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炯明，不能简单用“军阀”两字概括，他的地位被远远低估

在近代中国的历史长河中，陈炯明是一个备受争议且常被误解的人物。长久以来，他被简单地贴上 “军阀” 的标签，其复杂的思想、丰富的政治实践以及在特定历史时期的作用，都被这一标签所掩盖，致使其在历史中的真实地位被远远低估。

深入探究陈炯明的一生，我们会发现他有着独特的思想主张与实际行动，其主政两广时期也有着不可忽视的政绩，而他与孙中山之间的矛盾冲突，也有着更为深层的时代背景与理念分歧。因此，以科学中立的态度重新审视陈炯明，有助于还原历史的真相，也能让我们从一个独特的视角去理解那个风云变幻的时代。

陈炯明思想主张

陈炯明出生于 1878 年的广东省海丰县，自幼接受传统儒家教育，还中过秀才，后考入广东法政学堂，接触到了西方的政治法律思想。1909 年，他当选为广东咨议局议员，并加入了同盟会，从此踏上了政治舞台。在辛亥革命时期，陈炯明积极响应革命，率领民军光复惠州，随后在广东军政府中担任要职，参与了一系列的革命活动。在 “二次革命” 和 “讨袁”“护法” 斗争中，陈炯明也屡建功勋，出任援闽粤军总司令，逐渐成为南方革命阵营中的重要人物。

陈炯明的思想主张中，最为引人注目的当属 “联省自治”。20 世纪初，“联省自治” 论在国内兴起，不同的人怀有不同的动机。对于一些军阀和政客而言，“联省自治” 不过是他们保存实力、割据地盘的幌子。然而，陈炯明似乎对这一理念情有独钟。

1918 年 12 月，他率领援闽粤军进驻福建漳州后，两次电辞广州军政府给他的福建省省长的任命，坚持 “以闽治闽”，并称 “以省长而论，则炯主张以民治民，非唯今日宣言，抑亦平生之宗旨。区区之愚，既不敢以福建为割据之资，尤不敢以省长为酬庸之具”，还认为 “炯主张以闽治闽，以民治民，盖地方分治之基，国家统一之法，悉原于是” 。

在闽南地区的两年多时间里，陈炯明致力于 “刷新政治”，试行地方自治。他推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包括发展教育、兴办实业、改善市政等。美国驻厦门领事凯利顿在 1920 年 8 月 31 日发往华盛顿的一份报告中，高度称赞陈炯明在漳州的政绩，称之为 “模范小中国”，并说 “陈氏…… 施行各种市政改革，他用的手段，近乎革命;但成效极佳，结果人民都感满意” 。一份德国报纸也评价陈炯明为 “东方一颗明星，正在发出光芒”。这些都表明，陈炯明并非单纯地将 “联省自治” 作为政治工具，而是有着自己的理想与追求，试图通过地方自治的实践，为国家的统一和发展探索一条新的道路。

1920 年 8 月，陈炯明奉孙中山之命回师广东，驱逐盘踞广东的桂军，并于 10 月 28 日攻克广州。11 月，陈炯明就任广东省省长兼粤军总司令。1921 年 4 月孙中山就任非常大总统后，任命陈炯明为陆军部长和内政部长。主政广东期间，陈炯明大力推行他所推崇的 “联省自治”。

1920 年 11 月，他发布《告广东父老兄弟书》，宣称 “今日以后，广东省者，广东人民共有之，广东人民共治之，广东人民共享之”。到 1921 年，全省 92 个县都推行了民选县长、议员。12 月 19 日，广东省议会通过了具有鲜明自治色彩的《广东省宪法草案》，声明 “人民在法律上一律平等”，规定对于中央政府的立法和行政，省政府拥有否决权和不承认权。

1921 年，陈炯明还创立了中国第一个建制市 —— 广州。1922 年 5 月，陈炯明发表《联省自治运动》一文，系统而完整地提出了 “自治”“联省”“联邦” 的政治纲领。在经济方面，陈炯明鼓励兴办实业，并对民资企业大力扶持，使广东成为当时全国经济发展最好的地区之一。在教育方面，他具有远见卓识，聘请新文化运动领袖陈独秀来广东主持公办教育，同时大力发展私人教育，推动了广东地区教育事业的进步。这些举措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具有一定的开创性和进步意义，为广东的现代化进程奠定了基础。

陈炯明与孙中山的矛盾根由

早年的陈炯明曾是孙中山的追随者和拥护者，在革命初期，两人携手合作，为推翻封建帝制、建立民主共和而共同努力。然而，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两人在诸多问题上逐渐产生了嫌隙。当孙中山规定中华革命党党员须向领袖宣誓效忠，绝对服从，还要打手模指印时，陈炯明认为这有损人格，拒绝执行。

