被安排在“五月花”公寓八层，与一个印度作家共用一个卫生间和餐厅。张贤亮住在同一层的另一个房间。冯骥才不用自己的餐厅，而到张贤亮的房间用餐。张贤亮坐过牢，吃的都是“大锅饭”，自己连鸡蛋都不会炒。这种事冯骥才最拿手，于是，每天烧菜煮饭，便自然落在他的头上。张贤亮因为有过挨饿的经历，所以特别怕饿。一旦冯骥才因写东西耽误了吃饭时间，张贤亮的电话便打过来了：“骥才，你还不饿吗？”

“你这个老财主，真会用长工！”冯骥才打趣道。

张贤亮是个厚道人，不好意思天天吃现成饭，后来竟学会用电饭煲烧饭，好平衡自己心里的不安。这家伙确实有可爱之处。

参加爱荷华国际写作计划的作家，来自不同国度，文化不同，语言不同，相互沟通和交流，离不开英语。但冯骥才上学时只学过俄语，后来一“反修”也停课了。他知道到了国外，不会外语寸步难行，便让在外语学校学英语的儿子冯宽，为他准备了一沓扑克牌大小的卡片，每张卡片上写一句中英文对照的日常用语，如“多少钱？”“请问这地方在哪？”“能借用电话吗？”等等，以备不时之需。张贤亮的功课做得比他充分：出国前，他请了一位家教，恶补了几个月英语，自以为比冯骥才强，所以常嘲笑他是“哑巴”和“聋子”。但他没有实战经验，逢到与外国人交流的场合，说不上几句便卡了壳，只有干瞪眼儿。这时，就论到冯骥才取笑他了。

最出糗的一次经历是，他们在美国东部的芝加哥机场乘机时，犹如进入一个巨大的迷宫，晕头转向，不知登机口在何处。飞机不久就要起飞了，两人心急如焚。张贤亮自恃认识几个英语单词，便叫冯骥才原地不动，他去寻找登机口。等他好不容易找到登机口，回来接应冯骥才时，发现他竟被两个漂亮的空姐用轮椅推着一路小跑，身后还有两个高大威武的警察紧随其后，帮他提着行李。再看冯骥才，一米九的大个子，一身蓝色风衣随风飘扬，气派而潇洒，像极了好莱坞电影中的中情局特工。就这样，他一直被送进机舱安顿到座位上。

“你行啊，享受国宾级待遇了！怎么回事呀？”张贤亮既艳羡又疑惑。

“哈哈，够派吧？刚才我在大厅里遇见两个警察，就拿出我的机票问他们从哪儿登机……”

“用中国话吗？”

“英语我哪行！我就一边哇里哇拉说话，一边比比划划，大概他们以为我是个聋哑人，属于应该特别照顾的残障人士，就找来空姐把我扶上轮椅，神气十足地上了飞机！”

“好一个绝路逢生，你的命真好！”

有一天，聂华苓邀他们去她家里聚餐。她家住在“五月花”公寓后面的小山坡上。走出公寓，沿着路旁一条舒缓的山路向上走，只约二十分钟便到她家了。这是一座乡村别墅式的两层木结构楼房，四周全是野生的花草树木。楼后是一片旷野，不时会有梅花鹿和小浣熊到她家觅食。小楼的一层是车库、杂物间和一个地上铺满羊皮的书房。爬上楼梯才是一间面积很大的客厅和餐厅，足可容纳三十多人的大party。人太挤时，推开房门便是一个带廊柱的大阳台，从这里可以远眺爱荷华河，一直看到它转向一片雾霭迷茫的远方。廊柱上悬挂着一串由长短不等的钢管组成的风铃，有风的时候，从很远的地方便能听到清脆悦耳的风铃声……

聂华苓的家不尚奢华，却陈设着各类书籍和艺术品。保罗·安格尔喜欢面具，一面大墙上挂满从世界各地搜罗来的奇异面具。冯骥才特意给他带来一个陕西宝鸡民间彩绘的狮面，保罗喜欢得不得了，转天便挂在墙上了。他与保罗语言不通，只能从他打招呼的音调里，感受他的热情与率真。但他们决不会因为语言不通而拘束，通过用“手语”比划也是一种交流方式。有时保罗一高兴，还会大喊一声：“Feng！”然后哈哈大笑。他外表是个结实的壮汉，性格却亚似老顽童，驾车很莽撞，做事喜欢自己动手。屋顶漏雨，他搬个梯子“噌噌”就上了房。保罗喜欢小动物。他经常在黄昏时分，手拿面包坐在后门，对着树林大声呼唤：“啌——啌——”，不久就有十几只浣熊从林子里跑出来，争相啃食他投送的面包碎块。那吃相可爱极了。

晚上，聂华苓准备了一桌丰盛的晚餐。放眼一看，都是地道的中餐，色、香、味俱全，其精美程度，胜过他在美国吃过的任何一家中餐馆！

“想不到您还有这么好的厨艺！”冯骥才不由夸赞道。

“别忘了，我是湖北人呀，我们的清蒸武昌鱼、排骨藕汤、粉蒸肉可是闻名遐迩呀！”

