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备盛德：青铜重器彰显千年礼乐文明

西周早期曾侯與甬钟(随州市博物馆藏)。

西周早期铜鉴缶(随州市博物馆藏)。

西周早期兽面纹方座簋(随州市博物馆藏)。

西周早期鄂侯四器(随州市博物馆藏)。 本版图片由四川博物院、成都博物馆提供

斑驳蓝锈，沉淀了几千年岁月的厚重；赫赫吉金，记录着一段段被湮没的历史……日前，“大备盛德——青铜时代的曾国与鄂国”特展在成都博物馆开幕。

这场汇集125件(套)青铜珍品的特展，一级文物占比高达66%。通过“鄂国”与“曾国”两个篇章，展览揭开两个消失在历史长河中的诸侯国面纱，再现中华礼乐文明的多元一体，展期持续至8月10日。

青铜铭文成江汉文化印记

鄂国与曾国在历史文献中记载寥寥，借由考古发现，得以重见天日。

1975年以来，湖北随州羊子山墓地先后发现多座西周墓葬，出土有多件“噩侯”铭文铜器，实证了鄂国的存在。而“鄂”在甲骨文、金文中多被写作“噩”，也是如今湖北的简称。

据考证，鄂国早在殷商时期就已存在，鄂侯曾位列纣王“三公”之一，与西伯侯姬昌齐名。周初，鄂国因辅佐伐商有功，作为异姓诸侯，南迁至随枣走廊(今湖北随州至枣阳间)，镇守周王朝南疆。随枣走廊正是青铜器铭文称为“金道锡行”的重要交通运输线路，是连通中原与江汉平原的战略要冲。

西周晚期，周王室衰微，鄂侯驭方勾结淮夷、东夷联合举兵叛周，侵吞周朝疆土。周天子下令大军伐鄂，甚至颁发“扑伐噩侯驭方，勿遗寿幼”的命令。最终，鄂国宗庙倾覆，鄂国遗民北迁至今河南南阳一带。但“鄂”之地名犹如青铜铭文，历久弥新，最终成为江汉沃野的文化印记。

本次展出的鄂国青铜器中，“鄂(噩)侯四器”尤为瞩目，分别为两件神面纹卣(yǒu)、一件神面纹尊与一件神面纹方罍(léi)。其上铭刻的“噩侯”二字，覆盖着瑰丽的蓝色锈蚀。

常见的青铜器锈蚀多为绿色，为何鄂国青铜器上呈现为蓝色？

成都博物馆工作人员介绍，青铜器是由铅、锡、铜等金属物质组成的一种合金制品，由于时间久远，或受空气，或在地下受到酸、碱侵蚀，铜器表面发生氧化或硫化，又因冶炼技术、胎色不一、埋藏条件等原因，使得其产生出绿、蓝、红、黄等各式各样不同颜色的铜锈。“鄂侯四器因受当地独特的地质、水质等埋藏条件的影响，部分器身表面形成蓝锈。”

此外，神面纹也是鄂国青铜器最独特的艺术创造，其在鄂侯四器中有突出表现，4件青铜器上均有神面纹装饰。与常见的兽面纹不同，神面纹整体更近似人脸，又带有神秘的特征。在神面纹卣上，弯眉由竖线组成如新月，宽大的鼻翼酷似人鼻，尤其那对眼睑结构近似人眼的双目，给人以亲和之感。

“纹饰虽繁复奢华却疏密有致，并表现出强烈的对称性与均衡性，带有鲜明的中原文化特征。”展览执行策展人王苒滢解释。

甬钟铜鉴缶再现古人智慧

距离随州羊子山西周鄂侯墓20多公里的叶家山墓地，则尘封了另一个诸侯国的历史——曾国。曾侯乙墓的考古发掘，使众多文博爱好者对曾国有了初步认知。

曾国与周王室同宗，其先祖南宫括乃周文王重臣，因助周武王克商，功勋卓著，受封立国。曾国历史自西周初年绵延至战国中期，跨越700多年。

走进曾国展厅，观众便能与曾侯與甬钟邂逅，这是目前除了曾侯乙编钟外发现的形体最大的青铜甬钟。钟身上170个字的铭文，完整叙述了曾侯與祖先的功绩，以及曾国与周、楚的关系，清晰记载着“佐佑文武”

的王朝风云。

展览中另一件体现曾国巅峰工艺的代表作是铜鉴缶。这件出土于曾侯丙墓的器物，具有冰酒、温酒的双重功能，分两层，中空部分可放置冰块，堪称古代的“冰箱”。

执行策展人周杰介绍，这件器物的美妙之处在于铸造工艺。鉴盖中间是镂空蟠螭纹装饰，非常繁复。器身满布错金三角勾连云纹，中间镶嵌绿松石。“哪怕时光流逝了2000多年，依旧熠熠生辉。”

在展览中，国宝级珍品曾侯乍父乙大方鼎展现周礼精髓；底部带悬铃的兽面纹方座簋，印证鄂国早期活动于黄河以北的特征；菱形勾连云纹铜敦等精美器物，暗合了展览主题“大备盛德”。

“《礼记》中记载：‘礼器，是故大备。大备，盛德也。’在夏商周时期，青铜器不仅是实用器具，更是精神层面‘德’的载体。”王苒滢解释，虽然鄂国与曾国历史发展各异，却在青铜铸造领域展现出相似的智慧——立足自身文化传统与地域因素，对中原青铜器的器类、铸造技术及礼制思想进行创造性转化，由此造出独具特色的青铜器物。鄂国与曾国的青铜文明，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文明的鲜活见证。那些精美的纹饰、独特的器型，不仅诉说着两国的历史兴衰，更彰显着中华文明兼收并蓄、多元融合的特质。(四川日报全媒体记者 张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