1921 年 4 月，200 多名议员召开非常国会，在孙中山坚持实行记名投票要求下，表决通过了《中华民国政府组织大纲》，大纲规定大总统的产生和权限，却没有任期，一切政务、军务、内阁任免等均由大总统一人独断，孙中山被选举为非常大总统。

此举遭到陈炯明的反对，他认为依总统选举法，总统应由两院联席选出，出席议员至少达到全部的 2/3 即 580 人，才能举行总统选举，此时广州旧国会议员只有 200 多人，还不够原众议院人数的一半，而且实行记名投票存在问题，质疑 “这和之前北方毁法，又有什么本质不同”，并拒绝参加就职典礼。自此，二人政见分歧开始明朗化。

而孙中山和陈炯明的矛盾最终在坚持还是反对北伐的问题上总爆发。孙中山主张通过北伐，武力统一中国，建立一个中央集权的国家;而陈炯明则认为，当时中国的首要任务是进行地方自治，通过各省的自主发展和联合，实现国家的和平统一。

1922 年 6 月 16 日，陈炯明部下叶举围攻总统府，炮轰孙中山寓所，制造了 “六一六兵变”。这一事件成为两人关系彻底破裂的标志，也使得陈炯明被孙中山的支持者视为 “革命叛徒、民国罪人”。但从更深层次来看，这一声炮响的背后，是孙、陈二人对 “如何统一中国、如何治理中国” 观念的巨大分歧的总爆发。

陈炯明在孙中山逝世后，亲拟了一副挽联致悼：“惟英雄能活人杀人，功罪是非，自有千秋青史在;与故交曾一战再战，公仇私谊，全凭一寸赤心知。” 挽联中表示，导致自己和孙中山一战再战的是 “公仇”，而非个人恩怨，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陈炯明对两人矛盾的看法。

“六一六兵变” 后，陈炯明与孙中山彻底决裂，他在广东的统治也逐渐走向衰落。1925 年，广东革命政府举行了两次东征，旨在讨伐陈炯明。第一次东征在 1925 年初进行，沉重打击了陈炯明的势力。

第二次东征于 1925 年 9 月展开，此时陈炯明趁滇桂军阀叛乱之机，派林虎、洪兆麟、叶举等部兵分三路，进占海丰、陆丰、紫金、老隆等地，并于 9 月 16 日由沪抵港，筹划进犯广州事宜。然而，在东征军的英勇作战下，陈炯明的部队大部被剿灭，其势力被彻底逐出广东。1926 年，陈炯明兵败后隐居香港。

在香港期间，陈炯明依然关注着国家的局势，他在穷困中写下《中国统一刍议》，进一步阐述了他的 “联省自治” 思想和对国家统一的思考，试图为乱世中的中国寻找一条出路。尽管他的政治影响力已大不如前，但他始终坚持自己的政治理念，未曾放弃。除此之外，陈炯明还将美洲致公堂改组为中国致公党，与中国共产党合作抗日，直至今日都是参政党之一。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人企图拉他下水，他则反过来要求日人归还东北三省。日人拉拢不成，仍赠他8万元支票，陈炯明在支票上打叉退还。

如何评价陈炯明

但陈炯明忽视了军阀个人的私欲，并非每个手握重兵的军阀都愿意像他一样实行民主。所以“联省自治”的主张，注定只能成为历史的泡影。1933 年 8 月 22 日，陈炯明在香港病逝。据称其逝前索笔，口中还连呼 “共和” 等语。

陈炯明的晚年颇为穷困潦倒，甚至连棺材都买不起，最终用的是老母亲的寿材。他的离世，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然而，他所留下的思想和政治遗产，却值得后人深入研究和反思。

陈炯明不能简单地被视为一个普通的军阀。他有着自己独特的政治理想和追求，虽然 “联省自治” 的主张在实践中面临诸多困境，且其与孙中山的矛盾冲突对革命事业产生了重大影响，但他在地方治理、教育发展、经济建设等方面所做出的努力和取得的成绩，不应被忽视。

在评价陈炯明时，我们需要摒弃简单化、片面化的观点，以科学中立的态度，将其置于特定的历史背景中进行全面、客观的分析。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加准确地认识陈炯明这一复杂的历史人物，也才能从他的经历中汲取更多的历史经验和教训，为理解近代中国的政治变迁和社会发展提供更丰富的视角。