“是啊，咱们喝黄河长江水长大的，就是吃不惯西餐，看见这桌饭菜，就像回到家乡了！”

正交谈时，客厅里走进一位颇具绅士风度的老先生，戴着一副圆眼镜，唇上蓄着两撇胡须，微笑着向大家打招呼。

“今天，我要请你们认识一位重要客人——著名记者索尔兹伯里先生！”聂华苓向大家介绍说，脸上闪着光。

对冯骥才和张贤亮而言，这是一个意外的惊喜。哈里森-索尔兹伯里，举世闻名的美国记者，二战及战后大国政治的见证人、《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的作者，现在就站在他们面前。

相互认识后，大家落座，边吃边聊。索尔兹伯里最关心的问题，是如何看待邓小平先生，以及中国向何处去。很显然，这位见证过中国革命的美国记者，对中国人民是怀有友好感情的。因此，冯骥才和张贤亮结合自己的切身体验，直抒已见，表达了对中国前途和命运的信心，信心来源于邓小平改革开放的决心和力度。

在美期间，聂华苓组织了一些参观游览活动，如参观当地的机械化农场，游览密西西比河等。冯骥才和张贤亮还代表中国作协向汉尼堡的马克-吐温故居赠送了中文版的《马克-吐温全集》。冯骥才个人跑了两个地方，一是去纽约看望包柏漪，看到了他用一年时间为她临摹的《清明上河图》，被精心装裱在一个巨型镜框中悬挂在客厅里；又乘坐一架小飞机，到印第安纳看望他的小说翻译陈苏珊，很高兴自己的小说成为新时期最早出现在美国的中国当代文学作品。回到爱荷华后，冯骥才和张贤亮开始应邀四处讲学，哈佛大学、耶鲁大学、芝加哥大学、纽约大学、柏克莱大学、旧金山大学等，由此结识了不少华裔学者和美国汉学家。在与美国社会的广泛接触中，他愈来愈感受到中美之间不同甚至相反的价值观、历史观、人生观和文化观，为日后研究中西方文化比较学积累了经验。

不料这时，张贤亮却出事了。

原来，张贤亮出国前，将他新写的一部小说《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交给了《收获》。小说发表以后，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也遭到文学界的批评，女作家批评得尤其尖锐，称它为“黄色小说”。做为责编，李小林也坐不住了，在给冯骥才的来信中透露了这个情况，并询问张贤亮有何反应。此时虽已春回大地，人们仍然心有余悸。特别对张贤亮来说，1957年，他不就是因为一首《大风歌》被打成右派的吗?果然，他陷入了困顿，天天皱着眉头在屋里抽烟，与之前的风流倜傥判若两人。他在国内挨批的事也在“五月花”公寓传开，大家都关心他，安慰他，想对他伸以援手。

毕竟中美相隔太远，难以掌握国内的真实情况。于是，冯骥才便给王蒙打了个国际长途。王蒙接到电话很高兴——

“你们在美国生活得如何呀？”

“一切都好，只是听说国内批判贤亮了，我们有点担心啊！”

“哪有什么批判，争论呗。咱们的作品不是常有争论吗？”

“真的吗， 这些天贤亮压力挺大，头都抬不起来了。”

“告诉贤亮这家伙，越批越火，这下子他的小说畅销了，有大量稿费等他回来领呢！”

后来听说，巴金对这件事也表了态，认为《男人的一半是女人》是部严肃的作品，没有商业化倾向，也谈不到什么“黄色”。他老人家文学立场的纯正，思想的勇气和对真理的坚持，令冯骥才十分钦佩。

与王蒙通话后，他赶快跑到张贤亮房间，把王蒙的话对他讲了。张贤亮立刻双眼冒光，如释重负：“谢天谢地！谢天谢地！”第二天，他给大家念了一份声明，说他的作品在国内是正常的文艺批评，现在中国不搞大批判了，他是安全的，请大家放心。

这个风波就算过去了。

四个月的爱荷华之行结束了，又是聂华苓送他们到机场。冯骥才和张贤亮进了候机室，聂华苓忽然将手放在玻璃窗外，他俩把手放在里面，三人对齐手指，顿感一种发自内心的热量，穿透冰冷的玻璃彼此传递着……

十天后，他们到了夏威夷，在夏威夷大学做了一次演讲。行前，美国新闻局的一位官员宴请他们时问道：“你们觉得美国怎么样？”

冯骥才说：“美国是个裸体。”

美国人一怔：“很性感吗？”

“能叫我看见的和不能叫我看见的，我都看见了。”

“你回去准备写东西吗？”

“会写的。”

“这是我们期望的，你怎么写都可以。”

回到天津，他以中西文化比较的思维方式，写了一本书，书名就叫《美国是个裸体》，还自绘了漫画插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